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 赖茂功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二十一）
    为什么集邮?集邮有什么意义?集邮的目的是什么?我国早期集邮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各人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在集邮团体内，每个成员的观点也不可能一致。而集邮团体中的骨干分子对上述问题的理论，对发展新成员影响甚大，它关系到集邮团体能否蓬勃发展和社会各界人士对集邮团体的评价。
    在中华邮票会成立初期，该会主要成员对集邮的看法，主要有3种：一是周今觉的“集邮高尚论和增值论”；二是袁寒云的“弧芳自赏自娱自乐论”；三是张景盂的。“集邮乐趣兴智怡情论”。三者皆言之有理，其中也有些共同之处。但各人侧重点不同，也就各自成章，自成体系了。
    周今觉在1926年7月应邀，在上海开洛电台发表集邮演说时曾讲道：“集邮是王者娱乐消遣的勾当”，是“游艺之王，王之游艺”，也就是集邮是王者的嗜好。此说把集邮抬到如此“高尚”，使一般平民百姓望而却步。此说无意中道出，集邮人至少应是王孙贵族豪绅名流之辈，一般大众可望不可即，亦无力入伍矣。周今觉又说：“集邮乃投资储蓄的性质，若是票子买得合宜，五年一小长，十年一大长，有进无退的。”这就是说集邮是可以赚钱的。此说相当有吸引力；也有些人由此走上集邮之路。但事实是许多人集邮多年，花了不少钱和精力，到头来并未赚到什么钱。怀着赚钱目的而集邮的人，当他的目的无法达到时，他就中途放弃集邮了。
    袁寒云在1927年4月撰写的《说邮》文中曾说：“盖人之集邮，或待善价而求沽，或将争雄于坫坛，或矜奇炫异，或夸富斗豪，若予则仅求自善者存之，赏心悦目，聊以自娱，不拘泥于其贵贱多寡也。斯趋舍不同，而境亦殊矣”。袁寒云的“孤芳自赏自娱自乐论”博得了一些人的赞赏。此说重在集邮的动机，轻于目的。如何“自赏自乐”?有何意义?能达何目的?其意未尽，认同者亦不多矣!
    张景盂是中华邮票会第9号会员，苏州邮商，该会成立时曾被推选为评议员。他在1926年冬撰写的《集邮之乐趣》一文中，对集邮的意义、性质、目的作了详细的阐述，不仅得到一般集邮者的好评，还得到公众的认可。
    张景盂写道：“搜集邮票，最有趣味，因其富于美育性质，易动人好。故欧美人士，竞喜集之，以作遣兴消愁之助，兼收参证观摩之益”。
    “集邮之趣，人初不知之，殊不知此事为最文雅最高尚之娱乐，断不可以儿戏视之。”。
    “集邮之事，与文化、史学、艺术等均有密切的关系。故较乏好骨董者，更饶兴趣，且不必耗巨额之金钱，已可获得种种学问上之利益，不若古玩之定重价搜求，而徒供鉴赏而已也。”
    “集邮为普及之娱乐品，如文学家、法律家、医学家、科学家等，于神疲思倦之时，将所藏邮票流连把玩，即可以怡情悦性，解闷消愁。至劳动界人士，工作余暇，倘能偶一展示，亦可以乐此不倦。盖其图案色泽，各擅五花八门之妙，殊足引人入胜也；且集邮之举，无妨正业。吾人于公余之暇，藉此消遣，不啻与良朋友相对，其乐可胜道哉。”
    “或有喜在球场击球者，当百脉沸张汗珠透体之时，苟将邮票披览之，即可以心泰神舒，气安体适；”“集邮之风，苏俄最甚。元首卿相，贩夫走卒，凡稍具常识者，无不嗜之，固不特备娱乐而已，且有利益可获也。”
    “集邮固不必过事消费，如古董家之搜集中国古磁、东方毛织之类定须重价以求也。且邮票本为微细之物，携带极便，虽不若名画法书之可以装潢悬挂，然苟聚之成册，偶一展玩，则审其图案之精美，考其发行之原因，亦几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悦性怡情，斯乐决非庸俗所能知也。”“搜集邮票，又可增进史学知识，盖自十九世纪以降，各国大事，恒可于邮票图案上窥见一斑。不若古玩之仅供赏鉴，无甚学问上之利益也。苟吾人于邮票图案，每种详考其用意，而附记其事实，定能成一巨帙，为史乘别开生面之著述，并卷有益，其乐何如。”
    “总之搜集邮票，与搜集古钱，虽同嗜好，然一则仅有把玩鉴赏之乐，一则又可于知识界上获益不少，且如各处之风土山川，不能遍历游览。搜集邮票后，察其所绘之图案，藉此可当卧游。惟吾人于搜集之初，宜定其范围，苟过于奢求，易生欲望。凡事皆宜适可而止，自能乐在其中。否则贪多务得，宁非大悖集邮之本旨，尚何趣味之足云哉。”
    张景盂的《集邮之乐趣》一稿，全文约2500字，以上仅摘其主要部分。张景盂对集邮的意义作了透彻全面的介绍，是一篇宣传集邮的佳作。但与周今觉的集邮演说各持一端，相差甚远。可是，张氏的文稿投给周今觉会长，周今觉还是决定发表，刊登在《邮乘》第二卷第四期(1926年12月30日出版)，并以“寄闲”之名，附上编后语：“景盂君此篇之旨趣，与周今觉君在开洛公司之演说，相反而实相成。盖景盂君为初步集邮者说法，今觉君则为已成之集邮家，更进一步而言之也。得今觉君之言，邮学之道乃尊；得景盂君之言，邮学之效乃广。吾愿一般人士，略节其饮博嬉游之贵，而从事于集邮，不必夸多斗富，而自然乐在其中。行见全国流行，寝成风俗，东亚邮运，有不日见昌大者，吾不信也。寄闲附识。”
    由此可知，周今觉会长也已认识到普及集邮知识，宣传集邮意义对发展中国集邮的必要性。但是，中华邮票会的会刊，不论是《邮乘》、《邮学月刊》或是《邮典》，均很少刊登明白易懂、便于社会公众理解和接受的普及集邮的文章，而是大量登载研究古票的文稿，开口“大龙”、“万寿”，闭口“红印花”、“商埠票”。使初集邮者望而生畏，却步不前乃至改弦更张。就此而言，也是中华邮票会发展缓慢的症结之一。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二十二）
    张景盂(1891-1945)比周今觉小15岁，却比周今觉阜10年开始集邮。周今觉1923年秋开始集邮时，张景盂经营的五洲邮票社已开业8年矣。该社在张景盂逝世后仍由子女继续营业至1966年，前后达50年。五洲邮票社是我国开办时间较早、营业时间最长的著名邮票商社。
    张景盂，江苏吴县人(今苏州)，出生于书香之家，终生以邮为业。在经营邮票买卖的同时，热心宣传集邮知识，提倡集邮普及，关心支持集邮团体活动，在中国集邮界深有影响，颇得集邮家好评。陈志川曾写道：“君弱冠喜交游，与朋辈书翰往返无虚日。坐是渐与邮票为缘，爱好之心日笃，每得书柬，辄小心翼翼，揭剥其邮票，贮积以供赏玩。但揭剥之品，无论如何小心，终难免于揭薄、缺角、破裂、折齿，初不知其足以损邮票之声价也。厥后读沪报，见征求交换邮票广告，跫然而喜。自是同志日多，邮识日广。中华民国四年冬(实为1915年1月1日，笔者注)即创设五洲邮票社于吴门，为早期国内邮商中经营有道而规模备具者之先锋。今日有盛名之集邮家，其集邮之始，发轫于五洲邮票社者，实繁有徒，然则君之有功于集邮界，不待言矣。君诗书传家，温文儒雅如秀士，而持筹握算，亦复兼长，盖奇人也。尝编《集邮须知》、《邮苑珍闻》、《标准中西地名对照表》等书，对初集邮者具有启发之功效”。 (见《国粹邮刊》第11期，1942年12月15日出版)。
    署名“邮鸣”者写道：“回顾张景盂先生生平，对集邮之提倡，不遗余力，自民国甲寅创办五洲邮票社，对集邮之宣传遍达全球。手编之《集邮须知》……等书，更博得大众之佳评，集邮之风所以有今日之盛，亦当归功于先生极力提倡也。” 《国粹邮刊》第39期，1945年10月10日出版)。
    张景盂对中华邮票会十分热心，积极参加会务活动，但周今觉会长却不以为然，没把张景盂放在眼里。1925年7月11日，中华邮票会在上海成立时，与会者仅十来人。其中即有来自苏州的，正当而立之年的张景盂。据1927年编印的中华邮票会会员录载，名列前10名的会员如下：
    1号，空缺，但写明“此第一名暂时悬留，待将来有大功绩于本会者，即以此奉赠”。2号陈复祥；3号周今觉；4号张承惠；5号李辉堂；6号袁醴波；7号谭蓉圃；8号朱世杰；9号张景盂；10号柴冠群；1l号卢赋梅。以上10人，前7人在上海，后3人来自苏州，按地域说，中华邮票会是上海与苏州两地集邮者的联合团体；按集邮者身份讲，自署邮商者有李辉堂，张景盂、卢赋梅3人；朱世杰则自署集邮家兼邮商；其余6人则自署集邮家，所以中华邮票会也可说是集邮家与邮商的联合组织。
    《会务报告》载：“7月11日，在文监师路会所，开成立大会，是日适值阴雨，而会员仍复济济，且有自外埠来者多人。”此外埠来者即指张、柴、卢3人也。会上，3人均被推选为评议。《会务报告》又载：“9月6日为本会年会之期，是日风狂雨猛，而会员仍复冒雨而至，且有自苏州来者。”风狂雨猛之日由苏州赴上海参加聚会，张景盂等人对中华邮票会的热情可见一斑。
    1925年10月1日，会刊《邮乘》创刊，张景盂即在创刊号刊登中英文广告：“苏州、五洲邮票社广告，蔡汇河头三十八号，卖品目录，函索即寄，International Stamp Co．38 TSAI WAI HU TOW，Soochow．China．”同时该刊还发表了张景盂撰写的《各国航空邮票谈》，向集邮者介绍了中国、美国、挪威、乌拉圭、瑞典、希腊、法兰西、芬兰及爱沙尼亚等国发行的航空，邮票，其他各国之航空消息等。因该文较长，延至第二期才登完。此文是我国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各国航空邮票的文章。
    张景盂热心提倡集邮普及活动，经营大众集邮者喜欢的各国邮票，包括各种袋票、信销票等，乐于编写宣传集邮、介绍邮票知识的文章，并积极参加邮会活动，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周今觉会长热衷于搜集珍邮罕品和珍邮研究，并不把张景盂等人放在心上。
    1926年1月3日，中华邮票会召开的本年第一次常务会通过决议：“添设董事会，取消评议员名目，凡董事以常川居住本埠会员为限。”不及半年，周会长即把苏州张景盂等3人排除于邮会职员之外。周今觉不愿与苏州邮人合作共事，与他个人成见有关。周今觉在该年3月1日出版的《邮乘》第二卷第一号《编辑苦言》一文中写道：“亿本会初次选举职员时，外埠竟有少数会员不加谅解，为会长一席，尚发生小小暗潮。余尔时忍笑不禁，笑其以小人之心测君子，其见解等于乌鸫腐鼠之吓也。若其人早知为会长者其吃苦如此，其赔钱如彼，恐虽三跪九叩以请，亦必唾不顾而去也。一年之后，有能悯余之劳，代余之职，使余得卸肩以去者乎，馨香祷祝俟之矣。”
    在选举会长时，张景盂等苏州邮人略有议论，周今觉竟耿耿于怀，其心胸狭隘可见一斑矣!张景盂撰写的《集邮之乐趣》在《邮乘》二卷四号刊出后，该刊再未刊出张景盂的其他文章。
    苏州邮人对周会长的“忍笑不禁”并不在意。1926年5月8日，卢赋梅赴中华邮票会，向会员分赠自编自印的《中国邮票汇编》，1927年张景盂编撰的《集邮须知》以五洲邮票社名义出版。该书32开本白报纸印，50余页，是我国早期集邮者的大众读物。该书对邮票的搜集方法，纪念邮票之历史，各种邮票图案之原由，各国币制变化，以及集邮史之遗闻趣事，初集邮者各项必要之知识等均有综合叙述。内容广泛且语多简赅，该书很受集邮者欢迎，曾多次再版。《集邮须知》作为我国第一本中文集邮入门参考书，曾对我国集邮者产生过广泛的启迪作用。 中华邮票会未能团结象张景盂一类热心普及集邮活动的邮商，并充分发挥其宣传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二十三）
    中国早期的集邮团体重视成员之间的邮票交换活动，把邮票交换列入集邮团体必备的、不可少的日常活动项目之一。认为会员之间的邮票交换活动不仅能互通有无，还能增进会员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增强集邮团体的凝聚力。
    早在1912年，外籍集邮者在上海成立的上海邮票会，就设有邮票交换部及交换部主任一人，负责会内的邮票交换事宜。
    1922年成立的中国人最早的集邮团体——神州邮票研究会也设有邮票交换部，并推举陈复祥为交换部主任，还制定了邮票交换办法。其具体交换办法以《交换邮票者注意》为标题，印刷在上海神州邮票研究会特制的贴票簿上。其注意事项共计10则，原文如下：
    “一、凡委托交换之邮票，不论零张、整套，均须用此簿贴之；
    二、此簿中所贴之邮票，祈用暗记记之，以免混乱；
    三、票之实价，注于票之上端，如遇有特点者，望注于票下；
    四、本部之设，原为辅助会员求应搜集便利起见，互相交换系抱以货易货之主义，第恐交换时双方出入难免有贵贱多寡参差之憾，故以金钱为交换之代价，此乃一时权宜之计，与普通贩卖营业者迥然不同，故有邮票委托交换者，定价务须从廉，以合本会宗旨；
    五、每本内所贴之票价值至少须五元以上，每一邮票之价值至少一角，过于普通者请勿贴入；
    六、簿内所印之虚线，系备寄出时按线折迭，邮票切勿贴于线上；
    七、下列姓名、页数等项务望填明；
    八、揭取邮票后，即于原处签名盖章为凭；
    九、所取邮票若干，价值几何，请于簿后空白栏内详注，以便结算；
    十、簿内邮票若非决要者不准移动。”
    第七项所指项目为：委托者姓名、住址、簿内贴有邮票几页、共贴邮票若干张、总共价详几何、年月日等。另外还加盖“簿内之邮票不准在会外出售”字样。
    1925年7月11日成立中华邮票会时，未设交换部。至该年12月6日召开第四次常会，始有人提议创设邮票交换部，并推举李辉堂为交换部主任。为此，李辉堂认真制定了交换章程。不知何种原因，《中华邮票会交换章程》迟至1927年2月才由董事会审定通过。
    该章程共计21条，分买方、卖方两部分。与神州邮票研究会的交换章程相比，已有较大的改进和发展，其具体细则已定得相当详细。鉴于该章程是我国早期集邮团体活动的重要规则之一，笔者照录如下。
    “中华邮票会交换章程
    买方：(共计14则)
    1．看票仅限于本会会员，经董事会之许可者；
    2．会员欲看票者，须将详细姓名、住址、会员证号数，并保证人之姓名住址亲写函告交换部主任，请求看票。凡会员人会之介绍人，不负一切金钱之责任，故须由本会董事认可之会员或商号，另加保证，俾负一切责任；
    3．会员经一次之请求而许可看票者，以后即继续有效。其有半途不愿意继续者，须通知交换部主任停止传递；
    4．看票会员有迁移住址及稍长时期之他出者，须速即通知交换部主任；
    5．会员收到交换部邮票后，先须注意下列各项：(甲)交换簿之册数与通知单上所载者符否?(乙)揭去邮票之空位，皆曾经会员签名或盖章否?(丙)如发现不符见空位未曾签名等情，须立即通知交换部主任，并向寄票来之上手会员追究，非彻底查明后，切勿将交换簿寄出，如隐匿不报，即须代负责任；此为最宜注意之事；
    6．各票如非购定者，切勿取下；
    7．购定之票，取下后，其所留空白地位皆须签名或盖章，自己取自己之票亦同；
    8．交换簿上签名或盖章，仅限于看票会员，其名列于通知单上者；
    9．每本簿内所取之票数、银数及取者之姓名，皆须填入簿之封面空白处；
    10．邮票购定后，票款须立即寄与交换部主任；
    11．交换簿看过后，须签名于附在交换簿内之通知单上，并填明收到及寄出之月日；
    12．附于交换簿内有印就之空白明信片，须填写一张，寄与交换部主任；
    13．交换簿看过后，即须寄与通知单上所指定之次一会员，除假期外，不得逾四十八小时，否则每日须罚洋一元。如经数次之不能送达，须将交换簿寄与交换部主任，并声明理由；
    14．会员有不遵以上手续及规则办理，而致交换部受各种损失者，须负赔偿之责。
    卖方：(共计7则)
    1．凡本会会员有邮票出售者，皆可委托本部代，惟非会员之票，须由会员转托；
    2．本部交换簿，每月约轮寄会员一次或二次，会员委托代售各票，最好于每月二十五日以前，送至交换主任处，以便下月一日寄出；
    3．委托本部代售之票，无论为会员或非会员，皆须粘贴于本部所备之交换簿上。该簿每一会员可得一二本，多取则须每本付洋五分。非会员之票，须另贴之，不可与会员之票加入一册，并须于簿面注明“非会员票”；
    4．票价须用上海通用银元，以英文数目字注于票之上端；
    5．凡寄与交换部之簿，其邮票价目等非得主任之允许者，皆不准改易；
    6．伪票及破票，皆须于票之下端注明伪票未注明者，察出须罚洋五角；
    7．佣金：凡会员之票，本部取百分之五，非会员之票，取百分之十，未售去者不取。
    交换部主任 李辉堂
    通讯处：上海北河南路桃源坊P字二百号。”
    李辉堂制定的邮票交换规则是建立在会员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以邮票交换簿为载体；以交换部主任为中心；以轮流互寄的方法沟通会员有无需缺，使缺票会员可从容选择所需之票，并先取票而后付款。使余票会员不必上市便可售出复品，这在邮票商业尚不发达时期，无疑受到集邮团体成员的欢迎。可是此交换规则手续繁琐，在时间上受邮递速度、会员闲暇时间等限制；在交换邮票品种和数量上受交换簿制约，且会员诚实程度参差不齐，其处罚办法并不易实行，所以，邮票交换规则尽管制订得十分周密，但在实际操作中，交换双方都感到诸多不便，不如到邮商店摊选购或出售，不仅宽松自由，且可议价还价，随意挑选。因此，中华邮票会会员之间的邮票交换活动并不那么活跃，参加的人数有限，影响也不大。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二十四）
    中华邮票会在1926年1月3日召开的该年首次常务会上议定要改组“领导班子”，即“添设董事会，……凡董事以常年居住本埠之会员为限，并可选举外国人二名。”此选外国人为董事一节，乃是周今觉、李辉堂等人被推选为有外籍人的集邮团体——上海邮票会董事的回报。但此议迟而未决，或许是外籍集邮家不愿接受，或众会员反对此举。至该年9月26日召开的第一次年会，经选举产生的6名董事仍全是中国人。在会刊《邮乘》二卷四期插页中，刊出了“董事部全体造像”及职务分工：周今觉，会长兼出版部主任；张棣村，中文书记兼会计部主任；叶颂蕃，英文书记；陈复祥，拍卖部主任；袁醴波，藏书部主任；李辉堂，交换部主任。上述6人，前5人均是集邮家，仅李辉堂一人自署邮商。不少著名邮商均未能入选，而李辉堂却能独占一席，可见李辉堂在周今觉会长眼中非同一般。
    李辉堂(1869-1943，英文名H．T．Lee)比周今觉年长9岁，集邮起步却比周今觉早30年，在上海集邮界威信颇高，有中国邮商元老之称。朱世杰曾撰《老邮商李辉堂略传》，对李氏评价甚高，其文曰：“吾国邮商前辈中资格最老者，当推李辉堂君。君粤籍，现高龄已六十有九，清末时，卜居云南路会乐里，现寓居北江西路桃源坊一O五号。余在四十年前已与君订交为邮友，过从甚密。其次有陈绍周及冯兴记二君，亦粤籍，均设肆在北四川路，惟范围较小。所谓吾国邮商创自粤人，言不虚也。陈君已逝世，而冯君亦回粤不知所终，独李君健在。八一三后，炮火隆隆中，一度抱恙甚剧，同好闻之甚忧。余即亲访慰问，兹则早巳恢复健康矣。李君在逊清时代，本供职玛立逊洋行，为建筑打样，交友广阔，西友居多，因斯时集邮者皆为西人。而国人对于此道，极为幼稚，除胡乱粘贴杂邮外，一无研究，何谓邮学，更非所知，对于国邮尤为漠然。李君有高足二，为冯荣龄与庄梁立二君，在寓所习练建筑图样，兼习邮艺。满师后，见邮业有发展期望，遂弃旧业而专致力于邮。冯君设肆四川路宁波路口，惜在一二八后去世。庄君设肆虹口，与绘慈禧万寿票图案之法人地维拉君之夫人稔。按夫人珍藏名贵华邮颇丰，庄君为之经手贩售，获利亦丰。工部局西人德根及施开甲二君，亦为庄之主顾。后庄君介绍施与夫人直接交易，珍品成交甚多。施君深感之，乃介绍庄于工部局打样处供职以报之。” (载《邮典》第一卷第二期)
    李辉堂如何恋上集邮，而后又成为邮商，陈志川在其《国粹邮刊》中有较详记述：“李辉堂，粤之四会人，县在三水县西北，位于北江支流龙江水与绥江会流处，产乳柑，甚著名，堪与新会之橙相伯仲。君年七岁，随父经商于沪。其翌年海关邮政开始，发行一次大龙票。越十九年，连续发行红印花加盖票及日本石印票，是时君年二十七，司绘图事于玛礼逊洋行，每星期六辄乘自由车出游。一日遇西人名杜比(Dobie)者，车损停路侧，君下车为之修理，乃同游张氏味莼园。杜比询所业，君以告。杜遽探怀出示国邮若干枚，问能以此相惠否。君言此废物也，得之易，何不可，约期而别。君归检字篓，一一剪裁贮藏，如期与之，其人大喜，酬以饼干糖果之属，并奉十金为媵，谦辞者再，乃受之。君至是始知向视为废物者，固西人之所珍视也。无何，君亦开始集邮，且于报章登收买“人头”广告，一时传为笑柄。尝托美客邮局中稔友留意变体，得二元复盖一全张，计百枚。今西商年鉴每枚标价英金三十余镑，君当年售价不逮甚远，每言及，犹有余慨。君轶事，赓伯先生志之甚详，散见新光杂志《无尽藏室邮话》及本刊《邮海沧桑录》中，兹但略述其一鳞半爪云尔。” (载《国粹邮刊》第九期)
    张赓伯在《邮海沧桑录》中写道：“李氏得风气之先，早年为打样师，后专营邮业。先后经营，垂五十年，珍品经手虽多，惟平时对于邮票不喜加以研究，票品到手辄尽。自信力太强，亦为后来营业不振之原因。二十余年前，鲁意师摩拍卖，每有一老者道貌岸然，手御钻戒，口衔雪茄，据前排坐，每遇罕贵票，辄与碧眼儿竟购甚力。某次与一西人争购临时中立一角六分、五角票两枚，出价高于市值一倍以上。此时国人高等集邮家颇少，人均为之注目。时余方弱冠，求学沪滨，亦时至鲁意师摩拍购廉价西票，见此老者，亦以为奇，私询于人，始知即老邮商李辉堂也。”
    李氏经手邮票珍品虽多，但自己很少保留。1922年，棉加义的中国邮集在鲁意师摩洋行分期拍卖，李氏拍得红印花小字当一元新票一枚，万寿大样票三枚。“小一元”后归霍雪侯所有，三样票被收入周今觉邮集。
    《邮乘》第一卷第二期，“珍品披露”专页曾刊出周今觉珍藏的“1922年美国在华客邮二元复盖票四方连”珂罗版影印图样，此四方连就是从李辉堂手中购得的。
    1927年，袁寒云购得名贵的布许邮集，是由李辉堂介绍成交的。在《寒云日记》中曾多次提及：“(1927年2月)十九日，李辉堂来，邀过布许家观邮券。”“(3月)初五日，李辉堂来，邀至布许处观邮券，有佳品甚多，索值四千元，署约而返。”“十四日，雨中偕辉堂访布许，商邮集事。予先返，辉堂、布许携邮册继至，遂以册归予，值四千金，珍券累累：最罕贵者有汉口、南京临时中立用过者全七八枚。福州中立欠资全六枚。二元宫门倒印、四分暂作三分倒盖、海关加盖四分及一角棕色两倒盖、伦敦加盖四分倒盖等品，或久已名著，或未见谱录，皆希世品也……”该年袁寒云还从李辉堂手中购得不少国邮名贵票。 《寒云日记》载：“(二月)二十六日，辉堂来。为予以三百元易得中华三分券暂作二分倒盖一品。厥券存世者不逾二十枚，亦奇宝也。” “二十八日，辉堂来，以光复、共和纪念券两全部贻我。”“(三月)十二日，辉堂以新行限吉黑贴用邮券全部见让。”“(四月)二十五日，辉堂为余求得限新省贴用新票，已销印者全部，值七十元。”“(五月)初八日，辉堂携示临时中立中华民国二分邮券一品，联一残函，乃元年三月二十日自汉口寄往上海者，其文字与他品无殊，惟华民二字相离较狭，人遂疑为伪，或恐别有此版式，若万寿券大字加盖之有长短距离然，不得遽目为伪且邮印真确无疑，非作伪者所能办。厥品海内仅存二枚，一归今觉，一即此也。”“十二日，耀宗、辉堂来，为余易得清红印花暂作二分邮商倒盖一品，其上钤卦形邮印，值七十元。”“十五日，辉堂为余以一百九十元易得珍邮二品：一海关第一次阔边五分新券；一红印花加盖当五元新券。”
    李辉堂热心奔走于集邮家之间，为集邮家提供票品，很受集邮家欢迎。中华邮票会的会员都乐于与这位交换部主任交往，李辉堂对中华邮票会做出了不少贡献。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二十五）
    我国早期集邮团体成员之间，邮票需互通有无，拾遗补缺，其方法除传阅邮票交换簿外，还有邮票拍卖。一般情况下，低中档的邮票可入邮票交换簿，在会员之间互相传阅选购，而高档珍罕邮票则交拍卖会竞购，几乎所有的邮票会都热衷于邮票拍卖活动。
    中华邮票会一贯重视邮票拍卖活动。1925年12月6日召开的第四次常会上，即提议创设拍卖部，以陈复祥为主任。在1926年4月4日，于银行俱乐部召开的该年第四次常会上开始试办邮票拍卖，据《会务报告》载：“拍卖罕贵邮票甚多，内有会长送来一部分重复品，皆寻常拍卖场所难遇见者。外埠亦有多人来函委托代拍。盖拍卖目录于会期前一星期寄出，外埠会员若通信限价，委托代拍某种邮票，尽来得及也。”此后，该年5月8日、6月6日、10月24日、12月19日常会皆有拍卖，其后两次，先后拍卖120余号、100余号。当年的上海邮票会，会员多是富有的西方侨民，拍卖出价，比他处为高，所以每次拍卖成绩甚佳。而中华邮票会尚处于起步阶段，加上与会者购买力较低，所以拍卖成绩远不如上海邮票会。周今觉会长对此感触颇深，曾屡次为文在会刊发表，认为一个是热气腾腾，一个是毫无生气，深佩上海会团结力之佳，而叹国人无合群之力。
    拍卖成绩除与参拍会众的购买力关系重大外，其邮识水平、鉴别能力也很有关系，缺其三项则买不起、不识宝、不敢买矣。此外，严谨的拍卖规则、良好的环境气氛、正确无误的拍卖目录、公正无私和口语准确的拍卖主持人都会直接影响拍卖效果。中华邮票会试办时期的邮票拍卖，还没有制定拍卖规则。其拍卖办法主要是参考鲁意师摩洋行和上海邮票会的拍卖办法。为规范拍卖程序，提高拍卖成绩，中华邮票会董事会于1927年2月制订了拍卖部章程，并印刷公布执行。这是我国集邮团体制定的最早的成文的邮票拍卖章程，现照录如下：
    中华邮票会拍卖部章程
    “本会为鼓助会员兴趣起见，除有特别事故外每逢会期，举行拍卖一次，特订简章数则如下：
    买方
    一、凡为本会会员，或非会员，在拍卖时，俱可当场拍购。外埠会员不能到会者，可委托拍卖部主任代购。
    二、凡购买者，本会概不取佣。惟外埠会员委托购买者，则来往邮费等，俱须由购者自理。
    三、本会每次拍卖，备有目录。本埠会员连开会通告一同发出。外埠会员须向本会书记处函索，并附回信邮资。
    四、拍卖时，每号价目起码一角，以后递加，亦以一角起码，逾—元，则须二元递加，
    五、拍卖时，购者须将邮票当场取去，并将款项付清。
    六、拍卖时二人同时出价相同者，由主任处理，不得争执。
    七、拍定之票，不论价之低昂，不能反悔，或重拍等情。
    八、拍卖票之真伪，本会概不负责，惟本会董事会，推举有经验之主任主持之，当尽力鉴别选择，以期伪品不得参入。
    九、拍定之票，如与说明书不符者，可以退回；
    卖方
    一、凡为本会会员，或非会员，有邮票愿付本部拍卖者，俱可交本部主任。
    二、本部拍卖之票，不论自购或售出，俱须抽取佣金，照售价百分之五。非会员者倍之，惟每枚价值在五十元以上者，则佣金减半。
    三、凡付本部拍卖之票，须每号贴于一清洁之纸上，并用墨水笔注明英文说明，说明须使人明了，不可太长。号码由主任编列。说明与票不符者，须退回本人。
    四、凡破损及伪票，皆须说明，否则伪票察出，须罚每枚大洋五角，泫款充本会经费。
    五、凡付本部代拍卖之票，每号价值须在一角以上。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二十六）
    1926年12月11日，中华邮票会在上海银行俱乐部召开邮界联合聚餐会，中外集邮家30余人出席，其中有上海邮票会的外籍集邮家7人。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作为聚餐会主席发表演说，首先报告纽约国际邮展已顺利结束，本会选送的会刊《邮乘》荣幸获得特别铜牌奖，可喜可贺。奖牌已于昨日寄到，现请诸位观赏。随后周今觉提议，希望上海邮票会能与中华邮票会合作，在上海举办远东邮票展览会。此举如能实现“则吾人之大希望也。”
    上海邮票会来宾斯蒂芬致答词，表示支持周会长的倡议。他说现在上海集邮界，已拥有世界第一的邮集7部。这就是周今觉先生的《中国邮票集》、《中国商埠邮票集》、《上海邮票集》和《香港邮票集》；邬德华德的《日本邮票集》以及斯蒂芬本人的《西比利亚邮票集》和《远东共和国邮票集》。如果能在上海独立举办国际邮票展览会，日本、香港、暹逻及南洋各埠都会响应，“必有闻风而加入者”。斯蒂芬的演说博得了与会集邮家的赞同。
    但是，两会集邮家只是把筹办国际邮展的事挂在口头上，会后并未见诸行动。当然，要举办国际邮展，单有集邮家的热情是不够的，重要的还应有政府的赞助和邮政部门的支持。而处于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政府根本无暇顾及集邮，筹办国际邮展成为空谈，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当时周今觉是否已确实拥有了4部世界第一的邮集，因其邮集未曾在大型邮展上公开展览，斯蒂芬之言仅是个人看法。但周今觉此时收藏的中国早期邮票，无论在数量上和价值上已属中国第一，应无疑义。一个集邮经历才三年的中国集邮家，有如此神速长进，令中外集邮家刮目相看，佩服叫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帮助周今觉集邮发展的道路上，有三个有功之人不得不提，一是邮商区甘源；二是年轻的集邮家陈复祥；三是英国集邮家兼邮商施开甲。区甘源是周今觉集邮起步的引路人，并介绍周氏与陈复祥认识。陈复祥劝周今觉缩小收集范围，专攻华邮，并介绍周氏认识了施开甲。施开甲帮助周今觉鉴别华邮珍品，并协助周氏购得了数部名贵华邮，使其名气大增。
    施开甲和德铿是清末民初活跃于上海集邮界的两位著名英籍集邮家，同是1912年上海邮票会的发起人。两人长期共事于上海工部局。因搜罗华邮心切，两人常有明争暗斗之事。施开甲任职于上海工部局工务段，负责管理租界内建筑设计制图等事务。业余广泛收集远东地区的邮票。约在1909年开始着重收集中国邮票，对中国商埠邮票特别感兴趣。
    施开甲既是集邮家也兼营邮票买卖，为人忠实和蔼，有刻板的英国人性格，与在上海的中外集邮家相处和谐，对各国集邮界人土颇为熟悉，交友广泛。民国初年，李辉堂的徒弟庄梁立在上海虹口开店买卖邮票。庄梁立与费拉尔遗孀熟悉，其对费夫人手中拥有大批名贵华邮，由庄氏经手贩售，获利不少。施开甲因常在庄氏店中购票而相识。此后，庄梁立介绍施开甲与费夫人直接交易，由此，施开甲获得了不少华邮珍品。施开甲为了感谢庄粱立，乃介绍庄梁立到工部局打样处任职。此乃上海邮坛早期佳话也。(见朱世杰《老邮商李辉堂略传》)
    陈复祥在上海邮票会结识施开甲后，便介绍周今觉与施开甲认识。此后两人往来亲密，相互观摩邮集，切磋邮识。仅在1924年，施开甲就致函周今觉34件。此批函件原为英文，周今觉曾将其译为中文。其最早的一件写于1924年2月2日，当时周今觉集邮起步不及半年。施开甲致周今觉函中写道：
    “兹寄上论上海工部局书信馆大龙票短文数则，君据此可以知所以鉴别真伪矣。
    至于CANDAREEN或CANDAREENS宇后之小点，余知亦有漏点之变体存在。
    余甚望此短文能为君购票之臂助，盖赝品甚为充斥也。附录：上海工部书信馆大龙票真票鉴别法：票中图案完全连接为一整体，帷边框则以12直线构成，不相连接。在SHANGHAI L.P.O字样下横线右端往往向下微弯。诸票在CANDAREEN或CANDAREENS之后，皆有一点。上格L之后之小点，则与L甚为接近，几与之连接矣。
    票中龙图下须有须7根，左右上须各以曲须3根组成，而最外之须长出二内须甚多。
    龙头有尖齿形之须4根，皆触及上框之线，然不越出。下须之7须皆垂直，须梢甚为整齐，故若在须下画一平线，必与诸梢接触。梢皆钝而不尖。”
    1924年2月7日，施开甲又在给周今觉的复信中写道：“关于中国邮票，余随时皆可将余所知者告君。余喜集中国邮票已15年于兹矣，虽不谙华语，不能识华文，然于华邮则敢言知之甚谂，具颇能鉴别真伪也。
    来函所询各节，兹奉答如下——
    万寿加大字短距三角，此票有玫红色者。目录载此票仅有上海版，余殊疑之。盖刷色颇有近似普通日本版。余曾获一旧票，为玫红色，新票则从未见有此色，仅见他色者，然不论何色，此票诚极罕也。
    余识一华邮专家，其人即助吉本司编制吉氏邮目者，当修函询其何所据而列此玫红色票为上海版。余或可此君将其暹罗票之复品寄下备选，因余知其集暹邮甚精也。
    香港 余或可请此君亦将其香港票选择若干寄下，因其所藏素丰，且价亦不昂。当然，票价与品相之关系甚钜，污损之票多为值至微，品相极佳之票则每每售至目录价以上也。”
    施开甲在函中对邮票鉴别问题，作了细致具体的指点，耐心解答，使周今觉受益匪浅，深为佩服。而在此之前，周今觉写信请教陈复祥如何鉴别邮票真假，陈复祥回信仅说不知鉴别真假不要紧，只须多看看就会了。这对迫切搜罗华邮珍品的周今觉来说，甚感失望。邮票鉴别仍周今觉当务之急，施开甲在关键之时，供其所需，犹如雪中送炭。由此，周今觉与施开甲往来日益密切，关系愈来愈融洽。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二十七）
    周今觉集邮长进神速，不到三年，所藏华邮珍品便居中国集邮家之首。对此，中外集邮家不仅颇感兴趣，也十分佩服。周今觉集邮确实有与一般集邮者不同之处。如果说一般集邮者是一枚枚、一套套地积攒邮票，而周今觉是一部部邮集、整组整批地搜罗邮票，不少集邮家收集多年的邮集，一部部落入周今觉手中。如此集邮，焉能不神速?
    周今觉在《余之华邮历程》一文中写道：“大凡有起色的邮集决不是平地起楼台，一张一张地买来的，一定是要起首或半途收买他人的邮集，各处一凑拢，选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够组成一部大邮集，这是天然的公例。我第一部所买的，就是施开甲的邮集。这一部邮集很普通，四宝一件也没有，中立除小分数外，只有两种1元。第一次阔边黄五分新票，却有一枚，万寿加盖大字两套日本版也不全，凡是其中贵重的都没有。”虽然施开甲的邮集中珍罕品不多，但对集邮起步不久的周今觉来说，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并由此奠定了华邮的基础，立下了主攻早期华邮集藏研究的志向。
    周今觉约在1924年初首次购得施开甲邮集。购得邮集后，于该年2月6日致函施开甲，查询万寿加盖票及香港邮票等问题，并又开出一张购票清单。次日(2月7日)，施开甲复函周今觉，详细解答了所询问题，对清单所列各票提出了看法。从复函中，后人不仅可知施开甲卖给周今觉邮集中的部分邮票，还可看出施开甲对中国早期邮票确是见多识广，颇有研究并善辨真伪。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不愧为集邮专家之誉也。
    施开甲1924年2月7日致周今觉的复函对研究中国早期邮票至今尚有一定价值，现摘录如下：
    “以下系关于君来单所开各票：
    大龙阔边五分银 君所求者殆系不同刷色者，因余售君之二批票中，已有此票1枚，且系新票。此票以新票及品相佳者最为难遇。不久以前，余曾观一甚佳之邮集，其中大龙阔边五分银新票即付阙如。主人告予，彼竞未能觅得此票。故余敢言，此票尚较二分银、三分银漏齿票更为珍罕。至于旧票并不难觅，君或知之矣。
    小龙漏齿 余己函英伦，若有此种，即寄下备选。故余若处君之地位，矣俟有答复后，然后决定，但若开价不合理，君亦毋须购买也。
    万寿加大字旧票 余售君之邮集中，有此票一套，其中有一票，且系上海邮戳，诚至罕也。
    万寿上海版有水印君欲得之二分银、六分银及一钱二分银，皆已备于余售君之邮集中。君是否欲每种另购1枚乎?
    此票无水印者并不珍贵。实告君，数年前，余曾购进20套之多，为价至廉。余信德国有人藏此票至多，但余不知其人为谁氏耳。
    万寿加大字长短距 此类新票已甚难得，至真正旧票则几乎无法觅得。日本版加大字短距二分银改二分(吉本司目录104号)，不久以前，有一专家曾言此票并不存在，然非确论，盖余曾睹一旧票也。
    万寿上海版加大字短距二分银及改二分倒盖 吉本司目录117号，此票极罕，余信真有，但未见之。
    红印花加盖 所见当五元旧票。余皆认为消印，并未真正用作邮递，故余仅藏新票，旧票索价较昂，余不购也。
    红印花三分漏盖 余不信此为邮票，凡无加盖之红印花票皆为当时少数未曾用作加盖之票，实系印花票也。此虽余之管见，然人若将此事细思一过，当韪余也。
    当然，若能觅得一双连，其中一票有加盖，一票无之，则又当别论矣!
    临时中立 此皆罕得之票，且赝品极多，君购得时必须留意。余所见之赝票皆为旧票，然欠资票则曾见新者。余想君当能辨别此票之真伪也。
    邮戳 余凡遇罕票而旧票价昂者，必留意其大圆戳。在已往数年中，余曾屡见罕贵之旧票盖有此种销印，地名及日期多甚清晰，余颇疑有人藏有一苏州旧邮戳，而油墨之获得固非难事也。
    华邮中余认为未经用作邮递者，有吉本司目录43至51号万寿上海版，128号、129号红印花当五元及当五元倒盖，以及140号三分红印花漏盖。余曾见此票贴于一用过之信封上，然系与其他邮票贴于一处，邮资即由其他邮票付讫，而此三分江印花票则因其贴于他票之旁而得销印，非真可用作邮票也。
    至于红印花三分漏盖票，当然不能用作邮递之用，因其非邮票也。
    施开甲不仅对华邮深有研究，而且还是个精明的邮票买卖行家。一听说周今觉对香港邮票有兴趣，马上送上一本邮册供周今觉选购。2月11日，施开甲致周今觉函写道：“送上邮集一册，多为华邮及日本在华客邮，价共504元9角2分，所标之价皆实售价，然君若购全部邮集，则余可贬值至455元，否则无折扣。
    此集中四方连之佳品甚多，故余觉定价甚廉。
    香港客邮 此票小数值有两种刷色，虽吉本司目录未一一载出，余信不久必将补录。余所指之票皆系有第一种水印者，君若检视香港邮票目录，即知原票有刷色之别，故香港客邮亦有此等分别也。
    君若对此有意，余当可奉让，且多数可售君四方连，君可先挑选；然后付值。”
    随后，施开甲还在函中附上短文数则，告知在购买华邮时须注意及警惕要点。其言恳切，使周今觉动心，又购下半册邮票。施开甲又立即送上邮集数册，让周今觉选购。2月17日，施开甲致周今觉函写道：
    “送上邮集数册，或可投君所好也。
    香港客邮集——旧水印全套，自低数值至1元均为四方连，2元至10元为单枚，各种不同刷色在吉本司目录中国项下，尚未列入，然已尽载香港目中矣。余觉其中数种不久将成珍罕。伦敦某邮商处，余曾寄去方连若干，索价颇昂，竟立即付值。
    此集售95元。
    中国集，共12页，皆为双连，自三版蟠龙至一版帆船，并民国欠资票，自上海加盖民国起至目前止。
    此集中诸票刷色有颇罕者，君得此，可从从事收集一民国票双连全集，价亦公道，因有数种之色泽殊不易得也。此集售145元。
    中国变体及新省，计4页，各自标价，君可任选所欲。此集总值69元8角。尊函退还2月11日所送之票，已收到，支票219元3角2分付所取票值并拜领。日内将寄上一短文，并临时中立票放大摄影，以为君辨别赝品之一助。
    商务加盖中华民国，切记此公司加盖者仅有一分及二分两种，其他类似商务加盖者皆伪造也。
    凡无根据之加盖，切勿购买，否则必有人臆造各种伪票求售。若系实寄封，此种加盖或有可玩，然不可付高值。12年前，余曾以10元购黄渡加盖全套，然在当时已越出其所值矣!今以古董视之，或可值此耳。
    短文一二日内送上。”
    仅在1924年2月份，施开甲就致函周今觉8件，即2日、7日、11日、17日、18日、24日、27日、29日，洋洋近万言。施开甲对周今觉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二十八）
    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在集邮进程中，其颇为得意的一次大收获是购得了勒夫雷司的《中国邮票集》。周今觉在购得施开甲的邮集后曾说：“当时我得了，虽很能添助我的兴趣，但是到了后来，勒夫雷司的邮集到手之后，这一部邮集，便完全成了重复之品，我只好把他当作副集的基础了。”
    勒夫雷司(Hare Lovelaee)是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集邮家，长期收集研究中国邮票和中国商埠邮票，收藏丰富，学识渊博，名闻欧洲。其世界流行的吉本司邮票目录华邮部分即出自勒氏之手。勒夫雷司的《中国商埠邮票集》后来售给了亚尔菲尔(Herbert Oldfield)，使亚尔菲尔的《中国商埠邮票集》位居全球第一。
    勒夫雷司的《中国邮票集》，除临时中立及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外，其余皆齐全，并有少许全张及四方连等。内容以研究性之票居多，大龙邮票有700多枚，小龙邮票1000余枚，其余则一新一旧，间以种种齿度及刷色不同等。1922年，勒氏曾将华邮集目录寄给上海的陈复祥，向陈兜售，出价1000英镑。当时汇价每英镑合白银5两多，陈复祥还价800英镑，合白银4千余两，出价已不低，但没有成交。后来勒氏又向施开甲兜售。施开甲将勒氏华邮集介绍给周今觉，几经周折，费时半年，最后由周今觉购得。从以下信函中可看出，施开甲帮助周今觉购买勒氏邮集颇费心思，周今觉为此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1924年2月24日，施开甲致函周今觉：“勒集华邮尊意出价800镑，已函询。惟余殊怀疑此数能否为对方接受耳。适检出勒夫雷司君去岁1月4日来函一通，内云：‘集中凡见诸目录之票共值1018镑，齿度不同、刷色不同者尚不包括在内，此外尚有目录未载或未标价之票878种。’故余以为此集索价至廉也。勒氏作此书时曾告余，彼曾以此集求售于陈君复祥，索价为1000镑云。鄙意以为集中未标价之票既夥，且1018镑之估值亦未将此批列入，则千镑之索则实不为过，且目录未标价者大都为珍票也。临时中立之福州、南京、欠资等全套，已去信询其1300两是否可售。仍如余今日所告君者，购票勿须亟亟也。”
    2月27日，施开甲又致函周今觉：“余于本月2日致函勒夫雷司，询其邮集是否仍拟出售，并告之余前此曾将其藏邮抄目借与某集邮家，此君现或有意购置也。鄙意如勒君尚留马来群岛(以余度之，大约尚未他往)，在一月内当可得其复函。余等且俟其答复后，再于必要时发一电报，不知君以为然否?电报费若干，余当探询，因电稿不能过短。君购此集前，自须过目方可，而邮集寄沪后，若君不合意者，返璧之费用又如何解决；凡此皆宜事先与勒君商妥，况其邮集有三、四册之多，寄沪之保险费及邮费亦属不赀。余若处君之地位，必将其他华邮之购置暂缓，以俟此集。然若有品相极佳之复品，购下亦非损失，因究属一种可靠之投资也。若能思得良策以促使此事之进行，当再奉闻，并与君熟筹之。”
    此时周今觉购票心切，巴不得早日购得勒氏邮集，急忙吩咐施开甲致电在马来群岛的勒夫雷司，同时又想购买德根的临时中立邮票等珍邮。沉着老练的施开甲赶紧又写信给周今觉，叫他不要着急，以谨慎为妥。2月29日，施开甲致周今觉函写道：
    “致电勒夫雷司君，自当遵命，但若君能稍待者，可否俟至星期一，明日(星期六)余将探询发电之费用若何?并问是否可发一复电费已付之电报，电文余意如此即可：‘华邮全部出价800镑，电复上海工部局施开甲’”。
    若电报费为每宇5角，余等尚可多增数字，言明邮集如退还，当另付美金50元。
    星期日下午二时许，望来舍一谈，届时余等可共拟一电稿之措辞，其时发电至马来群岛之手续当可获悉矣。临时中立票事，余正设法使德铿君言价，然其人甚难对付。今日彼允余明日或星期一将价目开来，姑俟之。其他邮票，余当为设法，然恐价至昂，余劝君勿亟购置，否则所费必不赀也。”
    周今觉虽购票心切，但好事多磨。勒夫雷司非1000镑不出手。最后谈妥，周今觉同意出价1000镑，但勒氏需负担进口税、寄费、保险费等，并付施开甲佣金一成。按原施与周私下议定，施返还周今觉佣金一半。就此，周今觉以950镑购得勒夫雷司邮集。两个多月后，即1924年5月4日施开甲致函周今觉写道：
    “4月29日函奉悉。陈君复祥之育，谓邮票不抽关税，余以为误矣。
    就余所知，上海英国邮局未结束前，余曾有大量香港客邮寄与伦敦某邮商。余用挂号信函寄发，但英邮局命余先送往海关报验。余至海关，告一西人谓函中所寄者为邮票，然彼仍坚持须余付税，终于付去25元。
    诚然，若所寄者为小包，当可不发生周折，但彼时余之包裹重逾2磅，自无法蒙混矣。
    勒夫雷司之邮集必甚沉重，当彼从英国寄出时，自须呈报价值，故余以为非付关税不可。不过余致函勒氏时亦曾声明，君出1000镑，须进口税、寄费、保险费等由彼担负。
    勒夫雷司当然付余佣钱一成，然余将如前议，返君半数，故君实际上不过以950镑得此集也。余冀一月后能得勒氏书，届时彼当可告余等在何处阅看此集，或者彼将寄一银行保管，俟款项收齐，然后交付”。
    20天后，即5月24日，施开甲致函周今觉：
    “勒夫雷司函附上，实同副本耳，正本目前姑由余保留，因交易未清割以前，尚须留此以作佐证也。
    君当可以看出，此单所开，较上次尚多出数种。
    商埠票集，现在展览会中获得三奖，想必尚佳。
    如此函所言，邮集系直接寄余者，余甚感其美意，因素未谋面；而信余若此，然责任綦重，余并不乐之。但为君计，来寒舍阅此邮集，较之赴银行为之，方便多矣。
    余意此邮集抵君约须迟至六星期后，必不能早于此，因其须经苏彝士之悠悠长途到达也。当其寄出时，是否有邮船适时开出，其关系时日亦非浅鲜。”
    一切都还顺利，勒夫雷司的邮集比施开甲预计更早就寄到上海。1924年6月19日，施开甲致函病中的周今觉携其爱子前来启视盼望半年之久的，来自英国伦敦的珍贵邮集。其函写道：
    “闻贵体欠适，至为扼腕，惟祝君早日获痊耳。勒夫雷司邮集已抵此间，但余尚未启视，因开封时最好有一证人在侧也。所有封漆皆以破裂，但海关人员会同检验，彼等认为两包皆未故人开拆，故愿其无他。
    报关费共付去47元8角5分。
    请勿将支票开来，因余等须先将邮集阅过，然后计算当付勒君若干。
    余俟君一同开视此集。君来时，勿忘将勒氏所开目录携来，并可携令郎与俱。余敢言，余等启封时，彼必乐于在侧也。”
    从以上施开甲帮助周今觉购买勒夫雷司邮集过程中，可知施开甲是个办事认真负责，精打细算，经验丰富的集邮家兼邮商。他热心成全中国集邮家购回流落到海外的中国邮票珍品，可算是为中国集邮界办了一件善事。当然，他也从中赚得了50英镑佣金。施开甲有助于周今觉，由此事可见一斑。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二十九）
    周今觉花费巨款，历时半年，好不容易从英国伦敦购回的勒夫雷司邮集到底有哪些华邮珍品呢?在当时，确实让周今觉欢喜了一阵，并使周今觉在上海集邮界的名气大增。但不久，周今觉又感到不满足了。他在《余之华邮历程》一文中写道：
    “我买勒氏的邮集，是在民国十三年夏季，是施开甲介绍的。这部邮集，在我买的两年前，曾经将目录寄到上海来兜售过，要价一千镑，听说只有人还过五、六百镑，当然不成功。我看这部邮集不能算完美，但是有它特别的长处。‘四宝’只有未加盖的红印花同当五元倒盖，‘中立’是一枚也没有，万寿大字加盖日本版，也缺少十分之二、三。所缺的都是极珍贵的种类。它的特别长处，就是第一次票，约有700余枚，阔边黄五分新票，有6枚之多。这一类本是勒氏专门之学，其中版式分得最清楚。我的《华邮图鉴》，得它的益处不少。我的第一次票，本来已经有三、四百枚之多，合起来新旧统计，大约有一千一、二百枚上下。新的占三分之二，旧的占三分之一，通世界要算我最多了。勒氏又喜欢集四连，各类都有四连全套，但是缺少的也不少，我了费许多事，才大略补全。我以前是集单票的，自从得了勒氏邮集后，才大集其四连。现在我的邮集，除了几种难得的贵票而外，从头到尾都是全部四连了，有多少人以为我的邮集成名，全沽勒氏的光，这是大大的误会。”
    按1924年汇率，1英镑可兑白银6两多，每两白银约折银元1元4角，1美元在银元2元以内盘旋。也就是说周今觉付出1000英镑，约等于花去白银6000多两，或是银元8000多元，或是美金约4000元，才购得勒夫雷司的《中国邮票集》。陈复祥曾说，其价格偏高了，因当时1枚红印花小字当一元的价格不过白银300两。但“周君之国邮著述，得此巨集之助力不少，至于价值，按当时时值计并不为廉。”在二十年代的中国，一般的集邮家，听说要花费6000多两银子购买邮集，都只能望而却步，周今觉当年的财力，对中国早期邮票的执着追求，其“狂热”的程度，都使中外集邮家羡慕、佩服。然而，周今觉此时离“邮王”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更大的投入还在后头。
    周今觉曾说：“勒氏集邮，不过1000镑，在我的全部邮集里边，只占了极小一部分。我另外添买的，要比他多出七、八倍来。比如他的‘四宝’，只有两种。我的‘四宝’有五、六套全的。他的‘中立’，只有1分、3分。我的‘中立’，有3套全的，内中有两套(一新一旧)是一枚一枚的集出来的。一套最全备的，是向德铿买来的，内中多出—分、二分两枚棕色欠资票。这种棕色一分、二分，每种只有10枚存在世界上。后采又由布许介绍，买了两枚一分、二分兰色欠资票，这是全世界只有3枚的大珍品，所以现在世界上收藏中立票的，没有比我再全备的了。再说还有民国四珍，除宫门倒印是在前四宝之列，合之其余三珍，勒氏是连一珍也没有，都是我后来陆续添买的。”
    周今觉欣悉勒夫雷司手中还有一部《中国商埠邮票集》以及研究中国早期票的资料，便又与施开甲向勒氏函索。1924年7月11日，施开甲致周今觉函中写道：“勒夫霄司尚未有复电至。余电云：单中所开商埠票未寄到，80镑保留，俟到达后将支票寄奉”。但等了一个多月，仍未见勒夫霄司的回信，周今觉又找施开甲商议。1924年9月7日，施开甲致周今觉函写道：
    “请将勒氏邮集目录所载商埠票全张张数赐知。余意若勒氏所寄商埠票全张之张数与目录所载相符，则君除付款80镑外，恐无他法。余曾向君言之，勒氏集中若有商埠珍品，必将特别注明，决不至笼统出之也。若君未将各票翻乱，则余等可将此部分璧还之。今余实不胜其烦矣。鄙意勒集即无商埠票部分，君得之，亦至廉也。”一周后，即9月13日，施开甲又致函周今觉：
    “本日得勒夫雷司君书，今附上，余深信勒君乃君子人，不必深疑。观此书，可知其商埠票集仍在H．R倭尔费尔君处(又译作亚尔菲尔)，因倭君曾出彼100镑购此集也。
    余意勒君商埠集可能有两部，而华邮正集所包括者仅商埠新票而已。
    勒氏4月26日函中曾云，“若购主欲得余类于大龙之记述，即票型研究，请告余，当即寄彼。其他关于邮集方面，只吾力所能及，无不乐于供给。”此集曾在国际邮展中两次获奖，商埠集另得一、三等奖。
    现此函之措辞，再就商埠集得奖事特别标明言之，可见得奖者商埠旧票集，且不包括在正集中也。
    然余等姑拭目以待，若勒氏于作此函时，即将商埠集寄出，则到达之期为之不远矣。
    若邮集寄达时，商埠票有29页之多，则余等实无可为力，因彼未食言，其未列入者显系旧票部分矣……”
    1924年9月23日，施开甲致周今觉函：
    “送上勒夫雷司君寄来选票簿一册，多数为香港票，全部约值44英磅。勒氏附函中云票价八折，故君购票一镑，实不过费八元耳。
    “…余已致函勒夫霄司君，索其研究大龙票型资料，外商埠旧票及票目，以备选购。余请其即将邮票寄下，并开示最低价，俾免耽误时日。倌中并索其海关邮戳及赝票。
    选票簿中之票多为佳品，余意实至廉也。又及。”
    1925年春夏之交，施开甲返回英国，周今觉仍不忘向勒夫雷司索购华邮，施开甲于1925年5月5日由英国育克州致函周今觉写道：
    “适得勒夫雷司君书，谓其华邮现已售去，所藏邮戳及赝票部分于彼亦无所用，愿贬值至七镑，但不能少于此。余离沪前，似君未曾将此款掷下，果然，则请俟返沪，勿须亟亟也。
    劳勃慈君(指英国邮商R．ROBERTS，笔者注)处已去信，但尚未得复。
    余等赴英之行颇不知人意，次女在舟中染疾，抵泊莱茅斯后，须在客舍淹留多日，以待其痊，然后始北行返里。
    余曾作书致数邮商，物色华邮，但无有报命者，若能遇佳票，决不相忘也。”
    从以上信函中，可看出施开甲帮助周今觉函购勒夫雷司邮集，不仅积极策划斡旋，促其成交，而且不厌其烦，善始善终。施开甲与周今觉坦诚交往，因集邮而结下了友谊。这也是中国早期集邮史中英两国集邮家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三十）
    周今觉在集邮发展道路上，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参加了举世闻名的费拉里遗集的拍卖，并拍得了部分华邮珍品。这是周今觉敢于走向世界，不遗余力从外国人手中购回流失于海外早期华邮珍品的突出表现。周今觉是当年参与竞拍费拉里遗集的唯一中国集邮家。
    菲利普?冯?费拉里(Philippe verl Frrary，又译成斐拉立，1848—1917)生于法国巴黎一贵族之家，其母加里埃拉公爵夫人留给他的遗产达2500万美元。1886年加入奥地利国籍，1908年又取得瑞士国籍。11岁听从医生意见开始集邮，此后50余年集邮不辍，进展神速，不惜巨资四处搜罗珍邮。至19世纪80年代，其邮集已是世界公认的最为完整的邮集，是当时世界最著名的集邮家，有“邮票大王”之称。世界各国珍邮绝大部分落入其手。其中华邮珍品有：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宫门倒、全张直缝漏齿万寿九分银全张(孤品)以及许多早期华邮实寄封。据估计费拉里在热衷集邮的30年花费了125万美元。费拉里逝世后，其遗集由法国政府任命专人清算，并在巴黎德律乌特旅馆大厅拍卖。其庞大的遗集分为8056组，从1921年6月至1925年11月先后拍卖14次，共拍得142．82万美元。众多世界著名集邮家、邮商和邮票公司参加竞拍。
    1924年春，周今觉闻讯费拉里遗集中有华邮珍品，便决定参与竞拍，让流落海外的华邮回归祖国。但上海巴黎远隔十万里，周今觉不懂法文，在法国又无可靠邮友，在当时通讯条件下，要参与竞拍并不是一件容易事。面对困难，周今觉并不气馁。他找施开甲商议。施开甲将英国邮商R、劳伯慈(R．Roberts，又译作罗伯特)推荐给周今觉，并建议委托其代拍，告知有关具体细节。
    1924年6月1日，施开甲致周今觉函写道：“关于斐拉立邮集事，余意可将所附之信寄伦敦一邮商。其人与余至谂，托其代办，君意如何?因余等若委托一普通代理人，必须先付彼与限价相等之存款。若劳勃慈君愿意为代购者，或不至向余先索存款，至少，亦不须全数也。尊意若何?请先示知，然后由余将附函发出。
    附致伦敦劳勃慈函一件
    劳伯慈先生鉴：
    君能探悉斐拉立邮集中中国珍品之内容否?
    若能探悉其内容，并由余拟价请君代购，以购价十分之一为酬，君能接受否?
    余有一华友，欲购任何华邮大珍品，多多益善，因彼单枚、双连、六连、大方连、无不兼收并蓄。若珍品中之品相完好，虽1000镑、2000镑之价亦所不惜。
    吉本司目录133号(红印花小一元)若有四方连，彼可出价200镑，必要时尚可略增。若斐拉立集中有此票一全格者，余友亦愿购之。余意法国政府未必肯考虑将斐集全部售与私人，恐仍将公开拍卖也。
    斐集华邮内容，请设法代为探悉为感。
    施开甲”
    该年8月，施开甲收到劳伯慈的回信，才知道事情并非原先想象的那么好办。施开甲8月26日致周今觉写道：“适得劳勃慈来书，今送上一阅。此事君得彻底考虑。劳勃慈君谓彼愿将接受十分之一佣金，但须预先寄彼大量存款。君若有意从事者，必须示彼出价若干。
    劳勃慈上次来书亦附上，书中有一事可注意者，即邮集购下后，纵为赝品，亦不能退款也。二信请于阅后掷还，或者可请令郎另行抄录一份备查。”
    劳勃慈条件虽苛刻，但周今觉还是决定全权委托其代拍购费拉里遗集中的华邮部分，并汇给劳勃慈300英镑。从下列劳勃慈致周今觉函中可看出代拍遗集事颇费周折，但周今觉耐心等待。1924年10月28日，劳勃慈致周今觉函写道：
    “奉到9月17日华函及施开甲君来书，承命于斐集拍卖时，代购单中所开各票，自当效命。代购条件亦颇合理，余至为满意。
    君于收到此信之际，敢言已获悉下次斐集拍卖中并无中国票在内。此与余在七月间所探悉者完全不符，然全系闻之于筹备斐集拍卖专家口中，其手书附上一阅。至本期拍卖，华邮何以临时抽出，原因殊难索解。因余昧昧，致君空劳伫盼，殊以为歉。
    汇款300镑收到，暂记君名下，以俟后示，此事最好由余代为调度，因敢言不久即将另有一次拍卖也。二三星期后，余赶巴黎时，当可于不动声色中探悉其详。无论如何，当诸票提出拍卖时，余必为君图之。余已戒施开甲君，请其返英时稍事谨慎，勿多言此事，免招致无谓之竞争。至仆自当竭尽愚诚为足下效力。君可信余必不泄之于外地。汇款收据附上。”
    1924年12月19日，劳勃慈函周今觉：“斐集华邮已悉将于明年四月拍卖。”
    1925年1月22日，劳勃慈致函周今觉：“闻斐拉立邮集最后一次拍卖(非最后一次也，笔者注)，将于四月间举行，华邮部分当在其中。余俟收到目录，或探悉详情后，立即奉闻。”
    1925年3月26日，劳勃慈致周今觉函：“……斐拉立邮集华邮拍卖日期尚未有所闻，但君不须焦灼，无论尊款汇来与否，余将悉心为君图之，且上次汇款尚有相当数量存敝处也。
    俟探悉确实日期后，当即奉闻。……
    附言：前书缮竣后，适闻斐拉立即邮集拍卖将于4月22、23、24日举行，其中虽有君所欲之票数事，然皆与多种他票杂置一组，必尽购一组，始可得之。
    然此事请由余任之，当竭力以报命。又上。
    真是好事多磨，时近一年，周今觉才得到费拉里遗集第十二次拍卖的确实日期。拍卖如期举行。劳勃慈亦按时赴巴黎参拍。因拍卖时华邮多枚按组示价，与原周今觉按瞄价情况不同，虽拍卖价不高，因周今觉本人未能临场指挥，劳勃慈谨慎行事，使多组华邮失之交臂，致使收获甚少。1925年4月30日，劳勃慈致函。
    周今觉写道：
    “斐拉立邮集拍卖已竣事。今挂号寄上斐集拍卖目录一册，恐君未备也，余并在每项下注明拍卖所得之英镑价格。包括须付法国政府售价百分之十九之佣金。此为在场购主所应付之净值，余亦不能例外。
    君阅目录，便知君所欲之票，无一能在君限价之内为君拍得也。拍卖价皆远超出君所定之数字，余觉其过昂，故而放弃。因君所出之价甚为合理，有数项且为善价也。但余终亦拍进一项，俟余将各票标价后，当寄上备君挑选。此中有一票为君所渴求者，即红印花小四分是也。即此一事，可知为君购票之难，因须购进365张其他各票，始得此一票也。”
    1925年5月18日，劳勃慈给周今觉寄来了所拍得之票。函中写道：“4月30日信中所言斐集拍卖中所购得之票，今寄上备选。
    附言：所附选票簿仅有一票为君所开票单中所载者，因其他各票之拍价皆远超出君之定价，故将此票定为7镑半，与其他诸票之价殆相仿佛。各地加盖票，有数种或有可玩，敢言不乏珍罕者，然余除目录中能查出外，均无所知。此中当亦有廉值之票，或毫无价值者，君当较余为稔也。”
    至此，长达一年的拍购费拉里遗集中的华邮一事方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