【转贴】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赖茂功

黄定光 · 发表于 2008-9-18 12:39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四十一）
1929年秋天，勤于觅邮访友的姜治方从日本东京回到上海。此时父亲姜济寰已被国民政府委任为“行政院参议”，住上海薛华立路，过着厚禄清悠的生活。五叔姜浚寰在法国巴黎办厂，收入甚丰，决定资助姜治方去巴黎读书。姜治方在上海办理赴法护照，等待出国期间，又开始了他的集邮访友。他首先想到的是去中华邮票会拜访周今觉会长。
周今觉次子周熙良与姜治方旧友蔡鸿干原是大同大学的同班同学，姜便约蔡一道先找周熙良，再访周会长，不巧，周熙良已去英国留学了，姜治方未能与周会长谋面。
姜治方未能见到周会长，却找到了中华邮票会的英文书记叶颂蕃；“当时，叶已年过半百，瘦长的身材，高度近视眼。叶出示他的邮册供我欣赏。真不愧是邮票会的骨干，他的邮册系外国进口，纸质优良，邮册中珍品满目：‘大龙”票光齿。毛齿全套新票，小龙，票光齿、毛齿皆全，蟠龙楷字宋字票至五元一应齐全；还有些‘大龙’阔边旧票和万寿红印花等。叶颂蕃特别指出，蟠龙壹分票壬字头错体票在一个四方连内，尤为难得。周今觉在《邮乘》中曾两次著文谈过此票，提到蟠龙壹分票壹字三横，继又改称'壬’字头云云，我总莫名其妙，看了叶集中这种变体，才恍然大悟，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姜治方：《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
姜治方又到上海蓬路142号访103号中华邮票会会员、希腊籍邮商巴巴泊罗(S．A．Pappadopulo)。巴巴泊罗经营的司蒂芬邮票公司是二三十年代上海的著名邮票公司，其经营规模从《邮乘》三卷三期(1929年7月出版)的广告上可见一斑：“本公司于远东及各国邮票有极丰富之存储，并出售各项邮具、邮册、胶纸、票钳、放大镜等，种类极多，并可代向外洋定购。华邮、客邮、商埠票等皆贴有选票薄，任客选取，定价低廉，并可代配各种全部邮集。此次上海广州间第一次飞行信封，本公司有三戳具备者，廉价出售。本公司主人自漫游欧陆归来，所得华邮珍品极多，以供高等集邮家之选择，并愿以高价收买各种邮票及大部邮集，欢迎面洽。”
姜治方回忆：“在上海，我还到了一对希腊夫妇开设的司蒂芬邮票公司，他们夫妇能讲英语和法语，我当时正学法语，便以法语交谈。我以在长崎发寄的日本全国通航封，与其交换得广东航空处长张惠长驾驶‘广东号’飞机开辟的上海——广州首航封，这种封面只贴普通票四分，并未照航空邮资收费，日期为1928年12月17日”。
姜治方还按《申报》广告栏所示，按时赶到北四川路鲁意师摩洋行参加邮票拍卖。以七元之价拍得“大龙”光齿票一套3枚，其中三分、五分是新票，一分是旧票。这是姜治方首次买进大龙邮票。
姜治方早年曾按《邮乘》上的广告向苏州的五洲邮票社函购邮票。在上海，姜治方又见到一家五洲邮票社，社主是第79号中华邮票会会员，江苏籍邮商徐子珊(Z．S．Zee)。徐子珊早年在上海城隍庙摆邮摊，以经营零星西邮为主。后在法租界敏体尼荫路锦余里31号经营亚洲邮票社，为人和蔼可亲，虽集邮名家亦乐与之交往。姜治方闻讯，亦前往拜访：“在四川路，我还到过设在一家钱店内的五洲邮票社(与苏州五洲邮票社同名)，店主叫徐子珊。我将徐子珊所有的盖各种不同邮戳的明信片全部买下，其中有张盖福州民国三年国货展览会橄榄形特戳的明信片，颇为稀少，当徐子珊得知我即将离沪去欧时，在我登舟前夜，来到我寓，交付一包包括一次、二次航空，统一、国葬等一百多套旧邮票，托我到巴黎香槟公司换取外国邮票”。
1930年夏天，姜治方到达巴黎后，便受徐子珊之托，去拜访世界著名的香槟邮票公司。
“一条不算太长的街上，邮票店却有十余家。香槟公司的门牌为十三号”，“独占着一栋三层楼房的香槟公司，底层门面橱窗，布置得雅致堂皇，里面摆满了集邮用品、大小邮册、邮票年鉴、各国货币以及插票活页本等，邮票只陈列极少一点点。楼下柜台招揽生意的都是男店员，专卖集邮用品和年鉴”。
“买卖邮票则请登楼。二楼分两间：一间专卖邮票，另一间则收购邮票，专卖间里，一位女店员，靠壁有两个大保险柜，一人多高，四层，每层都直摆着活页插票本：顾客买邮票，只能坐在柜台外面与柜内女店员洽谈。整个柜台仅可容坐四人。顾客需看某张邮票，报出国名与号码，由女店员按号取出，而不能动手翻阅泛览。这条规矩与其他邮票店不同，珍贵邮票和实寄封，则由另一女店员经营”。
“收进邮票的一间，也全部是女店员。我告来意，说有些中国航空邮票和中日首航封片，想交换中外邮票。其中一位马上离坐，进去喊出一肥胖高大的男人，自称就是香槟。他跟我见面后，邀我再上一层楼，到一间更为精致阔气的客厅稍坐。当时客厅里正有两个人围桌谈话。香槟对其中一位打个招呼就出去了。我四顾客厅，里面一张书柜，都是各国邮票年鉴。香槟年鉴从1896年创刊号直到1930年，一期不缺。我后来购得一本1930年的年鉴，仔细研究。几分钟以后，出去一人，剩下香槟打过招呼的那位先生，自称M君，将我带来的中日两国首航封及中国一、二次长城航空邮票仔细阅看，他很感兴趣，交易顷即谈成”。
姜治方在法国先在巴黎和第厄甫补习法文，后移居比利时鲁文和列日城，1932年考入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攻读政治学。不论在法国或比利时，在学习之余，他都念念不忘集邮，走访邮票公司、邮票商店，光顾露天集邮市场，结识了不少法国、比利时集邮家，并参加了法国封片集邮协会、列日集邮协会、北京皇家集邮协会、比国集邮交换协会、航空集邮协会、封片集邮协会、阿波荷集邮协会等，是中华邮票会在海外参加外国集邮协会最多的会员。
姜治方虽不远万里赴欧求学，但仍保持与中华邮票会和同好会员的通讯联系，随身带有会员陈复祥和卢赋梅合编的、由苏州卢义思邮票公司出版的中文邮票目录《中国邮票汇编》，希腊籍会员巴巴泊罗编辑的、由上海司蒂芬邮票公司出版的英文华邮目录。姜治方在巴黎购得香槟邮票目录后，两相对照，增长了不少见识。“我发现，这本赫赫有名的法文世界邮票年鉴中，所刊华邮部分，原来如此简单粗糙，不少错漏。中国大龙邮票，本分三期发行，第一期1878年，即薄纸(光齿)票；第二期是1882年发行，邮票面积比第一次票面每边各大两毫米，为26 1/2x29 1/2，即俗称阔边票；第三期在1883年发行，即厚纸票，邮票面积与第一期接近，后期因所打齿孔模糊不清，又称粗齿或毛齿票。卢义思目录及司蒂芬公司的华邮目录均将大龙票一分、三分、五分银三枚组分三期，用九个号码列出，而香槟目录则将大龙票统统列为1878年，序一至三号；以后因为阔边票与光齿票价格相差悬殊，才添1a、2a、3a三个附号，价目亦另行列出。”“华邮奇珍异宝甚多，区别细微，价格迥异。这对中国古邮，大小龙、万寿票等，接触甚多，一见即能辨别版式、真假，以我的华邮专识，掌握着粗糙简单而负盛名的香槟目录，当然给我带来许多便利。所以我在欧洲大陆二十多年，购买或交换邮票都以香槟目录为准。”
姜治方在一次上当受骗购进假票之后，放弃外国邮票的收集，专集中国邮票。他几乎走遍了比利时的邮票商店，参加各种邮票拍卖，与各种职业的集邮家打交道，集邮大有长进，收集了大量华邮珍品，1933年，比利时航空集邮协会在布鲁塞尔举办航空集邮展览，有比利时、瑞士、中国等国家的近20位集邮家参展。当时在布鲁塞尔大学读书的年仅26岁姜治方参加了邮展。经过评审，姜治方送展的《中国首航封》邮集获得银牌奖，这是中华邮票会会员首次参加世界邮展，也是中国集邮家首次参加在国外举行的世界性邮展。姜治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原无意去参加展览，但经航邮会长一再怂恿，就把自己收藏的中国首航封送展，匆忙之中，也来不及在邮册上写说明文字，我将邮册直接送展，里面插着用玻璃纸袋装着的中国首航封，我的邮册放在一个特定小桌子上，参观者可随意翻阅，仔细品评。展览会评选结果，我居然荣获银牌奖，真是大喜过望。我这次送展的首航封，有1921年北京至上海，上海至北京、北京至济南之间，1925年郑州至洛阳之间，以及1928年上海至南京等航线。我的郑洛首航封，是1925年5月1日运寄件。5月l日上午七时，由郑州开航。所有携带之邮件，均盖有紫色纪念大圆戳，上列‘航空邮运’，下书‘郑洛通航’，旁具‘纪念’二字，中刻年、月、日。此外另盖‘由飞艇寄’副戳”。
同时参展的有瑞士S君送展的瑞士首航封；D君送展的齐柏林首次飞渡大西洋航行各国的实寄封片；F君送展的比利时首航封片等五六部首航封邮集，其余的送展各国航空邮票。年青的姜治方送展的邮集能脱颖而出，荣获银牌奖，不仅为中华邮票会争得了荣誉，也为中国集邮家争得了荣誉。

黄定光 · 发表于 2008-9-18 12:39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四十二）
中华邮票会早期的美国籍会员有任乐德(26号)、唐美森(38号)、W．C．Lowdermilk(39号)、H．R．Cooper(41号)、薛多尔(46号)、濮累马(49号)、施塔(63号)、H．H．Morris(70号)、梅赞文(72号)、G．J．Smidt(83号)、麦克福(87号)、鲍克(102号)、帕森司(110号)、尤勒?克莱思(132号)、菲纳根(140号)等15人(至1931年止)。
上述美籍中华邮票会会员中，以施塔和菲纳根最为有名。
菲纳根(Edwin H．Finegan,1882-1947)又译作芬尼根。1882年4月24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早年在家乡从事商业活动，经营家具，曾服务于霍乐克斯书桌公司，负责推销业务，待人平易、和蔼、有礼，从不与别人争论。
菲纳根约在1915年前后，几乎与施塔同时开始收集中国邮票，那时全美国大概仅二三人专集华邮。菲纳根曾写道：“笔者幼时即嗜集信封，其时之程度不若今日也。曾忆及为收集中国信封，与一洗衣华人相交结。隔数月，此华人赠余一信封，上贴香港十仙票一枚，美丽之厦门邮戳在焉。初固不明其原委，数年后方悉中国寄外国之信件不贴华邮之原因。”(菲纳根著《中国早期之实寄封》原载美国《中国飞剪号》1939年第三卷第四、五期，T．H译。载《邮友》第26期．1949．2．15)
在20世纪初期，美国人很少有华邮集邮家。当时菲纳根委托美国各地邮商为他物色中国邮票，邮商都很乐意为他效劳。菲纳根以较低廉的代价，便购得了大批中国早期邮票和实寄封。
为直接和中国集邮家打交道，购买华邮及获得中国集邮信息。菲纳根于1928年春，加入在上海的中华邮票会。据1928年至1931年该会编印的《会员录》载，其通讯处为：706 Parkway East Utiea N．Y．U．S．A；其收集范围是：China Alsotresty Portsand Forelga Offees。
菲纳根对中国邮票实寄封情有独钟，认为其至少有四大特点。菲氏写道：“首先，华邮早期票之颜色最为动人，图样最含古典寓意，制印又为东方技术，并未经过欧美印刷公司之作品也。其二，信封上之邮戳种类，最为复杂，或为椭圆形，或则村镇信柜戳，或则附有英文或年份地名者。每一转口地点，辄有英文邮戳，到达地又有邮戳。陆运或水运，由于邮差或帆船、轮船、铁路寄递，均易发现。其三，由于海关邮政不为国际邮盟所承认，寄往国外之信件，例须在转口地重贴各该地的邮票。英、日、法、德、俄及美国在转口处各有邮政设施，混合信封及各色之邮戳具陈，尤其自中国各乡镇寄至国外之信封，趣味无穷。亦有在华之德商由法国邮局寄往德国之信件。或则牛庄一教会寄信到美国之波司顿，而由日本轮船自上海运送至旧金山，再由该处与美国邮局者，后者因日本在国际邮资仅须付半价，较之美轮运送为贱，凡此邮资之差别及离埠之日期、在途之日程，均可在此信封上觇见之。最后，但并非最弱之理由，则为中国政府与客邮之奋斗史。外国在中国之客邮，全为外人之自私动机。此外国邮政直至1922年华盛顿会议时始撤废。在此以前之客邮史，可成一长篇之巨著。1922年底前各商埠寄往国外之信件，可不必经过中国邮政之手，直接由各势力范围之外国邮局寄递。如烟台有日、俄及法国邮局；广州有英、法邮局；上海则有俄、英、法、日、德及美国邮局。此等邮局即与中国政府相竞争。中国人何时有中国之实寄封乎?无怪迫使他人生此疑问也。”
菲纳根所藏所见大龙邮票实寄封主要有：
1．1880．3．15，天津寄德国Wiesbaden，贴三分银及五分银，又法国35分票。2．1881．2．19．牛庄至苏格兰之爱丁堡，贴一分银及五分银，又法国5分及30分票。3．1881．11．13．北京至德国慕尼黑，贴三分银三枚，又法国10分及15分票。4．1881．4．28．天津寄美国纽约州，贴一分银二枚及五分银，又日本五仙票。5．1881．9．14，牛庄寄美国波司顿，贴一分银三枚及五分银三枚，又日本10仙票。此信系超过半盎司之平信。6．1881．12．27，天津寄美国哈德福，贴一分银二枚及五分银，又日本五仙票。7．1882．7．17，天津寄美国汇司非尔，贴一分银二枚及五分银，又美国五分票。8．1882．8．30，天津寄美国汇司非尔，贴一分银二枚及五分银，又美国五分票。9．1881．1．L9，北京寄美国纽海文，贴三分银二枚，又日本五仙票二枚。10．1885．6．10，北京寄瑞士培恩，贴三分银三枚，又法国25分票。11．1885．8．12，北京寄瑞士培恩，贴三分银三枚，又法国25分票。12。1886．9．11，天津寄德国勃里门，贴三分银三枚，又法国25分票。
菲纳根20余年坚持不懈专集中国早期票，要集不同刷色的四方连，新旧皆需。因财力雄厚，他集邮进展很快，收藏丰富，至30年代中期，其邮集已洋洋大观，如各种大龙邮票合计达1200余枚，各种清代邮票的中缝漏齿也有100件以上，其中还有得自赫德遗集的。但菲纳根与施塔不同。他有个毛病，就是从来不将自己的藏品公开展出，使许多集邮者感到遗憾，许多集邮家还不知道他有如此丰富的集邮珍品。
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殃及菲纳根。1937年菲纳根因经营失利，迫使他将邮集拍卖。菲氏华邮集交由伦敦的哈默?洛克公司于1937年10月14日、15日分组拍卖，拍品共达765项。由此，中外华邮集邮家才从拍卖目录上知道菲纳根丰富的华邮珍品竞如此精彩。
菲氏华邮集主要珍品简述如下。
红印花小字当一元新票1枚。未加盖原票1枚。小字4分、当五元正票及倒盖各1枚。小字2分倒盖8方连(4×2)，下2枚兼覆盖。小2分倒盖4枚。
大龙邮票：1分银黑色印样1枚，无齿有胶1分银全张1件(系赫德原物)，存世仅2件。1分银试印于白色透明白纸上，上右角4方连带版边。薄纸1分银深明绿色20方连。3分银试印票，上右角4方连，下右角4方连及上左角4方连：薄纸3分银25枚新全张带版边。另有4号刷色不同的3分银25枚全张。3分银无齿无胶25枚全张。5分银试印于白色明薄纸上，下左角4方连。薄纸5分银橘黄色25枚新全张。5分银橘黄色上右角无齿4方连。阔边1分银6方连及双连。阔边5分银新上品及7枚刷色各异的中品。厚纸1分银中缝漏击、无胶。厚纸1分银20枚全张，四周带版边(沃辛顿收藏)。厚纸3分银双连中缝漏齿(勒夫收藏)。
小龙邮票：毛齿1分银、3分银、5分银各40枚全张。无水印1分银、3分银、5分银右上角4方连无齿。1分银、5分银、3分银直横双连中缝漏齿旧：5分银复印。5分银12方连(4x3)直缝漏齿销天津兰色邮戳(目录原注：世界孤品)。
万寿纪念票：黑色硬纸样票全。彩色试印于极薄条纸上全。1分银(橘红色)6方连横连缝漏齿(2x3)。9分银含对倒6方连横缝漏齿。再版票全套(多出6分银、9分银各1枚)。再版票4分银、5分银、2钱4分各4方连。小宇3分银改半分横双连中缝漏齿。小字1钱2分改1角4方连横缝无齿。9分银改1角倒盖新、旧各1枚，新票下端缺1齿。小字3分银改半分(横双连)、2分银改2分、9分银改1角复盖各1。大字长距中，初版2钱4分改3角“30"右移变体，3分银改半分4方连含1枚缺大变体，2钱4分改3角30与Cents距离2毫米变体，再版2钱4分改3角4方连含“叁”字异体1枚。大字短距中有：初版2钱4分改3角，3分银改半分倒盖，2分银改2分、4分银改4分、9分银改1角倒盖各1枚。
“民国四珍”中有北京老版2元“宫门倒印”及帆船4分改3分倒盖各1枚。
当年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集邮家购买力很弱，菲氏华邮集中的诸多珍品，仅拍得3900英镑。最感兴趣的中国集邮家，因抗日战争爆发，国内战火连天，大多无心顾及菲集拍卖。除红印花小字当一元被中国华侨邵先生拍得外，绝大部分拍品落入外籍华邮集邮家手中。在上海的英侨集邮家德铿拍得其中万寿大字短距2分银改2分倒盖1枚(75英镑)，万寿9分银改1角倒盖旧票1枚(32英镑)，万寿初版大字长距2钱4分改3角“30”右移变体1枚(21英镑)，帆船4分暂作3分倒盖1枚(20英镑)等少数几件。而菲集大部分拍品均落入英国集邮家台维德之手。当时，台维德正对中国邮票发生浓厚兴趣，正合胃口，加上拍价不高，使台氏欢喜一场。
菲纳根华邮集拍卖后仍集邮不辍，仍热心收集研究中国邮票和实寄封。并对中国快信邮票倍感兴趣，多方收集。不久，菲纳根又编组了一部《中国古信封》邮集，对封上的邮戳、邮资、邮路等变化进行深入研究。
菲纳根至晚年仍对华邮乐此不疲，积极参加美国邮票会中国小组的活动。1947年9月29日，菲纳根患胆囊炎在美国纽约逝世，享年65岁。

黄定光 · 发表于 2008-9-18 12:40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四十三）
在15名美国籍中华邮票会早期会员中，自署邮商者有二人，一是46号薛多尔；二是132号尤勤?克莱恩。而26号任乐德则署集邮家兼邮商，72号梅赞文署集邮兼营业，其余11人皆署集邮家。
薛多尔和克莱恩均是集邮史上著名的邮商。
薛多尔（Theodore Siddall，≈1880-1935），美国人，年轻即来华，约在1910年即在上海经营邮票买卖，并先后加入外侨组织的上海邮票会和中国人组织的中华邮票会。1988年4月，《上海集邮》曾披露一件贴有上海邮票会会花，由薛多尔于1923年10月19日由上海西华德路第6邮政支局寄给在美国费城尤勤?克莱恩收的挂号实寄封，这个实寄封尺寸较大且超重，可能附寄了不少集邮品。从中还可知，薛、克两位邮很早就有往来，相互交换买卖美国和上海两处邮品。
薛多尔在中华邮票会成立当年就入会，其通讯处为上海昆山路花园弄15号（15 Park Lang Shanghai）后迁20 passage 103 Rue Stamislas Chevoleer Shanghai（1930、1931），经营买卖世界各国邮票。在其会刊《邮乘》二卷四期刊有薛氏广告：“分类选票簿，有每票一分、二分、三分、五分、一角五种。每一分簿，其中皆每枚一分之票，有一千五百种不同样，在美国目录中，只有四百余种，其价低至美金一分者，而余则只取英洋一分。有许多值美金八分之票，亦标一分之价，其廉极矣！又华邮贵票，亦有多数出售，且愿出价买进。”（1926.12.30出版）
薛多尔早在1925年就编印英文版的中国邮票目录，是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的标有邮票价格、供集邮者专用的中国邮票目录。集邮家张赓伯介绍说：“中国之有邮票年鉴，似以薛多尔氏之《Catalogue of the Stamps of China and Chinese treaty ports》一书为最早，发行于民国十四年，图解鲜明。彼时之票价奇贱，大龙全套新票只墨银八元二角半，旧票仅六元。大龙无齿全套为七十五元；尤寿日版全套不足十四元，上海版全套亦不过一百二十元；日版帝国一次则为五十元；北海票约五十元左右，两全套临时中立新票为一千一百余元。红印花小一元只标价五百元，小四分只四十元。当五元为八十元，当五元倒盖为一百二十元；西藏票全套为五十元。以上列举之价，为目录价，实际市价，尚有一八折或九折可打，彼时票价如此之贱，然国人专门目光搜集本国邮票者，不足十人，大部分佳票均为碧眼儿捆载以去，思之宁不可惜”。
薛多尔对邮会活动甚为热心，1927年春，曾致函会长周今觉，讨论红印花加盖票问题：“第二卷第四期《邮乘》所论三分红印花，极为有趣而精审。余之目录，若下次再版时，当根据尊说而改正之。小二分票约在六年前，余曾经售去一个全张，实为一百枚，在其左边半张内，三个变体全具。可以看出是迭印五次而成者。其中凡奇行皆无变体，而三个变体（即倒S、半点、无点三种）皆在偶行之中，如第二、四、六、八、十各行是也，故在一全张中，每一种变体，有五次发现。余在当时，对于此全张不甚重视，由今思之，则实有重大之价值也。（下略）”周今觉在复信中写道：“得尊示，证明《华邮图鉴》小二分全张百枚之说，为信而有征，为之大喜过望。但阁下所云‘倒S及半点’两变体在一横排上，必是误记。余有八个大方连，又曾经亲眼见过十余个大方连，其点皆在第五，而倒S皆在第十五，同一直行，而不同一横排。《图鉴》所说，丝毫无误也。至无点变体，乃是印刷时所漏，与版式无关，故时有时无，而无一空之位置也。”（载《邮乘》三卷一期，1927.6.20）
薛多尔系残疾人，是个瘸子，但他对集邮活动颇感兴趣，每有邮会，必拄杖而至。薛氏有较高邮识，为人直率，与中国集邮家多有交往。著名集邮家的文章，对薛氏多有记述。
周今觉在《园寿庐脞录》文中写道：“薛多尔在沪业邮二十年矣，去年以枪毙某西人之猘犬，涉讼公庭，一怒返国，临行时流涕，向人谓将不再见沪滨诸友。盖薛患偏废多年，举步艰难，远涉重洋，来去匪易也。乃近忽翩然归来，仍理旧业。昨在司蒂芬处晤见，精神犹昔。此可为向来旧主顾告慰者，惟向其有何珍品携来，则皱眉摇头不置。盖金贵银贱，舶来品皆不易销售故也。”（《邮学月刊》二卷四期，1930.2.15）
张赓伯在《邮海沧桑录》中写道：“与品斯同时营邮业者，有薛多尔其人。薛多尔寓于沪之昆山花园，存票亦富，其人之邮识，似较品斯为高。尝编一西文之华邮目录，颇详尽，书后并附商埠票，亦不失翔实。当时习华邮而略解西文者，几乎人手一编，奉为圭臬。薛之为人性偏执，业邮时已垂垂老矣（此恐有误，薛氏约在30岁时即已业邮，笔者注）又病偏废，然有坚强毅力，每遇邮会，不论风雨寒暑，必扶杖到会无疑。后因邻居西人所蓄猘犬，常至薛寓狂吠，薛不耐，嘱邻人勿再纵犬扰他人宅，邻人不听。某日，犬又来吠，薛不能再耐，出枪毙犬。邻人讼之，薛败诉，判赔犬值，薛不肯曲，宁弃其业去菲律宾而不肯偿犬值，临行雪涕向人曰，永不能再来华土矣，但后一年，薛仍来沪理旧业，适遇金价涨而来源少，成本昂而主顾稀，郁郁不得志，寻卒。有希腊邮商巴巴多泊罗者继其业，亦出一目录，完全以薛氏原本为蓝本，仅更书面与票之币值而矣。”（《国粹邮刊》第17期，1943.4.30）
陈葆藩在《寄寸楼邮话》（三）中写道：“旅华外侨开吾国邮业之风者，品斯而外，当推薛多尔（T.Siddall），其为人和易可亲，国人咸乐与之交。按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丧权辱国之事，不一而足，欧美人之侨居吾国者，靡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国人震于彼邦物质之文明，亦一反畴昔鄙夷之态，而尊之惟恐不至，甚且引喻失义，呀妄自菲薄。而人视我，益蔑如矣。所谓人自必自悔而后侮人之者是也。薛氏独不谓然，其接待国人也，殷勤而有礼，以是国人之集邮与以邮为业者，咸踵其门庭，频为互市。薛患偏废，不良于行，晚年益甚，而每逢邮会，无论狂风大雨盛暑祁寒，无不与焉。其出也，恒以车代步，抵会所，策杖门外，非有素稔来相扶，不能移步自行，艰辛如是，未尝或辍。其提倡集邮，致力邮学之热烈，良足多也。居宅在沪之昆山花园，与西人某而临，其豢一犬，恒阑入薛宅狂吠，薛病之，以告某，某漫不置意，纵之如故。一日薛怒甚，发弹殪其犬，某诉诸法，得直，官责偿于薛，薛欲拒不得，赏则又非所愿，计无所出，乃忍痛弃其二十年惨澹经营之邮业，而徙居马尼拉，是一九二九年事也。其翌年又来理旧业，为期甚暂，且值金贵银贱，本重利轻，非复昔日观矣。编有英文华邮目录，风行一时。其后司蒂芬所编，即以薛书为蓝本。殁后，邮集由某弟出沽于美，司蒂芬以某居间人之介，所得甚多。其余不知散归伊谁集中，亦邮海一沧桑也。“（《新光》第七卷第四期，1939.7）
综上所述，可知薛多尔虽是异国残疾人，在中国地能与当地集邮家友好相处，在上海倡导集邮，为中国集邮的普及奔走，颇有贡献，精神可佳，当在中国集邮史记上一笔。
晚年的薛多尔在上海业务不振，生活亦不如意，而在大洋彼岸的尤勤?克莱恩却业务发达，收入颇丰，并已经手另一个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四方连（非周氏收藏之四方连）而闻名世界邮坛。
尤勤?克莱恩（Eugene Klein,1878-1944）旧译袁勤克拉音，或译为尤金尼?克莱因。克莱诞生于匈牙利，初集邮时兴趣广泛，不久即成为匈牙利邮票专家，后到美国经营邮票生意，并加入美国籍，成为举世闻名的邮商兼拍卖商。经营中国珍邮亦是克氏专长之一，与在华集邮家多有交往。1928年加入上海的中华邮票会，当时通讯处是：200 South 13th Street Philadelphia.U.S.A”（1928年至1931年会员录载）。
克莱恩曾从集邮家阿克曼（Ackerman）手中购得一个“●”形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四方连。虽然这个缺了一枚的四方连已很名贵，但克氏总是感到很遗憾，他托上海的周今觉千方百计设法找回失去的一枚，以便重组四方连。周今觉不负所托，终于找到了一枚，但不是所缺位置的一枚，而是下面一枚，重组将是“●”形方连。这位曾重组过美国1918年24分航空倒印邮票的美国著名邮商甚感惆怅。为了便于出售，克莱恩撕下上面一枚卖给了中国集邮家周祖彭。余下的一个横双连卖给了美国著名集邮家索尔?纽伯里(Sanl?Newbury）。
红印花邮票专家黄光城在《近五年来13枚红印花“小一元”易手经过》一文中写道：“在罕见的‘小一元’邮票发行的初期，有两枚四方连，一枚由费拉尔获得……另一枚在美国辗转易手，到它落到阿克曼——一位有名的华邮专家时，左上方的那一枚已失落，只剩下“●”形方连。但无疑在发行的时候，它是一个完整的四方连。”
是谁最早购得这个四方连？又怎样流落到美国？又是谁撕去了一枚？这些问题至今还是个谜。
克莱恩还经手过“宫门倒印”及早期快信票等许多华邮珍品。他曾建议美国邮票会设立中国组，后任该组组长，并积极带领组员开展集邮研究活动。
克莱恩于1944年5月3日在美国费城病逝，享年65岁，集邮者在纽约柏莱逊脱维尔为其举行隆重的葬礼。克氏有一女，也爱集邮，继承父业，还是费城集邮界的活跃人物，也钟爱中国邮票，亦是美国邮票会中国组成员。
中华邮票会为失去一个大洋彼岸的会员感到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