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 赖茂功

黄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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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
赖茂功

    编者按：本刊全文刊出赖茂功先生1997年的力作《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42篇，全文史料烂熟，条理清晰，故事性强，颇具可读性。对邮史资料如何使用，对历史人物如何有褒奖有贬，公正客观，以及对原始资料如何裁剪编织，此文提供了较好的范例。某些邮史文章，大段转抄、剪贴史料史书，而作者的个人观点与论述不及三分之一，读之枯燥乏味，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一）
    集邮本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各人按自己的喜好分别进行收集、欣赏、整理、研究邮票以及与邮票有关的活动是集邮的基本特征。随着集邮者的增多和集邮活动的发展，相互间的交流探讨日益为集邮者重视，有共同兴趣和目标的集邮者集合在一起组成的集邮团体随之应运而生。
    我国早期的集邮团体没有政府或邮政部门的赞助，他们的主要活动经费靠会费收入和私人赞助，所得非常有限。所以，许多集邮团体仅活动很短一段时间便解散了。即使人数较多，生命力顽强的集邮团体也经不住通货膨胀、战争动乱、政权更迭等动荡而自行瓦解。回顾中国集邮团体兴衰起伏的坎坷历程，那些为中国集邮活动播种耕耘、披荆斩棘、辛勤浇灌的人和事，或许会给你留下难忘的印象。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批欧美侨民先后涌入中国，经商贸易，兴洋行，设银行，盖教堂，抢占海关、邮政等部门要职，特别是作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更是外籍侨民的集中地。他们之中的集邮爱好者不甘寂寞。
    1912年，在上海工部局任职的英国人德铿（Adolphus Diercking，1861一1948），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西班牙人绵嘉义（Mencarini， 1860－1939），在上海工部局工务段任职的英国人施开甲（R．E．Scatchard）等8人在上海开利饭店议决成立上海邮票会（Shanhai Philatelic Society），这是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集邮团体。该会成立之初只不过按月在开利饭店聚会一、两次，相互交换和买卖邮票。数年后，会员随之增加，组织亦逐步健全，除设有正、副会长各一人外，还设有书记、会计、拍卖主任、交换主任、藏书主任各一人。该会最盛时期，会员达200人左右，其中普通会员162人，永久会员30人，外埠会员16人，中国籍会员17人。
    先后担任上海邮票会会长的有拉奇（F?Largo）、绵嘉义、布许（E?Busch，德籍，任职宝昌洋行）、费龙克（W?J?Fronk）、狄夫斯（W?C?Dives）、斯图亚特（J.V．Stuart，荷兰籍，任职壳牌石油公司，1896－1954）等人。司丹达（E．P．Stander）曾任副会长，巴巴多罗（Pappadopu1o，希腊籍）曾任拍卖部主任。
    该会成立之初，中国集邮者还很少，未能引起重视，仅有邮商李辉堂一人入会，后来还担任该会董事。至1925年中华邮票会成立后，会长周今觉与之联系，并率全体董事加入上海邮票会，其主要者除周、李二人外，还有陈复祥、朱世杰、叶颂蕃、张赓伯、徐慕邢、陈葆藩、梁芸斋等人。由此可知上海邮票会虽是人数不多的集邮小团体，但它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堪称世界性的，以收组研究中国邮票为主旨的集邮团体。
    上海邮票会于40年代初停止活动，存续约30年。其最遗憾之处是始终没有编印出版过会刊，以致后人难觅该会史料。该会最有特色之处是邮票拍卖。该会会所先在开利饭店，后迁福利公司楼，又移至四川路某大厦三搂。
    二十年代，每星期五在会所举行拍卖一次，提前印有拍品目录，分寄会员。会员多是富有侨民，所以每次拍卖成绩甚佳，拍出价均比底价为高。不论拍出拍入，邮会都抽取佣金。数年间，会中积累基金甚多。会长以其基金购入债券股票，从中获利；又以一部分基金购入中等邮集数部，分期在会中拍卖，获得更丰。该会全盛时期，每月房租开支即达200多元。
    上海邮票会无会刊赠送，会员每年收会费10元，而当时中华邮票会有会刊赠送，每年收会费仅一、二元，可见上海会收费之高。由此也限制了一般收入的集邮者，会员人数发展不快。该会较有影响人物有绵嘉义、德铿等人。
    绵嘉义于1881年至1912年在中国海关任职，曾设计福州商埠邮票，集有大批名贵华邮。中国海关编印的《1905年邮务报告》中，附录有绵嘉义的《1878－1905年华邮纪要及附图详目）（英文版），后来绵氏又将资料增补至1916年。经周今觉校订，于1937年由中华邮票会出版，仍为英文版，俗称《华邮纪要》，该书虽有不少谬误，乃不失为研究中国早期邮票的重要资料。
    1922年2月22日，绵氏就我国海关大龙邮票为题在上海邮票会作学术讲演，会上分发了绵氏撰述的英文讲稿《THE POSTAGE STAMPS OF CHINA 1878 to 1883》，小册仅6页，附有大龙邮票原模放大影印插图，有一定史料价值。1943年邵询美将其译成中文，题为《海关首次大龙系重要史料》、在《国粹邮刊》上刊出。
    上海邮票会为纪念成立25年，曾于1937年4月11日至13日在博物园路亚洲文化会举办邮票展览，计有30人参展268框，其中华邮占6／10，商埠客邮占1／10，其余为世界各国邮票。以德铿的4框展品较精彩。中国集邮家周今觉、李辉堂、叶颂蕃也有藏品参展。邮展闭幕后，还举行了盛大的聚餐跳舞会，费用2／3由会中开支。是日外籍会员均带其家属或情侣参加，跳舞狂欢至午夜。
    上海邮票会有些成员品德较差，私心太重，给中国集邮家留下不良印象。如会长布许曾从英籍邮商品斯（C．Piens）手中分得一批加盖“临时中立”票，其后发觉是伪品，品斯将其毁去，而布许则明知为伪品而仍尽数出售，其人之道德，可见一斑矣！
    该会后期之邮票拍卖，多由巴巴多罗主持，该人重于私利，失之公正，给会员留下极坏印象，以致难于征集拍品，拍卖会每况愈下，直至停顿。先盛后衰之上海邮票会给中国集邮者留下许多经验教训。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二）
    如果说1912年上海邮票会成立时，还未能引起中国集邮者的注意，那么，自1917年起，英商品斯在上海鲁意斯摩拍卖行举行的邮票拍卖活动就令中国集邮者刮目相看了。1920年至1921年间，在松江中学任教的集邮爱好者叶颂蕃，为参加每星期6午后举行的邮票拍卖，特与同事调换课程，挪出时间逐期赴鲁意斯摩拍卖行，并一一记录每期邮票拍卖底价和拍出价。在拍卖行，叶颂蕃结识了李辉堂、张沛村、张承惠、陈复祥等集邮者。他们经常互相观赏邮票，切磋邮艺，看到大量中国珍邮流入外国人手中，甚感痛心，觉得中国集邮者有必要组织起来，共同出力尽量减少华邮珍品外流，以提高中国邮票和中国集邮者的地位。
    1922年夏秋之季，在上海黄浦江浚浦局任职的张承惠和在华商证券交易所任职的陈复祥二人发起，邀集叶颂蕃、李辉堂、邓伯昭、黎水锅、蔡寄云等人，在上海文监师路陈复祥家中聚会，经讨论商量，决议创办上海神州邮票研究会，并拟定了邮会章程，规定每月举行聚会一次。在首次聚会中即推举“研集最久”的京兆（北京）画家张棣村为上海神州邮票研究会会长，叶颂蕃为副会长兼中文书记，张承惠（浙江鄞县籍）为英文书记；推举“酷嗜邮票、没淫于故纸堆中，三十年于兹矣”，年已53岁的在玛立逊洋行任建筑测绘师的广东四会人李辉堂为审察员，年仅20岁的苏州人陈复祥为交换部主任，还推举邓伯昭（广东籍，任职亚细亚火油公司）、蔡寄云（上海籍，任职江海关）、黎永锦（广东南海籍、任职英美烟公司）、陈思明（江苏武进籍、从事商业）、许锡臣（浙江乍浦籍，任职金星人寿保险公司）、朱咏清（浙江上虞籍，从事盐务）等6人为评议员。以上11人为神州会首批职员，其合影刊于该会会刊上。
    该会于1922年8月对外发出入会志愿书、当时入会资格对年龄有严格规定。章程第二条载，凡在16岁以内者不予接纳。后有人觉得不太妥当，乃在9月份的月会上做出新规定，如16岁以内的少年能得到其父兄或保护人之保证书，亦可入会，且一律减半收费。由此观之，会中已有人注意到提倡青少年集邮的必要性。
    该会交换部另订有暂行条例。其第四条规定，会中收交换手续费一成，以充本会经费。有人认为收费太高，在11月的例会上，诸位议决：鉴于收费太高，票价不能低廉。减少百分之五，庶可定价从廉以合本会宗旨。同时议决：交换票中之票不能售于会外，所以非会员不能享此利益，凡欲得此利益者，非入会不可。可见该会组织者已想到了会员交换的权利和减轻会员经济负担问题，尽量为会员着想，并抵制会外人利用会员活动得利。
    该会虽然组织健全，且有规章条例，但未能吸引更多的集邮者。至1922年12月31日止，该会全部会员仅22人。其中有3位是外地会员：他们是在浙江杭县的大精神学研究会会员蔡丽生；在山东胶济铁路工程处任职的顾纬亚（江苏无锡籍）；在江苏常州同里江震盐公堂任职的柴冠群（浙江上虞籍）。因有外地会员入会，诸位议决，将会名改为神州邮票研究会，取消“上海”二字，以利吸收外地会员。
    除上述14人外，其余在上海任职的8名会员是：从事盐务的朱列卿（浙江上虞）、在福新面粉厂任职的陶仰遽（江苏无锡）、在德和洋行任职的袁醴波 （浙江慈溪）和谭蓉圃（广东香山）、在上海面粉公会任职的张叶签（江苏无锡）、经营茶业生意的区甘源（广东肇庆）、在友华银行任职的程志江（浙江湖州）、从事商业的叶真源（福建闽侯）。
    神州邮票研究会清一色的男性会员除3人是外埠会员外，其余19人都是上海本埠会员，其中叶颂蕃虽在松江第二中学任职，但家住上海俞家弄14号，亦算本埠会员。从籍贯分析，浙江达8人，广东和江苏各5人，上海两人，北京和福建各1人。从职业经济收入分析，大部分会员都有可靠的职业收入，且高于一般民众，还可看出他们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都在一般民众之上。他们之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了中国著名的集邮家、邮商或集邮活动积极分子。
    难得可贵的是在1923年5月1日，该会编辑出版了第一期《神州邮票研究会会刊》。封面由何世伟题写刊名，16开，36页，铅印，四号老宋体直排，由白克路振兴印务局承印，北四川路中华邮票公司代售，每册定价2角。内页署名文章13篇，豹隐；发刊词，陶仰遽：论收集邮票之益，黎永锦：邮票之价值，张悟盦：新旧邮票说，柴冠群：美国邮票收藏家之研究入微、邮票范集家当注意水印，叶颂蕃；邮票上之四大要点，李辉堂：中国邮票史，陈复祥：中华民国邮票考，蔡羁魂：福州飓风邮票谈，张悟盦：客邮录，张承惠：月会演讲记，冯狂圣：滑稽小说。还刊有本会职员会影、职员录、会员录、中华民国邮票伦敦印及北京印摄影（系将伦敦版及北京老版圆、角、分各1枚作对照，以资鉴别），国外新闻六则，本埠新闻一则，新邮票消息三则。另外还刊登了征稿通告，特别说明来稿刊出后当以相当旧邮票作酬谢。总之，这是一份内容丰富，起点高，颇有水平和份量的会刊。中国人的第一个集邮团体的第一份会刊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胜于上海邮票会一筹矣！
    会刊为季刊，但第一期出版后再未见到第二期。据说是由于会长缺乏组织领导及活动经验，加之经费不足等原因，该会已于1923年春停止活动，自行解散了！
    神州邮票研究会前后活动时间虽不足一年，但它反映了中国集邮者的觉醒，显示了中国集邮者的水平和风格，为后来的集邮者开了一个好头。22位中国集邮团体的开路先锋将永远记入中国集邮史册。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三）
    神州邮票研究会前后不及一年即停止活动。后人对此议论纷纷，说会长无威信，缺乏组织能力者有之；说经费不足筹措无力者有之；也有人言当时集邮者太少，会员不易发展……种种说法皆言之有理。在没有任何人资助，仅凭个人共同兴趣而组织的团体，其生命力是非常微弱的。但陈复祥、张棣村等人坚信，中国人的集邮团体一定会出现在中华大地上，这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他们不甘寂寞，积极寻觅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财力的新集邮者，为再次组会做好准备。
    在1923年秋天，一个拥有巨资，学识渊博，社会地位显赫的人物加入了集邮者的行列，他就是后来被集邮者称之为一代邮王的周今觉。
    周今觉（1878-1949）名达，字美权、梅泉，安徽至德人，出身于官宦世家，系清朝北洋大臣、两广总督周馥（1837—1920）之长房长孙。父周学海（1856—1906）宇澄元，著名医学家，《清史稿》有传，1892年中进土，官至浙江候补道。今觉于1892年随父迁居扬州，1911年举家迁上海，此后长居沪上。青年时代喜欢数学，有多种数学论文、专著刊行。数次赴日本考察，“伊藤博文侯曾见过两次”，“也曾被选为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物理学会会员。”但他不愿做官，在上海经营盐业、房地产，并开有工厂。其大叔周学铭（1859－1911）、二叔周学熙（1866－1947）都是清末民初著名人物。
    然而这么一个社会地位显赫，资产雄厚的周今觉“在民国十二年阴历九月以前，一点不晓得什么叫集邮”。他的集邮起因，竟是儿子造成的。 1923年 10月，三子炜良（1911－1995）病了一个星期。今觉为安慰病儿，在静安寺路跑马厅一家花摊上购买了一包杂色外国邮票供小儿玩赏，而自己却被花花绿绿的各种外国邮票惊呆了，“以为这真极洋洋之观，从此生了一种钦羡心、好奇心、爱美心，不知不觉的便有了集邮之志了”。周氏集邮由此从低廉的外国邮票起步。
    随后，他在小时报上看见一条小新闻，说有一位叫陈复祥的上海著名集邮家，将要发行一种名叫《邮声》的邮票周刊，他赶紧订了一份，并写信向陈复祥请教如何鉴别邮票真假，并请他告之集邮门径，这是周今觉首次与陈复祥交往。陈复信说；不知鉴别其假不要紧，只须多看着将来就会了。复祥劝今觉“不必买外国邮票，应当集中国票，先将现行票买全，再将孙、袁纪念票各买一套，然后渐渐往前情推上去”。当时，今觉正醉心于外国邮票，复祥的劝告他根本听不进去，两人谈不拢，也没有见面。
    上述那份《邮声》于1923年11月3日创刊，是周刊，不是陈复祥主编，而是由原神州邮票研究会会员区甘源主编，以上海邮声社名义出版，每逢周6发行，16开新闻纸式每期四版，陆续出了17期，至1924年3月15日停刊。通过《邮声》，周今觉结识了区甘源，区对周的集邮道路产生了较大影响。
    据今觉自述：“区甘源，在闸北做邮贩，天天往我家跑。我得了他的益处也不少，他教我看各家目录；他教我用量齿尺；他教我用空白邮簿。薛多尔（Theodore Siddall.美，邮商）是他介绍的，陈复祥是他拉拢的。我的集邮兴味，一大半是他鼓动起来的。虽然他也有些欺人赚钱的地方，那也是做生意人骗外行人的常事，不足为怪，而且他的心还不十分黑，至多一块钱卖我一块三四角钱，却不至于加倍要钱。他现在死了，我倒要说两句公道话，表扬表扬他。”从中可看出，区甘源在今觉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周氏集邮之志既定，便不惜巨资，搜购中国邮票，大有后来居上，称雄于中国邮坛之势。他买下了英籍邮商施开甲（R．E. Scatchard）等人的邮集。不到三个月，周氏华邮已大有可观。周氏踌躇满志，写信问陈复祥，中国有哪些集邮名家，他要压倒中国集邮家能否办到？当时陈、周二人还未曾谋面。陈复祥细阅周氏来函及藏品目录后，复信周氏：“1898年以前古票，已经为人所不能及，若能把1898年以后的票子，再整顿一下，在华人当中，便可算无敌的了。”
    1923年底，区甘源陪同周今觉去文监师路拜访陈复祥，这两位中国著名集邮大家相对而坐，切磋邮学，为后来组建中华邮票会打下了基础。第二年正月，周氏把他的邮集带给陈复祥观赏，陈氏夸他：“这不用说，是在华人之中第一名了。”周今觉非常得意，他曾说：“我自九月起至次年正月止，不足五个月光阴，从一个于邮学一无所知的人，便一跃而执中国集邮家之牛耳，可见有志者事竟成。”
    1924年夏，周今觉经施开甲介绍，以1000英镑买下了英国集邮家勒夫雷司（Love Lace）的华邮遗集，其中珍品累累，大龙邮票加上原有藏品多达1200枚。周今觉在上海集邮界的地位与日俱增。
    在1924年11月，周今觉、陈复祥、张棣村等人发起组织海上邮界联欢会，一部分原神州邮票会会员加入了该组织。海上邮界联欢会以“聚餐之形式，寓讨论之精神，会友不期而聚者二十余人。”该会“地无定址．会无定期，主席无定人，”以聚餐形式活动，到会者（会员）须携带自藏邮品，相互欣赏或交换交易，聚餐常由周今觉作东。
    周今觉与集邮家、邮商频繁接触切磋，邮识与邮品突飞猛进，为中外集邮家所注目。自1924年1月1日起至3月1日，周今觉在上海《晶报》副刊“社会定期刊”栏内连续发表集邮文章《邮话》16篇，介绍家藏珍品及集邮感受。就在这一年（1924年）的冬天，周今觉加入了外藉集邮者组织的上海邮票会。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四）
    周今觉加入上海邮票会后，结识了一群外国集邮者，通过集会、拍卖等活动，长了见识，开了眼界。他见外籍集邮者在华大肆搜罗华邮，对华邮了如指掌，对华籍集邮家不屑一顾，且盛气凌人，指手划脚，大有财大气粗，不可一世之势。周氏认为这是中国集邮者的耻辱。但他又对上海邮票会的凝聚力，会员对集邮的专注，对拍卖的热心甚为佩服。周今觉曾写道：“自神州邮票会创立，不三月而短折，其会报亦仅发行一期，戛然与之俱止。自时厥后，吾华遂无一关于研究邮票之会社。而彼西人之上海邮票会，则固岿然存在，虽星霜十易，中更欧战巨变，会友半去从戎，亦不因之中止。相形之下，吾华人合群力之弱点。乃愈益暴露矣!吾耻之，吾重耻之，客岁乃有邮界联欢会之设。”
    在周今觉加入上海邮票会时，中国集邮者陈复祥、李辉堂、叶颂蕃、张承惠等人也已加入该会。诸位相聚于外籍集邮会之下，总感到有寄人篱下之嫌，况且是在自己的国土之上。他们认为，中国集邮者应该有自己的集邮组织，大家都有责任来筹办自己的组织，陈复祥对此提倡尤为起劲。在上海邮界联欢会上，诸位多次推举周今觉领衔挂帅筹组中国邮会。周氏也已感到自己有责任站出来，为筹组中国邮会尽力。几经磋商，推定周今觉起草中国邮会章程。周氏不负众望，他参照上海邮票会等外国邮票会章程，很快地就拟就了中华邮票会会则十款，对邮会名称、宗旨、会址、会员，会期、会费，职员、会报，会员之权利、退会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其具体条文如下。
    中华邮票会会则
    一、名称：本会定名中华邮票会，西文名为Chinese Philatelic Society 或C.P.S。
    二，宗旨，广益集思，交换邮识，以研究专门为主体，以引导初识为职志，提倡道乐宗风，不取营利主义。
    三、会址：暂设于上海文监师路1256号。
    四、会员：不限国籍，不限定额，凡赞成本会宗旨，经会员二人介绍者，得入会为会员。
    五、会期：自9月起至次年6月为一会年(以阳历计，下同)，除7月、8月休会外，每月第一星期开常会一次。9月开年会一次，选举会员、报告会务。其有特别事务者，得召集临时会。
    六、会费：每年二元。新会员随同入会请愿书缴纳，旧会员于9、10两月内必须纳缴。
    七、职员：设会长一人，会计主任一人，华文书记一人，英文书记一人，评议员若干人 (数无定额)，会长由投票选举，余皆由年会推定。
    八、会报：本会拟刊布机关杂志，名曰《邮乘》(Philatelic Bulletin)，每两月发行一期(Bi—Monthly)，7、8两月休刊。
    九，会员之权利：会员有赠阅月刊之权利；会员登月刊告白有照定价折扣之权利；会员有质问疑义及以邮票交本会鉴定者，慨不取费(但须附回信邮资或挂号、保险费)。
    十、退会：会员于邮界有诈欺行为者；有毁坏本会名誉者，有迟纳会费至三个月之久者，经职员决议，得宣布除名退会。
    以上会则有应行临时修改者，得于年会讨论之。
    会则拟就之后，在一个阴雨之日——1925年7月11日，一群中国集邮者相聚于上海文监师路陈复祥寓所，召开中华邮票会成立大会，首先由周今觉报告创立本会之缘起与其筹备之经过，“略渭当提议之始，鉴于前度神州邮票会失败之历史，颇极踌躇审慎，然凡事必待万全然后出乎，则恐水无成立之日，故与二三同志，毅然决然，成立此会。”周今觉慷慨向诸位表态：“此后虽会众星散，只剩某一人，亦必支持到底，决不半途而废。至于会中经费，若专恃每人二元之会费，则去预算甚远，决不能使会务发展，然鄙人办事，不达目的，从无半途中止者，经费不敷之时，唯由鄙人一人担认到底可也。”
    有了这么一个财力充裕，肯致力于邮会且有雄心大志之入，诸位都对邮会的生存和发展充满了信心，讨论通过《会则》之后，大家即投票选举周今觉为中华邮票会会长，照章推举陈复祥为中文书记：张承惠为英文书记。而会计主任一职，因会长需垫付大综经费所以推举周今觉兼任。随后又推举卢赋梅、柴冠群、张景盂、李辉堂、袁醴波5人为评议员，上述8人中，除赋梅、景孟是苏州邮商外，其复祥、承惠、冠群、辉堂，醴波5人均是原神州邮票研究会会员。所以也可说中华邮票会是原神州邮会的再生和发展，只是他们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核心人物——周今觉。 在中华邮票会成立会上，大家还讨沦了会刊撰稿编辑问题，周今觉郑重表示：“周君愿担认十之七八，其余请陈复祥及其他会员担任。”周今觉还在会上拿出从世界邮王费拉里遗集拍卖中获得的印度支那邮集供大家观赏，其中不少珍罕品，令诸位大开眼界。周氏还出示一册美国最初发行之光边试印票(Proofs)，计220多枚，精美绝伦，令人叹服。周氏提议，今后每次会员聚会，各位会员应轮流出示所藏邮集。供大家观赏，以增兴趣及交流邮品。
    中国集邮史上一个有重大影响的集邮团体就这佯在一个轻松和谐的气氛中，在中华大地诞生了。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五）
    周今觉先生擅长编撰著述。在1899年至1924年间，作为年轻数学家的周今觉就曾编著过《三角和较算解》四卷，《调查日本算术记》、《新知算社课艺初集》、《巴氏累圆奇题解》、《圆理奇核》、《福慧双修馆算稿》等专著，发表过《平圆互容新义》、《斯忒林公式解证》、《造整数之一题》等论文，以研究数学闻名于世。自从爱上集邮之后，周氏即在上海《神州日报》副刊《晶报》辟《邮话》专栏，连续发表集邮随笔，谈论“市上珍邮之流通、客邮之邮戳、论邮票之国际地位、谈世界之无双孤品、邮品拍卖……”以清丽的文笔介绍邮票，宣传集邮，颇受读者好评，集邮者读之，视为珍闻。
    中华邮票会成立后，会长周今觉即决心要创办一份高起点、高档次，能为国内外集邮家接受的，中国一流的会刊。周会长提出，会刊不仅要多登研究专著，还要刊印五彩铜版珍邮图样，刊登英文译稿，在1925年9月6日召开的中华邮票会首次年会上，周会长指出，“本会此后进行方针，拟专向外埠外国宣传，而不拘於本埠，庶声名可以洋溢海外，与各外国杂志有交换价值，此英文译著一栏，所以不能不特别注重者也。”
    1925年10月1日，中华邮票会会刊《邮乘》创刊出版发行，这第一卷第一期《邮乘》果然出手不凡，令国内外邮人刮目相看，《邮乘》双月刊英文名“Philatelic Bulletin”，封面彩印，装帧讲究，印刷精良，内页道林纸：中文竖排，每页15行，分上下两栏。由周今觉主编，上海义利印刷公司印刷，上海商务印书馆寄集，零售每期大洋四角五分，据说首期仅印300册。
    《邮乘》创刊号为大32开本，计60页，其中英文译著12页。卷首二插页是用重磅铜版纸，五彩珂罗版印刷的周氏珍藏品：一为民初加盖“临时中立”邮票全套，二为1912年上海海关加盖二元倒印全张48枚。
    内页刊有周今觉的发刊词；社论：集邮家与邮学家(今觉)、集邮与俄文之关系(复祥)，专著；华邮图鉴之一(今觉)，记载：斐拉立第十二次拍卖华邮之记载(今觉)、各国航空邮票谈(景盂)，邮界珍闻十则(寄闲)；杂俎四则，会务报告：英文译著及广告等。
    周今觉会长在发刊词中写道：“陈君(复祥)以为当务之急，莫会报若，盖不独本埠会友赖以维系，即外埠与外国之同志，亦藉资联络于无形，且彼西人邮会虽绵历十年，尚缺此者。吾人苟于此处先着一鞭，庶对内对外，皆可有解嘲之余地，于是决意组织会报，陈君与余分任撰述，而经费则余一人任之，惟发轫之始，稿件无多，月计不足，则姑先试办两月刊，Bi-Monthly以为尝试。”
    关于《邮乘》各专栏文稿体例：要求，周会长写道：“社论：根据本社宗旨，提倡宗风，发抒心得，或作专门之讨论，或示初学之涂程，白话文言，随时择用，期于信达，不尚铺张。”
    “专著：长篇伟著，按期分载，要皆发前人所未发，无取乎陈陈相因，将来合订成册，即为单行之专书。
    “记载；或拾旧闻于故简，或传消息于海西，新古兼收，译著并用，要期翔实，无取浮夸。”
    “邮界珍闻；吉光片羽，悉足宝藏，木屑竹头，亦堪致用，凡长篇皆入记载，短著则入此栏。”
    “珍品披露；同人所藏珍品，择其尤者，分期登载，附以钢版摄影，期于图说相互发明，其有以珍品照像见贶者，本报亦可选登，惟该品之源流必须叙述详明，并注明系何人所藏，以期征实。”
    “通讯，本社愿与海内外专家通讯讨论，嘤鸣相求，庶收广益集思之效，故特设此栏，为质疑问难之地，有无聊之问答，通例之书函，无关宏旨者，则慨不登载。”
    “杂俎：或关于邮界之艺文，或涉新刊之绍介，或谐文小说，或悬赏问题，凡属余兴一类，皆入杂俎之栏”。
    “会务报告：月会年会记事议案，会员之进退，会则之变更，随时报告。”
    《邮乘》还设有广告栏，第一期就刊出了苏州蔡汇河头38号五洲邮票社和苏州葑门苍龙巷卢义思邮票公司的广告，另外，创刊号还刊出了中华邮票会封缄纸图样和说明，并同时用中、英文刊出中华邮票会会则十款。
    《邮乘》一问世，便受到了中外集邮界的好评，日本邮乐会会长木村梅次郎、邮便切手协会会长三井高阳、松木邮朋会会长捤原元继，日本著名集邮家寺本义雄、大柴峰吉等联名来函表示祝贺，并联合出资，在《邮乘》广告栏刊登告白，祝贺《邮乘》创刊。
    日本邮乐杂志第11卷第12号报道：“本会第578号会员周今觉氏日前创中华邮票会于上海，近日又发行机关报杂志名曰邮乘，顷见其创刊号一册，非常完美之杂志也……记载翔实异常，体例大致与邮乐相似，吾甚愿此邻邦有力之邮会与其杂志前边进步无疆也。”
    日本邮便切手杂志第三卷第七号载：“近以其发行之会报邮乘寄示，其体裁实堂堂正正之至，开卷见其口绘之精美，先使人眼目一惊……不出现则已，一出现则使人不可思议。”
    法国香槟公司月报(第273号)评述：“吾将介绍于吾读者，以一专门研究远东与中国之邮票杂志名邮乘者，此一小本杂志为上海中华邮票会印行，其所载一部分之中华帝国邮票史，实一谨严精确之著作。吾人但有赞美而已。关于趣味与邮识方面，亦使吾人意想不到如此国中乃有如此著作出现也。”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六）
    中华邮票会成立不到半年，即发生了英文书记张承惠辞职的事，1925年12月6日中华邮票会第四次常会会务报告载：“张承惠君以职务太忙，辞去本会英文书记一席，公举叶颂蕃君担任。”
    张承惠究竟为何要辞职呢?
    张承惠英文名Z．W．Chang，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学院工程系，1917年入上海黄浦江浚浦局为工程员。少年时代即开始集邮，先时搜集广泛，各国邮票兼收并蓄，后专攻国邮。擅长英文写作，与英、美各大邮商均有通讯来往，藏品丰富。张承惠热心邮会活动，是我国最早的集邮组织——神州邮票研究会发起人之一，1922年该会成立，32岁的张承惠被推举为英文书记。神州邮票研究会停止活动后，张承惠主编《邮票月刊》 (STAMP VOICE)，由上海中华邮票公司发行，该刊为32开本，每期约]0页，中英文合编，英文多于中文，非卖品，1923年1月至6月共出6期。中华邮票会成立，张承惠是骨干积极分子。而当时张承惠辞职，外界不知何故，从现有邮史资料看，除确是职务太忙外，还与周今觉个人成见有关。
    周今觉对中华邮票会可说是全身心投入，且拥有充实的时间和资财，而张承惠服务于公共机关，公务缠身，对邮会当然不可能投入太多。周君之意，作为英文书记，邮文译稿事不容辞，而张君以工作为重，集邮乃公余活动，二人意见不合，张君不得不告辞。
    《邮乘》创办之初，并无设英文栏之打算。周今觉在《编辑苦言》文中写道：“初时，同人发起会刊本意……不拟加入英文译著，故其事轻而易举。”但后来，周君又感到：“既而以中文读者不多，非兼载西文，不足以风行遐迩，发展会务。”于是在1925年9月6日举行的中华邮票会首次年会上决定：“本会此后进行方针，拟专向外埠、外国宣传，而不拘于本埠，庶声名可以洋溢海外，与外国杂志有交换之价值，此英文译著一栏，所以不能不特别注重也。”随后，周君又写道：“英文一栏，亦最为重要，盖有中文而无英文，则仅仅流通于内地，而无国际价值，徒费精神。于会务发展，毫无影响，此杂志亦可不必发刊矣。”
    周会长对英文译著是如此重视，但他本人的英文写作水平却非常有限。周君自述：“余虽略通英文，能读西籍，而于英作文一道，尚属门外汉，由英译中则有余，由中译英则不足。”周君撰写的大量邮学文章要翻译成英文发表，心有余而力不足，必托他人代劳。译稿之事也就首先落到英文书记张承惠手中。张君因职务繁忙而无暇译稿，周君心里颇为不悦，在首次年会上，就曾谈到：“又英文译稿，因张君承惠事忙不能兼顾，故现方延他友协助……以致本会报未能如期出版，殊负公众企望之殷。”
    周今觉对张承惠的不满，在周著《编辑苦言》一文中有较详细记述。周君在文中谈到，在中华邮票会成立前的一次中外邮界联欢会上， 有某君 (指张君，笔者注)于席上慷慨发言，谓君能著一书，将华邮源流详晰剖解，如德国柯尔Kohl之作者，余必为君细意译成英文本。余闻而大喜曰，君苟如是热心者，余必竭余力为之。”当时周今觉对张承惠抱有很大期望。
    但后来的情况变化使周今觉感到失望。周写道：“迨至本会成立之日，议及会报译著材料，余重申前请，某君乃忽变其口吻曰，兹事体大，一年之中，偶尔为之尚可，若率以为常，则精力日力皆未有逮。” “余闻而默然，知此事不妙，预计此君至多不过代译一二次，必籍故推托，然初不料其第一次即拒而不纳也。”
    周今觉冒着酷暑，著述《华邮图鉴》，第一部分稿成，委张君翻译成英文，然而事不能如愿。“比第一期图鉴稿成，直寄某君许，卑词陈乞，乃一星期后，原封退还，不著一字，且曰，时布远行。须两月后归来，若俟归后属稿，仍非三阅月不克竣事，而此三阅月中，未必不再有远行之役，必欲我从事迻译事，请以半年为期，设不能待，另请高明，且正言责余曰，凡此等事，宜委托清闲无职务之人为之。意若甚不耐也者。”
    至此，周今觉对张承惠大为不满，满腹牢骚，“某君职务之忙，余岂不知，然其职务非最近发生者也，当其在联欢会席上慷慨发言之时，固已负有职务在身者矣。讵空谈时其职务可以不生问题，一经实行，则职务即可为推诿之其耶，”
    周今觉与张承惠关系恶化至此，张君不得辞去英文书记一职矣!现所见1928年、1929年《中华邮票会会员录》均不见张承惠之名，其第4号空缺，上海集邮界多人认为此第4号即张承惠也。至1932年张承惠再次入会时，已名列244号。周、张二君的不合，不能不说是中华邮票会的一个损失。
    周今觉认为《邮乘》要为中外邮人认可，非要有英文栏不可， “余则坚持无英文宁可不出版。”于是周君托余明德友翻译。余君游学欧美，精通英文，慨然答应相助。但余明德不通邮学，译稿甚为吃力。后来经人介绍，乃请金陵大学华言科教授，美国人梅赞文(S．J．Mills)翻译，梅氏系集邮家兼邮商，主要收集中国邮票和航空邮票，入中华邮票会为72号会员。
    张承惠确是公务繁忙，由于他工作勤奋，1927年张承惠由工程员升为帮办工程师，1933年提升为水利科科长，这在洋人把持的浚浦局是中国人的最高职位。集邮家张承惠以事业为重，始终把集邮作为业余爱好，妥善处理工作与集邮的关系，至今还值得后人借鉴。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七）
    周今觉先生是先参加外籍集邮者在华集邮团体——上海邮票会，后组织中国人自己的集邮团体——中华邮票会的，周会长对上海邮票会吸收会员不分国籍、不分种族，只要有共同志趣，即可入会的做法颇为欣赏，他认为，集邮活动应是没有国界的国际性活动，中国人可以收集研究世界各国邮票，世界各国集邮家也可集研究中国邮票。中外集邮家携手切磋研究中国邮票，比中国人关门闭户研究华邮更有意义，更能促进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使华邮在国际上产生更大的影响，何况当时中国人的集邮活动还处在起步阶段，而欧美国家的集邮活动已相当普及了，外国集邮者的许多经验值得中国集邮者借鉴。
    为了提高华邮和中华邮票会的国际地位，周会长除了撰写文章，在报刊上大力宣传外，他还积极吸收外籍集邮家加入中华邮票会。
    1925年11月15日，中华邮票会为联络外国集邮家起见，特地在上海一枝香餐馆举行中外邮界联合聚餐会，邀请上海邮票会全体外籍董事及著名集邮家参加。是日，两会集邮家出席者30余人，欢聚一堂，共话集邮，盛况一时。
    周今觉先生作为聚餐会临时主席，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说，并由余明德先生译成英语。在说到两会关系时。周会长讲道：“上海邮票会出世已十二年了，而中华邮票会出世才只五六个月，今日请客，好比小孩子请大人—样。但是本会会员中，也有一二十年老资格的，又两边会员，也有互相为会员的。即如布许、李辉堂两君，皆上海邮票会里中坚分子，却也入本会为会员。又如鄙人在本会忝居会长，陈复祥君为本会书记，又为最初发起本会之一人，但我两人却也在上海邮票会为会员，况且两会的宗旨，都是注重中国和远东邮票，有同一的目的，有联合携手之必要。我将他们比作一对同胞兄弟，一个年长，一个年幼。年长的老大哥见识高些，力量大些，当然要提携这个小兄弟。但是将来各人的前程，都是很远大的，现在不过是尚在家庭时代罢了。我加入上海邮票会差不多一年了，看见会中董事和会员办事，都有一种团结的精神，进取的气象，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游戏娱乐之举，却当他一桩正正经经的事体去做，这是欧美人成功的原素。我希望我们会员，拿他做个榜样。我更希望上海邮票会诸君时常指导我们，帮助我们，引我们到那光荣发达的路上去。这不仅是我中华邮票会一会之幸，实在是中国全国邮界之幸。”
    周会长还谈到了自己的集邮缘起、创办中华邮票会的原因和决心。他建议民国政府设立邮政博物馆，并愿担任馆长。还讲到了周氏邮集的规模和近年国际邮市的华邮行情。周会长兴致勃勃而坦诚的长篇演说受到了与会人士的赞赏。
    上海邮票会会长布许代表外籍集邮家致答词，特意指出：“两会互相提携，则东方邮界将大放光彩。”会上，有外籍集邮家提议，上海邮票会外籍董事全体加入中华邮票会，以表示两会精诚合作，周会长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在举杯畅饮，觥筹交错，饭饱酒足之后，周会长向来宾各赠《邮乘》一册，中华邮票会封缄纸一组，并出示两册邮集诸位欣赏，其一为《中国商埠邮票集》，二为中国t897年发行的《日本版蟠龙邮票集》，内有试印、试制、试色样票多种，来宾赞曰：“此虽一小册，而罕贵特甚，恐世闻只能有一不能有二矣。”
    此后，陆续有外籍集邮家、邮商加入中华邮票会。至1929年9月，已有外籍会员48人，当时中华邮票会共有会员164号(其中有缺号)，外籍会员约占三分之一。外籍会员中，英国籍最多，有18人，美国籍次之，12人；法国和德国各3人，荷兰、瑞士、挪威、西班牙、希腊各1人。
    英籍会员较著名的有：27号，邓南(H．E．Denny)，在上海工部局工程处任职，并任上海邮票会书记。32号，狄夫斯(w．C. Divers)，后任上海邮票会会长。62号，芮朋(P．D.Raeburn)，又译作勒本、雷奔，著名中国海关邮票绘图员费拉尔(R．A. De Villard)之妹婿，许多早期珍贵华邮经其手售与中国集邮家。73号斐立浦 (Charles．J. Phillips)和78号赛飞(Alexauder. J. seb)都是英国著名邮商。98号葛思福(Earl of Gosford)，伯爵，上海英美咽草公司董事。127号施开甲 (R．E. Seatchard)。在上海工部局工务段任职，以收集中国商埠邮票闻名。
    美籍会员中著名集邮家有：26号任乐德博士(L．S．Ruland，1889—1953)，曾在南京、上海执教，1936年回国后发起创建美国中华集邮会，为该会1号会员、首任会长。46号薛多尔(Theodore Siddall)'，上海著名邮商之一，1925年曾编印英文版华邮目录，为中国最早之邮票年鉴。63号施塔(James Start，1870—1948)。世界著名华邮集邮家，其华邮藏品多次在国际邮展获奖。72号梅赞文(S.J．Mills)。金陵大学华语科教授，以收集中国及航空邮票著称。87号麦克福(F．P．Metcalf)，福州福建协和大学教授。102号鲍克(H．F．Bowker)，又译作包克尔，以研究福州对剖票封闻名。132号袁勤克拉音(Eugene Kilsson，1979—1944年。生于匈牙利，国际著名邮商兼拍卖商，美国集邮会中国组组长。140号菲纳根(Edwin H Flnegan，1882—1947)，世界著名中国邮票收藏家。
    日本籍会员著名者有：37号，林勇(1，Hayashi)，日本著名邮商，43号三井高阳(Jakahalu Mitsui)，日本邮便切手协会会长。
    法国籍著名会员为：24号布许(E. Busch)，上海邮票会会长，宝昌洋行建筑师，集邮活动家。149号为西班牙国籍的绵嘉义(Juan Menearlnl，1860—1939)，曾在中国海关任职多年，著有《1905年邮政事务报告》(英文版)，后集邮界译为《华邮纪要》，该书对研究中国早期邮票有一定影响。158号会员是希腊籍邮商巴巴泊罗(S．A. Pappadopulo)，多年任上海邮票会拍卖部主任。
    如此众多的外籍著名集邮家、邮商加入中华邮票会，是中国集邮团体发展史空前未有的盛况。由此，中华邮票会在国际邮坛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邮票和中国集邮家在世界邮坛的地位也日益提高。中国集邮步入国际邮坛由此打下基础，并迈出了第一步。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八）
    中华邮票会于1926年1月3日在上海文监师路会所召开该年度第一次常会。会议做出三项决定：一是修改会章，将出版部与会务分离，各自为独立机关，以免牵掣为累，二是添设董事会，取消评议员名目，凡董事以常居住本埠之会员为限，并可选举外国人二名；三是开会地点改在银行俱乐部楼上。
    关于第三项，也就说中华邮票会的会所将由文监师路1256号陈复祥寓所迁至西摩路141号银行俱乐部，当年3月1日出版的《邮乘》第二卷第一期，刊出了会址迁移通告和新会址银行俱乐部大楼的照片。至于为何搬迁会所，说来还有一段波折。
    陈复祥寓所系其父陈兰庭建于民国初年，为一正二厢的二层小楼，虽不富丽堂皇，却也相当宽敞。陈氏系苏州人，陈兰庭曾在苏州阊门外开设铁路饭店，还经营上海至南京铁路上的餐车，收入充裕，后在上海建宅，其住宅门上还写有“陈兰记”字样。其文监师路英文名Boone Road，又称为蓬路，现名塘沽路。陈复祥自上海华童学校毕业后，一边在华商证券交易所服务，一边在家中开办中华邮票公司，早在1923年1月，陈复祥就与张承惠合编《邮票月刊》，以上海中华邮票公司名义发行。其时周今觉尚未涉足集邮。
    在文监师路及其附近住着不少中外著名集邮家和邮商，所以当时有人称文监师路为邮家路。如希腊籍邮商巴巴泊罗住文监师路124号；英藉集邮家勒本住118号，还有英籍集邮家德镒一住昆山路；美藉邮商薛多尔住花园弄，上海邮商元老李辉堂住北河南路桃源坊，都与文监师路紧接相连。就此，周今觉曾说过：“余以为文监师路实为邮家荟萃之所”……邮星之聚，盛极一时，此路可改名为邮家路矣。”
    年青的陈复祥热心集邮，待人诚恳。陈氏寓所行地利、人和，是当年较理想的集邮聚会处，比较合适的会所，其迁移的动机乃是周会长之意，究其原因，可谓多种因素也。
    当年的陈复祥仅24岁，而周今觉已48岁，虽复祥集邮在先，且深有研究，但在周氏眼中，复祥乃是平民青年也。周今觉自认为是一个上海滩上有一定权势的豪绅，老往一个平民家里跑，总觉得不方便，有失面子。再说陈复祥家中尚有父母长辈，家有家规，外人来往总有一定规矩，且家具用品有限，几十人聚会岂能容纳，从长远看，也应该有一个更理想会所。关于会所问题，周会长在《一年之回顾》文中曾写道：“又谈到会所一层，也经过了不少的波折。起初是借用某君的住宅。某君起初很是热心，但是有老亲在堂，家庭之间，不能十分自由，以致弄得会所不成会所。夏无电扇冬无火炉，甚至门口贴一张中华邮票会招牌也不许可，你想这种会所还能够持久吗?”
    为发展会务，周今觉决定将会所搬到自己家中，即西摩路141号鹪寄庐。该庐在上海银行俱乐部楼内。为方便会员聚会，周会长又以银行俱乐部会员资格，商定了借用银行俱乐部楼上作为中华邮票会开会场所的协约。有了新会所之后，周今觉感到很高兴。2月7日，中华邮票会首次在银行俱乐部召开会议(第二次常会)，对此次常会，周会长曾写道：“曾记得第一次在银行俱乐部开会时，本埠西人会员，都啧啧的赞不绝口，大约房屋的华美，在上海的各俱乐部中，要算首屈一指了。上海邮票会看见我们有这样的好会所，他们也眼热起来，将会所搬到喀利饭店里去，要同我们竞争，但是比较之下，还是我们的占优势。”
    在新会址中华邮票会首次举行邮票拍卖，取得很好的成绩。在第二次常会上，华文书记陈复祥提出因咯血请求辞职，会长批准了陈复祥的辞呈，至此，不到一年，中华邮票会连失张承惠、陈复祥两位干将。会上，经推选，张棣村继任华文书记。又出版部既已独立，即会计须各自为政。原周会长兼任会计，现会长要负出版部全责，自不能兼顾。于是常会公推张棣村兼任会计。
    陈复祥虽辞去华文书记一职，但后来他又被选为董事，负责拍卖事宜，积极协助周会长管理会务。据1月3日召开的第一次常会修改后的中华邮票会会章第七款规定：“每年年会时邮会员投票选出董事七人(七人中得加入外国会员二人为董事)。由董事中互选会长一名，其各项职员则由会长就董事中支配，兹将各职员名目列下：会计主任一名、交换部主任一名，华文书记一名、拍卖部主任一名、英文书记一名、书报部主任一名，每一董事担任一项，但遇特别情形时，每一董事亦可兼任两项职务。交换、拍卖两部章程另订之。”
    中华邮票会第一次年会于1926年9月26日召开，年会按会章选举了6名董事，但选举外国人担任董事的议案没有通过。首届董事全是常住上海的中国人，各董事职责分工如下：
    周今觉任会长兼出版部主任；张棣村任华文书记兼会计；叶颂蕃任英文书记，陈复祥任拍卖部主任；李辉堂任交换部主任；袁醴波任藏书部主任。
    这是中华邮票会第二次组成的职员班子，与第一次班子比较：总人数少了4人，其核心人物不变，会长还是周今觉。其落选者为原英文书记张承惠，评议员卢赋梅、柴冠群、张景盂。后三人是因外埠会员而落选。新班子除周会长，其余4人均是原神州邮票研究会骨干，张棣村原是神州会会长，叶颂蕃是副会长兼中文书记，陈复祥原也是拍卖部主任；李辉堂原是审察员，袁醴波也是神州会会员。新班子更加精干了，在周会长的带领下，其后果然有不凡的业绩，为中国集邮争得了荣誉。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九）
    中华邮票会与上海邮票会关系密切，常联手举办集邮活动。为提高公众对集邮的兴趣，1925年11月15日两会举行中外邮界联欢会后，上海邮票会致函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提议举办一次竞赛性的邮票展览。周会长欣然同意，积极响应，并拟定了举办邮票大杯赛的具体办法，还提出愿意承担购买奖品的费用以及各种筹办费、广告费等。周会长的方案获得上海邮票会全体董事的赞同。
    邮票大杯赛拟定分三期举行，第一次定于1926年1月6日专赛中国邮票；第二次定于1月20日专赛各国在华客邮；第三次定于2月3日，专赛除华邮外其余各国(地区)邮票，如香港、暹罗、上海、日本、高丽等国家或地区发行的邮票。每人参展贴片最多10页，须套入透明纸袋装进玻璃镜框展出，然后由评判员分别给予评分。其评分标准按价值、趣味、排列、说明四项分别评判高低。价值是指“就该票之罕异难得，与其价值昂贵而言。”趣味是指“其物不必定为高贵之品，而能使观众于邮票本身之外，感受一种特别兴味，或历史之沿革，或政局之变更，或战争之纪念，或美术之表示，或掌故之攸关。”排列是指展品的编排合理，美观对称；说明是指文字注释正确，明白简练。也就是说竞赛评判标准是“价值之罕贵，趣味之新奇，排列之合宜，诠解之明晰”，不能仅以票品价昂贵定高低。然后根据总分、评出第一奖一名，奖给大银杯一具，约值一百余元；第二奖奖品约值五六十元；第三奖奖品约值三十元，此外还有各会员附赠邮票品物等多种作为奖品。
    凡中华、上海邮票会会员以及非会员均可参加。要求参展者应在1925年12月底前致信忆定盘路(Eden Burgh Road，现江苏路)54号，向上海邮票会书记邓南(H．E. Denny) 申报，报名时需署真名，并写明参加何类竞赛，报名表应密封，待评审结束开奖时拆封，以防评判员偏袒。展出地点设在博物院路博物院演说堂。要求参赛人数达十人以上方可按时举行。两会还商议决定“此次竞赛，纯为荣誉关系，大杯之上将镂刻得奖者姓氏，以志胜利。凡我邮界同人，盍兴乎来一夺锦标为快乎。再评给分数之法，凡仅赛一类者，其分数为十足，兼赛两类者，合其两次分数而打一八折，全赛三类者。合其三次分数而打一七折。此种办法，所以防人以多取胜，而使专精者向隅也。”
    上海邮票会董事会又议定：“於三种奖之外更添一特别奖，由上海邮票会出资，另购银杯一具，就三次赛品中，择其最罕贵者之一枚，给予此奖。又议决报名之期延长至赛会前一日，如赛远东者至2月2日尚可报名，广招徕也。”
    两会还决定：三次竞赛展出之日，任人参观，不售门票。聘请周今觉先生和施开甲先生为邮展竞赛评判员。
    由上海邮票会和中华邮票会联合举办的大杯赛邮票竞赛展览如期于1月6日、1月20日、2月3日在博物院路博物院举行。“与赛者甚盛”，“人人咸乐道其有趣”，邮展取得圆满成功。
    经评审员周今觉、施开甲评判：巴巴多罗夫人(Mrs．Pappadopulo)展出的香港邮票获第一奖；布许(E Busch)参展的华邮与中法客邮获第二奖；施密司(L．A Smith)展出的暹罗邮票获第三奖。布许还获得特别贵票奖。当时具有获得特别贵票奖资格的有四人：勒本(P．Raeburn)的红印花小字当一元旧票；美林(J. Merian)的香港1879年发行的16分暂作10分覆盖票并销印ST邮戳；袁醴波的万寿日本版短距二分银暂作二分洋新票；布许的中德客邮第一次3pf48度角斜盖票旧票。此四枚邮票就罕贵而论，各有特点，都是不易获得的珍品，两评判员议决不下，后交董事会复议，认为“贵票奖不单指一枚贵票而言，须合其人之全体贵票价值而言。於是布许以最多数贵票价值得标矣!”
    除上述四大奖外，还有不少佳票落选，令参展者遗憾，于是经董事会议决定：另设第四、第五两种小奖，以各会员附赠之物品作为奖品，以资鼓励。第四奖评给袁醴波展出的中国邮票集，第五奖评给朱士杰展出的刷色与光齿邮票专集。四奖奖品为小银杯一个，五奖奖品为小银烟盒一个，另外还附赠牙柄邮票镜，裁纸刀各一把。 此次竞赛邮展，周今觉因被聘为评审员而回避参展，未能与外籍集邮家争高低，以致四大奖均为外籍集邮家所得，使中国集邮家甚感遗憾。然袁醴波敢与布许争高低，虽得第四奖，可甚称可贵，为中国集邮争得了荣誉。
    袁醴波(1889—1936)，浙江慈溪人，早年供职于上海德和洋行，民国初年开始集邮，初时范围稍广，后专心致力华邮，进展很快。袁氏性情和易，气度雍容，好沉默、寡言笑，每发言往往羞涩如处子，以故与人无忤，而人亦乐与之交。当时华邮较廉，袁氏仅花二三千元，便购得一部相当完备的中国邮票专集。而当时脍炙人口，号称海内孤品，与布许争罕贵票奖的万寿日本版短距二分新票，乃袁氏以五角之价从邮肆购得。
    上海四川路有一家兆余钱庄，为丹徒人张子堂所设。张氏除经营钱业外，兼作邮票买卖。一日张氏收进国邮一批，颐客无意整批购藏，乃拆零分售。恰袁氏路过，见“短距二分票”，知为罕见珍品，而不动声色，故意另揭一寻常之大字加盖票一并询价，张氏仅索价一元，袁氏随即付资而购之。“厥后周今觉君见而喜之，欲以宫门倒盖(一次宫门二元票中心倒印)，帆船暂作二分倒盖各一枚易之，袁不允，后又出价千金，终未如愿。”1930年袁醴波因病辞职。1932年为支付医疗费用，仍变卖邮集。其“短距二分”珍品以1300元售给集邮家谭蓉圃。又过五六年，谭氏卒，其遗集被其义子席卷而去，此后。此华邮珍品从此不知下落何处。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十）
    1926年2月，由上海邮票会和中华邮票会联合举办的邮票大杯赛圆满结束。获奖者捧杯满意而归，而作为大集邮家的周今觉和施开甲，因被聘为评判员，回避参展，未能展示珍邮罕品，心中未免有些遗憾，特别是周今觉会长，所藏累累华邮珍品，没能在展厅公诸于众，更是耿耿于怀。
    中华邮票会诸位同人认为“中西集邮家皆公认周君之邮集，为所向无敌。苟周君与赛者，将无人加入，故就现在之情形而论，无论何种竞赛，周君皆有不能加入之苦衷，然则周君之大邮集，将永无与国人相见之机会乎。”于是，诸位决定由中华邮票会举办一次邮票擂台赛，并拟定了参赛办法和具体章程。
    这擂台赛是将周今觉的邮集分为两大部分19类，其中华邮分12类，其他远东邮集分为7类，无论任何人的专门邮集，均可与周氏任何一类邮集并列展出比高低。”因部分愈大，则得标愈难，析至极小限度，则邮集家苟有专精一小部分者，即可得奖以去，近世集邮风气蒸蒸日上，此19类中，岂无一类足以胜周君者乎，拭目以俟之矣。”
    周氏邮集分类办法如下。甲部分为华邮，分12类：1.海关大龙邮票；2．小龙邮票及大字、小字加盖；3．“万寿”纪念邮票；4．“万寿”各种加盖邮票；5．“红印花”各种加盖邮票；6．日本版蟠龙邮票；7．1898年有水印无水印蟠龙票至宣统纪念票；8．加盖“临时中立”邮票；9．伦敦上海加盖及各种地方加盖票；10．光复共和纪念及伦敦、北京版帆船票至1926年邮票；11．欠资及快信邮票、挂号签条等；12．新疆、西藏及达赖喇嘛地方政府发行的邮票。
    乙部分7类为远东各国(地区)邮票：1．中国商埠邮票；2．中法客邮(附法国在各埠发行之客邮；3．日本及高丽邮票；4．香港邮票；5．暹罗邮票；6．上海工部局书信馆邮票；7．台湾地方邮政发行的邮票。
    上述分类法，存在许多错误，特别是乙部7类，当时集邮界既然如此分法，作为邮史资料，姑且存之。
    中华邮票会还拟定了6条《邮票擂台赛与赛章程》，这是中国集邮团体最早拟定的邮展章程，虽然它有多处不足和错误，作为邮史资料，还是照录如下。
    一、所分各类，范围有广狭之不同(新旧不分)，与赛者必须以相当之部分比赛，不得逾越范围，及凌跨他类。凡愿报名与赛者，随时致函中华邮票会书记，并附报名费十元，取得收条为凭，惟无论得奖与否，此项报名费概不发还。
    二、报名费者，每赛一类，取费一次，若一人而愿赛两三类者，其报名费亦按两三次计收。
    三、此项竞赛报名，至本年(1926年)阳历8月底截止，俟9月本会年会开后，再择期举行，届时当登报通告日期，并延请专门名家，中西各二人为评判员，在银行俱乐部楼上公开示众。是日，凡属本会会员，及得本会会员之介绍者，皆可入内参观，不另取券资。
    四、与赛之人不限国籍，其欲赛甲类者，无论自国外来之人，皆可与赛。惟与赛乙类者，则以最近居住中国境内半年以上者为限制(即与赛前之半年尚住在中国者)。
    五、奖品分正、副两种。正奖为大号银鼎一具，值二百余元；副奖为中号银鼎一具，约值一百余元。此外更增附属奖多种，各为银盾一具，每具约值五六十元，比如报名者十人，其中胜利者有五人，则在此五名胜利者之中，更评分甲乙，除第一、第二两名各得正副两奖外，其余三名，亦各给附属奖一其。
    六、此次竞赛与大杯赛宗旨办法完全不同，专以罕贵为主，次为价值，再次为趣味，其排列与叙述两项，不计入分数之列。总分以一百分为限，其中罕贵六十分，价值与趣味各占二十分。评判员必须按此比例评给分数。至将罕贵与价值分为两事者，因此两项，其性质虽同而实异。比如红印花小字当一元，极罕贵之品也，其价亦不过五百余元，设有人以北京版廿元票三十枚当之者，其价值则已超过矣，然孰为难求孰为易得耶?故此一界限，绝对不能不分者也，否则人将以多取胜，而大专精者反而向隅，与竞赛之本旨背驰矣。近世各国大规模之邮票赛会，无不以罕贵为主体。上次大杯竞赛乃以罕贵与趣味、叙述排列三项平列，各为二十五分，乃彼会董事部之误定，非悬赏者之本意，亦非各国大邮票赛会通行之办法也。
    以上中华邮票会关于举办竞赛性邮展的议案和章程，以《破天荒之邮票擂台赛》为题，刊登在该会1926年3月出版的会刊《邮乘》第二卷第二期上。但此后数月，未见有人报名参赛，中华邮票会精心筹划的首次竞赛性邮展没有办成。此后该会再也没有单独举办过邮展，这不能不说是中华邮票会的遗憾。筹办邮票擂台赛的失败给集邮界留下了许多思索。诸多失败原因中，邮展“宗旨”是主要一条，擂台赛以“罕贵”为主要评分标准，占百分之六十，此争罕斗贵之法令一般集邮家难以接受。周会长以充裕财力，拥有大量华邮珍品，稳居台主，他人望而却步，曲高和寡矣!
    其二是参展收报名费。主办者考虑的是“胜者扛鼎以去，负者仅将报名费捐入中华邮票会而已。所以须报名费者，因恐有人以不堪之邮集亦来入赛，不负分毫责任，而乐得赚人大邮集一看，故不得不略加限制也。”而当时的中国集邮，高水平的集邮家屈指可数，参展热情也不高，应多鼓励支持才是，每类十元报名费虽不是说很多，但为免吃力不讨好，不如不参加。当然邮展未办成的教训至今还值得人们借鉴、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