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 赖茂功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三十一）
    周今觉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参与费拉里遗集的第12次拍卖，原想购回一批华邮珍品，但因未能亲临拍卖场，委托人没敢放手竞拍，以致收获不大，大部分华邮珍品又被外国人买去。为此，周今觉甚感遗憾。他在回顾此事时写道：
    “最可惜的是斐拉立(费拉里)的邮集，未拍卖以前，我曾经托人代买，但是因调度失宜，以致重要的珍品，都为他们捷足先得，这是我生平的大憾事。”
    究竟1924年4月在巴黎举行的费拉里遗集第12次拍卖中有哪些华邮珍品呢?大部分落入谁手呢?周今觉又拍到哪些早期中国邮票呢?据周今觉写的《斐拉立第十二次拍卖华邮之记载》，此次拍卖有关华邮部分共计16组，其中2组为法在华客邮)，总拍卖成交价为899．5英镑(已含法国政府所收税金)。其中法国香槟邮票公司拍得4组，合计288英镑；美国集邮家阿瑟?欣得拍得3组，总计359英镑；周今觉拍得2组，合计65英镑。以上三家合计占拍卖总价的68％，其余的被不知名者拍走。
    周今觉拍得的是：第499组，二元宫门倒印，连边未用过者新票1枚，拍价30英镑。第501组，共计366枚邮票，拍价35英镑。这组邮票主要是1912年各种地方加盖“临时中立”及“中华民国”票，如建阳府、都昌县、和州、黄渡加盖红、黑二种；哈尔滨加盖红；黑二种；广东、天津、山东、码头镇、柳州、吴家市加盖等。此外还有目录未载者多种。这些民初地方加盖真伪难辨，集邮界多有争论，其中多种至今尚未能定论。当时周今觉本人也已知晓。他写道：“其最为希奇者，则福建建阳府有手盖‘临时中立’一套，为谱家目录所未载，然余对之终有疑点，以无可征考也。”
    在这组366枚邮票中，还有红印花小字四分一枚，小二分有倒S缺点数种小变体。周今觉以35英镑之价拍得这一堆邮票，是较满意的。使周今觉最为失望是有一枚红印花小字当一元新票失之交臂。周氏写道：“第494组，红印花加盖当一元小字，未用过者一枚(某杂志作用过者误)，拍价为47英镑、拍得者为香槟公司。著者按，此票余托英商罗伯特代拍，限价为40英镑，仅相差7英镑，而罗伯特不敢专主，以致失之交臂，良可惜也。”
    香槟邮票公司是法国最大的、历史悠久的邮票公司，从1896年起就编辑出版《香槟邮票目录》，与《吉本斯邮票目录》（英）、《斯科特邮票年鉴》(美)和《米歇尔邮票目录》(德)并列为世界四大邮票目录。其主人西奥多?香槟（Theodore Champion,1955年逝世)是法国著名集邮家与邮商。当时香槟得地利人和，参加费拉里遗集拍卖，拍得大量珍邮。在此次拍卖中，除拍得上述红印花小字当一元新票1枚外，还拍得另外三组邮票(据周今觉记载)：
    “第500组，万寿票加盖，又第二次票加盖等票，共150枚，其中珍品可征者，如十二分改一角之光边；九分改一角之双印；三分改半分六连，内含有Cent缺，字之变体。又红印花中有小二分倒印2枚。拍价为106英镑。此一组海音得与香槟竞争甚烈，后卒为香槟所得。”另外2组为法在华客邮局发行的邮票。
    “第180组，法国在琼州1901年发行之蓝色15生丁票，未用过，计1枚，拍价20英镑。”
    “第182组，1903年至1904年法国在琼州发行之紫色加橘色75生丁未用过票1枚，其中之INDO-CHINE倒印者，此票含于一个十连寻常票内，拍价115英镑：”
    费拉里遗集拍卖的最大得主是阿瑟?欣德(Al'thur Hind.X译作海音得，1856-1933)。这位生于英国，后移居美国的大企业家，中年兴发，不惜重金，从1903年起三次周游世界，搜求珍稀邮票，是继费拉里之后的世界著名集邮家。1922年4月费拉里遗集第三次拍卖会上，欣德为拍得世界孤品“1856年英属圭亚那样红底黑字1分票”，出价竟高达30万法郎，使竞拍的英王乔治五世的代表里德望而却步。欣德也是这次第12次拍卖华邮部分的最大买主。其拍得3组概况如下：
    “第490组，中国第一次票共65枚，计一分者19枚，内两个直双连中缝无齿，一个直双连完全无齿。三分者27枚，内三连中缝无齿者一条，直双连中缝无齿者—连，其余尚有完全无齿者数枚。五分者19枚，内完全无齿者数枚，直双连中缝无齿者一连。又中国第二次票48枚，计一分者23枚，内完全无齿之双连票两连，中缝无齿之直双连票两连。三分者12枚，内完全无齿双连票一连，中缝无齿双连票一连。五分者13枚，内中缝无齿双连票横、直各一连。以上共113枚，皆未用过者，拍价为166镑。实中国票各组中最大之价。”
    “第491组，1895年万寿票至1897万寿加盖小字、大字各种。其最可注意者为九分对倒Tete-beche，有一对用过者。有一对含在一个四方连内者，又有一个全张九分，含此一对变体在内，而此全张直缝皆为无齿者(著者按，此一全张为极难得之珍品，恐世界仅此一张矣。）此外万寿票，尚有双连、三连、四连无齿之变体多种：又日本木版自半分至五元全套。含有墨绿五角票在内，而五元有两种不同之色。此外尚有商埠票多枚，内有三个50枚全张，又有日本在华客邮29枚；俄国在华客邮54枚，内中含有珍品变体。本组邮票共472枚，拍价为120镑。”
    “第503组，欠资临时立全套7枚，其中四分、五分、一角3枚为用过者。拍价为73镑。”
    上述三组拍品中的大龙、小龙、万寿、临时中立等珍稀华邮均是周今觉搜集的主要品种，可是尽被欣德囊括而去，使周今觉心疼不已。
    另外7组被不知名者拍走的华邮如下：
    “第492组：红印花加盖当五元未用过者1枚，拍价为14镑。（著者按，比较市价已双倍之多)。拍得者为一法人，不知名。”“第493组：红印花加盖当五元倒印，未用过者1枚，拍价为16镑。拍得人与前同。”第495组：万寿票加盖，内中含有多数光边及中缝无齿之变体，全组共57枚，拍价为33镑半。一第496组：万寿加盖倒印变体，，计二分1枚、四分1枚、九分1枚。又B．B．A半分改五分4枚，又连信封1枚。福州飓风半分票信封1枚，又C．E．F．信封3枚，以上共12枚，拍价为14镑。”第497组：福州临时中立，三分者4枚，一元、二元、五元者各1枚，皆未用过者。拍价为35镑。”第498组：南京、汉口临时中立，一分、三分、七分各2枚，一角六分至五元各1枚，皆未用过。共11枚，拍价60镑。”
    “第502组：孙、袁纪念及伦敦版各1套；B．B．A．半分改五分2枚；上海印新省贴用票1套；前清暂作西藏1套。其他尚有四连等之杂票，共134枚，拍价为15镑。”
    在上海的周今觉，因鞭长未及，眼见巴黎拍卖大批珍贵华邮落入外国人手中，感慨良多。周今觉写道：
    “以上中国全部(除法客邮不计外)计为组十四，为票一千三百六十一，拍价仅为七百五十四镑十先令，此在专门家视之，诚沧海之一粟，吾於此有数种感想焉。
    一、斐氏遍集全球，其于我华，殆未见有若何之注意，而精要之品，已如此其多(四宝得三，中立全套)，则其余注意之国，更可知矣，此种广大之葸集，诚令人可惊!
    二、斐氏之华邮，诚为精美，然以专门家之眼光评之，则所缺尚多，以比勒夫雷司之邮集，且有逊色，无论真正专门名家矣!此可见普通集邮家，无论如何勤力收集，终不可与专门家相提并论。吾客岁著《邮话》，戏尊斐氏为王，勒氏为霸(此仅就华邮而论)，以今观之，霸者诚不免取威定霸，而王则孱王耳。
    三、观于拍卖场中，香槟氏与海音得氏竞争甚力，而第一次票一百十三枚，竞买之价，乃高至一百六十六镑，此可见欧人之于华邮，渐知注重。而其余各组，有拍卖价极廉者，则彼人究属门外汉多也。
    四、著者曾于一年前，以全权托之英商罗伯特，代拍华邮全部。彼时不知其以组计，不以枚计，故限价之间，多所牵制，而成绩乃极劣。精要之品，为他人着先鞭以去，此则至为遗憾。使当时有我亲自在场，则气吞云梦者八九，被海音得、香槟诸氏，诚不值一挥也。”
    周今觉以华邮专门家自居，对外国人集藏华邮不屑一顾，周氏当年之雄心与识见由此可见一斑。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三十二）
    集邮起步不久的周今觉得到英籍邮商施开甲的帮助，在上海购得了施开甲邮集，又从伦敦购得了著名的勒夫雷司华邮专集，还参加了在巴黎举办的世界邮王费拉里的遗集拍卖，购得了部分华邮珍品，一举成为上海的著名集邮家，但周今觉要称雄于中国邮坛，需有一段距离。促使周今觉荣获“邮王”桂冠的关键一着，是购得了费拉尔遗集中的“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四方连”。为购得此件华邮孤品，周今觉虽有施开甲相助，两人还是颇费周折，前后耗时三年才到手，其中曲折甘苦，使周今觉终生难忘。
    周今觉曾自述：“这红印花小字一元是华邮四宝之首，德根氏有一个双连，当着宝贝一般，连看都不肯把人一看。他也万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方连，我想这足可算宝中之宝，王中之王。”
    这红印花小字一元四方连乃是费拉尔遗集中的珍品之一，它是如何落人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手中的呢?
    费拉尔(R．A．de Villard,1860--1904)，德国人，旧译棣费拉德、棣维拉、韦拉德、棣维德、窦维拉，但他在中国海关档案中的正式中文名字是费拉尔。他能操德、英、法语，懂中文，善绘画，1892年9月进入中国上海海关造册处任绘画员。1894年11月，海关试办邮政时期发行的慈禧六十寿辰纪念邮票，9枚图稿都是由他绘制的。1897年－1898年发行的蟠龙邮票，以及这期间的邮资明信片等，设计绘制基本都出自费拉尔之手。另外，上海、镇江等地书信馆的商埠邮票，也有不少是他设计的。
    费拉尔懂集邮，更知变体邮票的价值。他在海关任职5年，与国外集邮家及邮商交往颇繁。由于费拉尔负责操办大清邮政的邮票设计、绘图、监印，他利用职权之便，从中作弊。人为地制作各种变体邮票，以从中牟利。1897年7月23日，费拉尔在承办、代印镇江商埠邮票过程中，因“监守自盗”而被告发、坐牢。
    费拉尔被海关开除后，在上海闲居，继续集邮，并做邮票生意。1902年双目失明，1904年病死上海，其遗集落入遗孀费夫人手中。
    费夫人(1865-1942．8．12)是中国人，居上海虹口，有地产颇多，温饱无虞。知其遗集价值千万而不急于出售。但局势多变，至费夫人逝世时，遗集全部邮品均已售尽。
    据集邮家陈复祥言：“棣氏之华邮集(即费拉尔遗集，笔者注)，在卅年前(指1910年)推为全球第一。”“棣集于廿余年来，虽曾陆续出让，然大部分出售者则可分为三个时期。其一约在廿五年前，被本埠西人集邮家购去不少，除德根所得，仍秘藏不出外，其他皆已数易其主，而大张方连，亦以需求者之众而愈分愈小。其第二时期，则在民国十六年，由本会会长周今觉购得一部，盖为全部精华所萃，而价值之巨，则在当时亦罕与其匹，但如红印花小字一元四方连及万寿加大字长距日版全套小方连等，则皆为世界孤品无疑。”(《棣集遗珍”》载《邮典》第一卷第四期，1940年4月、5月号合刊) 邮商李辉堂的徒弟庄梁立因在虹口设肆买卖邮票而结识费夫人。施开甲因是庄梁立的主顾而得知费夫人手中有珍邮出售，遂于1924年春天将此事告诉周今觉。
    1924年4月16日，施开甲致周今觉函中写道：“下月初旬，余可望观一邮集，敢言其中方连甚多，有红印花小一元四方连，日本版加大字八分长距可能有一方连，并一双连。余当将其中珍品钞目，并为君估其值。此事请勿告任何人，因若泄于外，L君(指意大利籍集邮家赉美，Lem lere，当时在上海法租界任律师)或D君(指德根)得知余等谋此集，必设法偾其事，以冀已票获售。此集主人甚难应付，且敝帚自珍，颇不易谐价也。”
    周氏收到施开甲这封神秘兮兮的来信，虽然还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费拉尔遗集，要通过何人之手才能看到、购到该集，但已十分感兴趣，急忙要施开甲打听详情，并将情况回报。
    1924年5月9日，施开甲将看到的费氏遗集详细告知周今觉。此函事关邮史，全函照录如下。
    “7日手书奉悉。前言在赛马周中约观之邮集，今已见到，集中虽有少数华邮珍品，然全部颇使人失望，其中三部为世界各国邮集，欧洲稍旧票或有佳者，然因余非此中专家，殊敢断言。英邮因余知之甚谂，故审视较细，然亦不过尔尔，故可能其他部分亦不佳也。
    华邮珍品余皆摘录，计有：万寿九分银对倒四方连2枚(当然仅有一票倒置)，又双连2枚，又25枚大方连旧；万寿上海版四方连一分至二钱四分全套；万寿加大字短距四方连一分、二分、五分(吉本司目录99--101)；万寿加小字半分覆盖(吉本司74)，又同上四方连覆盖；万寿加小字四分四方连覆盖(吉本司75)；万寿加大字长距日本版半分四方连，又一分四方连，又二分四方连，又八分四方连，又一角四方连，又三角四方连；万寿加小字半分双连内含“2”及小横漏盖；又同上四方连旧；万寿加大字短距四分四方连倒盖，又一角四方连倒盖。红印花小四分四方连，红印花小一元四方连，红印花二分四方连倒盖，红印花二分四方连复盖。
    其不见诸目录者有：万寿加大字四方连，其中直2枚漏盖，此错误余以为由于全张加盖时过于偏放一边之故；致使一边直行之票未印，而另一边则印于边纸上矣。此四方连余以为系用过者。
    除上述各票外，尚有其他，然均无多大价值。万寿上海版加大字长距四方连有4种，小龙四方连用数个，皆平常；大龙仅12枚，就余记忆所及，约一分银3枚，五分银5枚，三分银4枚，然皆非珍罕。
    日本石印蟠龙墨绿五角不同色二双连，日本石印有全套，然元以上皆为单枚，五元者仅一色。小数值者，就余所记亦只双连而已。
    法属地——有，但余不知其值若何。
    香港——无足述者。
    集中大部分邮票均为各国1900年以前所发行。
    各国在华客邮似未见。
    全部邮集索价12000两，余认为太钜，因今日罕有人搜集世界各国也。余返寓后，将其中华邮部分研究之后，即函售主，谓6000两之价庶几接近其价值。
    华邮部分恐不能单独购买，然余等不妨一试。
    足下如能于星期一下午六时半来舍，当详谈此事。君可细阅余所记下之华邮目录，再考虑华邮部分单独出价多少，然余恐其事未必谐也。”
    看了施开甲的长篇来函，使周今觉喜出望外，特别是那一大堆华邮珍品，让人垂涎欲滴，但那12000两的高价，华邮部分不肯单独出售，又叫周今觉为难。当周氏得知这就是费拉尔遗集的精华时，便下定了要购下华邮部分的决心。周今觉在回忆录中写道：“诸位听听我这两句话，就晓得这部邮集的价值如何了。这其中的内容如何珍贵，和我牺牲的价值重大，我今天也不必细表。我只记得我当时心里，有—个打算，若是这部邮集，落到他人手里去，我的华邮，只好立刻停止进行，并且可以就此出卖。而我的集邮生涯，也就可以算从此告终。你想想看，这关系重大不重大?”因为他关系太大，若是被他人得了去，那就我的一世华邮盛名，付之流水。我的华邮大王名号，立刻就要贬削。”
    尽管售价昂贵，售主条件苛刻，周今觉还是下了志在必得费拉尔遗集华邮部分的决心，特别是那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四方连，周氏更是梦寐以求的对象。于是周今觉与施开甲携手，开始与费夫人的妹婿芮朋罗（P.D．Raebum，又译作勤本，雷奔，英国人，集邮家，中华邮票会第62号会员)和费拉尔夫人展开了漫长曲折的周旋。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三十三）
    周今觉对费拉尔推崇备致，曾为其立传，认为“自1878年以来，西人最有功于华邮者，莫过赫德与费拉尔(周氏译作棣费拉德，笔者注)二人。赫德为创立华邮之人，其功在邮政；费拉尔为起首绘画邮票之人，其功在邮学”。“其死之日，(海)关、邮(政)同人莫不同声悼惜，英领某且哭之恸，谓寓沪西人中第一聪明人死矣。”
    当周今觉得知费拉尔遗集尚在上海，且其中华邮珍品累累，急于得之而后快。特别是那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四方连，更令周氏朝思暮想。但周今觉不知遗集在何处何人之手，只得催促施开甲尽快从中斡旋，以期早日成交。而施开甲却是个“慢郎中”，劝周氏别着急，耐下性子讨价还价。1924年5月13日施开甲致函周今觉：
    “本日书奉悉。棣维拉夫人之华邮自当设法；
    足下之病在于一闻佳品，即急欲获得之。若D君同知余在谋购此集。当知为足下图之，而彼即可能出较高之值取得，以要君重价，因彼知足下急欲获此小一元四方连也。
    足下必须向D君表示，君购票至多比市价略高，逾此即放弃。昨晚闻君言，A君尚开有票单在君处，余今忠告足下：切勿多购。并告以某数种因开价太高以拒之，若能如是，而获得红印花小一元四方连，胜得D君之票多矣。
    余将尽速往晤棣维拉夫人，并携银1200两与俱，若夫人肯单售小一元四方连者，即予之。因余闻人言，彼皆欲外国现钞付值也。
    此事一有眉目，当即奉知。足下且少安毋躁，盖若勒夫雷司之邮集可得，足下之收藏在世界华邮中大约已可称独步，虽无小一元四方连，何伤也。
    总之，余必竭力为阁下图之。”
    周今觉正急在火候上，哪听得进施开甲的劝告，阅信后，周今觉当即给施开甲送上2500两银票，促蓖尽快成交。两天后，即1924年5月15日施开甲致函周今觉：
    “支票2500两奉到，如不能购得足下所欲得之票，则将原款璧还。
    余将竭力效劳，但恐此妇只肯将全部包括世界各国一并出让耳。姑试为君图之。
    请勿向任何人言及此妇，因行名簿中有彼地址，可能为他人捷足先得也。
    余认为2500两单购华邮部分实为善价，但女子庄？？往良机当前，让其错过。余觉华邮部分不宜再增价过多，或者由余独往全集购下，然万不能出12000两之数，且须仔细阅过方可。余将试于星期六往。”
    施开甲的洽商没有成功，费夫人不肯分售，且开价不变。此事只好搁浅。但周今觉耿耿于怀，必得之而后快。于是周氏亲自与费夫人洽购，虽困难重重而不辞辛劳，最后终于成交，成为中国集邮史上的佳话。
    周今觉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四方连)同施塔君的阔边黄五分全张，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遥遥相对，在华邮当中，可算两根撑天柱了，这个至宝，一向是隐藏在费拉尔的邮集里。费氏同我们华邮历史有极大关系，这是中外人都晓得的。因为自1894年万寿票起，至1898年正式票止，凡是华邮图案，都是他一人绘制的。他在海关、邮局两处，都有职务，所以他收集华邮，极其容易。他—本邮集，不过寥寥十几页，因为他在1904年就死了。所以他集邮只集到1897年，第一次正式票为止。他的邮集可称得起是处女邮集，因为张张都是从邮政局直接就到他家中，中间绝对没有经过邮贩的手。”费拉尔“娶华女为妇，与英人勒本为僚婿。余因勒本而识费妻，并得观其邮集，谋之三年而始获。费妻坚忍，异于恒人，有时气焰之骄，且不可响迩。余以重宝所在，不是不低首下心以就之。然苟非其坚忍不拔，其邮集或早已人他人之手，决不能待余二十年之后矣。我是从费氏夫人直接买到手的。这位费氏夫人之难说话，真是从来少有，我受足了她的气，却也亏她如此，不然二十余年来，早被人谋夺了去，也轮不到我了。我为这部邮集，费尽心机，盘算了有一年之久。”
    周今觉为购得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四方连，不仅忍声吞气，多次奔走，还耗费了五千大洋。但周今觉认为很值得，并感到得意和满足。周氏写道：“我算算我这个四方连小字一元，足足费了五千多块洋钱，但是要晓得，这是极公平的价值，并不为贵。一小字一元单票，却是值不了一千美金，但是一个四连，不能说他不值四于美金，不然我就肯拿五千多华币去买他吗?”
    这件被集邮界人士誉为“东半球最罕见之华邮”——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四方连终于在1927以2500两纹银被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购得，创造了当时中国邮票买卖的最高价格。周今觉会长也因拥有这件最罕贵的华邮孤品而被誉为“华邮之王”。踌躇满志的周会长特地把这件至宝，制成铜版，彩印在1927年9月20日出版的《邮乘》第三卷第二期上。
    值得一提的是，周今觉会长购得的费拉尔遗集中还有一件至宝，那就是万寿长距离日本版全套四连新票(现称万寿大字长距改值邮票，笔者注)，但周今觉不承认他购自费氏遗集，而说“这一套至宝的来源，我有守秘密之必要。”而陈复祥直言，该件与小一元四连皆出自费氏遗集，“则皆为世界孤品无疑”(见《邮典》一卷四期，1940年4月、5月合刊号)
    这件至宝，周今觉评价很高，认为他足可与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四方连相媲美。周氏写道：
    “此外，我还有一套票子，也可算得宝中之宝、王中之王。外行人看起来，恐怕还没有小一元出名，但是内行看起来，恐怕还比小一元难得。是甚么呢?就是那万寿长距离日本版全套四连新票。我曾经在《华邮图鉴》里说过，这一套里，二分、四分、五分三种，是绝不希奇的，二钱四分，也稍为贵点，还不算什么。到了半分、一分、九分，就难得了。六分票，已经是有名的贵票，至于一钱二分改一角的，那真是旷世而一遇的珍品了(皆指未销印的新票而言)。我从前有一套单票，各种俱全，就是缺这一钱二分的一种，访求甚苦，有许多寓沪外国集邮家对我说，他们在上海有二十年未见此票一面的。只有一个专门收藏华邮的德根氏，他说以前曾经见过一枚，却也无凭无据。后来我无意中遇见一枚，大呼得宝，置酒庆贺。想不到世上还有一个四方连，而且是一个整套完全无缺的四连，你想这不是稀世至宝么?一我买的价值很廉，约合华币四千的光景，但是他的真价值，只怕双倍还不止，单是这一个一钱二分四方连，就足值五六千元以上，若是世界上再有第二个四方连，我可以出一万元高价收买他，这种天下孤品，难道轮不到二百种名票之列吗?
    美国施塔氏的中国邮集，我虽没有看过，但是他曾经开过一张详细目录与我，其中确是有不可及的特色，但是万寿加盖日本版(后来集邮家研究，万寿票无日本版，笔者注)一类，却是萧条得很，本来集华邮集到这类，非至高的程度不可，因为有许多国人，对于日本、上海两版，不大分得出，既难得，而又不容易讨好；而且哪一种贵，哪一种贱，目录上既不注明，各种邮学书上又从没有提过，所以大家都浅尝辄止，略而不讲，只好在几种大家知名的票子上用功夫了。我邮集里有了这样两个宝中之宝，王中之王，这天下第一华邮四个字，就不容我客气了。”
    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与英籍集邮家穗根等人竞购费拉尔遗集中的华邮珍品，不惜重金，不遗余力，几经周折，终于成功。周会长得意非凡，众会员也为他高兴。周今觉会长在中外集邮家的威信大增。当时的中国富商豪绅肯致力于集邮者，可谓凤毛麟角，周今觉此举尤显得难能可贵。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三十四）
    周今觉在集邮生涯中，如果说区甘源是他的启蒙老师，陈复祥使他立志专攻中国早期邮票，施开甲帮他购得大量华邮珍品，那么，使周今觉获得精湛的日本邮票知识，理解创办集邮团体的深远意义和编印出版集邮刊物宣传作用的人，应是木村梅次郎。
    木村梅次郎(1867—1927)，日本京都人，早期著名日本集邮活动家。青年时代曾留学德国，回国后担任石川岛造船厂技师，1900年前后开始集邮。日本明治四十五年七月(1912．7．)在东京创办组织邮乐会，这是日本最早的集邮团体。1913年发起举办邮票展览，为日本首次邮展，1914年创办集邮刊物《邮乐》，积极宣传日本邮票，使日邮地位大增。他曾入英国伦敦皇家邮学会，并被推举为该会会友，为亚洲第一会友，著有《日本部匣切手类鉴》，影响甚广。1926年被聘为美国纽约国际邮展评审员。1927年11月病逝，但会刊《邮乐》仍继续刊行，直至1930年停刊。
    木村梅次郎是周今觉最推崇的日本集邮家，日本邮乐会是周今觉最早加入的外国集邮团体，《邮乐》杂志是周今觉最爱读的集邮杂志。
    周今觉在青年时代，曾四次赴日本考察，对日本集邮界的人和事虽有所闻，但那时周今觉热心研究数学，对集邮毫无兴趣。1923年周今觉开始集邮后，次年即加入了日本邮乐会，为该会第578号会员，随后又加入了日本邮便切手协会和松本邮朋会。后来，欧美许多国家的集邮团体纷纷邀请周今觉入会，但周今觉都不屑一顾。而周今觉加入的三个日本集邮团体中，对日本邮乐会情有独钟。
    周今觉在《余之集日邮缘起》一文中写道：“我於日邮上得的见识，一大半是从《邮乐》杂志而来。我曾经买了全部旧报，从第一期看到末尾，又加入邮乐会、日本邮便切手协会及松本邮朋会为会员，得和日本一班有名的集邮家观摩相善，受益不少。”在《邮乘》发刊词中，周今觉曾写道：“彼日本邮乐会，成立十二年，月刊亦继续十二年，今且名播海外。撰述人木村梅次郎，且受英伦皇家邮会之特别奖，此则为吾人之好模范，他山之石，心向往矣。”
    1925年10月1日中华邮票会会刊《邮乘》创刊，会长周今觉立即将《邮乘》创刊号寄给日本邮乐会、日本邮便切手协会和松本邮朋会。三会长收到后非常高兴，立即回函祝贺《邮乘》创刊。同时，三会长表示愿意加入中华邮票会。据《中华邮票会会员录》载：日本邮乐会会长木村梅次郎名列第42号；日本邮便切手协会会长三井高阳名列43号；日本松本邮朋会会长槐原元继名列44号。随后，日本集邮家寺本义雄（46号）、池田新造（47号）、户田龙雄(48号)、金武吉弘(60号)、山本幸治(68号)等也相继加入中华邮票会，成为会员。加上先入会的大柴峰吉(13号)和林勇(37号)，至1926年9月，中华邮票会中已有日本集邮家10人，而当时中华邮票会全部会员才84人。
    日本集邮家踊跃加入中华邮票会，其中有木村梅次郎宣传之功。1925年10月出版的《邮乐》第十一卷第十二号为向日本集邮者介绍中华邮票会会刊，曾作如下报道：“本会第578号会员周今觉氏，日前创中华邮票会于上海，近又发行机关杂志，名曰《邮乘》，顷见其创刊号一册，非常完美之杂志也。其口绘(即书中前面之附图)有支那珍品邮票26种，用天然彩色版所印。又1912年二元倒盖一全张，为珂罗版所印。中文40余面，英文10余面，记载翔实异常，体裁大致与《邮乐》相似。吾愿此邻邦有力之邮会与其杂志，前途进步无疆也。”
    日本邮乐会会员堀田俊造欣闻中华邮票会周今觉会长喜爱《邮乐》杂志，特将1914年至1923年全套《邮乐》杂志寄赠周会长。周今觉收阅后爱不释手，并在《邮乘》二卷四期(1926年12月30日出版)刊登“赠书鸣谢”：“近承日本堀田俊造先生以所藏《邮乐》杂志九全卷见赠。该杂志为研究日邮之宝筏旧报，尤不易得，鄙人即以捐置本会藏书楼中，使本邦研究日邮者共拜田君之嘉惠。特此代表本会鸣谢。周今觉启。”
    中日两国邮会交往，从此逐页展开，为中日集邮史留下友好篇章。
    周今觉在《邮乘》二卷一期(1926年3月出版)曾热情地将木村梅次郎的著作介绍给中国集邮者：“《日本邮便切手类鉴》(第4版)，此书为日本木村梅次朗所著，东京邮乐会发行，乃日本票专门目录，比之吉本司、司各脱之书，其详略之相去，实不可以道里计。由最初以迄最近，凡纸质、版数、假名、无不应有尽有。末附一卷，论版式之变体，尤为精华之所在。盖日本票之变体错体，其关于纸质、齿孔、印刷、颜色者甚少，而关于版式者则独多。故其所谓变体者，皆含于其全张之中，特某版有、某版无，不能每版俱备，以是乃判其贵贱耳。本书第3版所定之价太低，往往与市价相差甚远，第4版乃改正不少。忆余初集日邮时，持此书第3版之定价，与大阪邮商林勇氏断断争执，由今思之，真可发一笑也。我国集日邮者稀少，若实而按之，则除不佞外，几可云绝无一人。此有二因：一由于日本伪票太多，人有戒心；一由于参考无书，未由入门耳。此书虽以日文刊行，但中日同文，虽不谙日语者，亦不妨一读也。惟不佞却有一言，为木村氏进告者，即此书早应译成英文，使于国际地位上占得一席，庶不埋没此等名著耳。”
    《邮乘》传至日本，有日本集邮家评论说，《邮乘》照搬《邮乐》，似依佯画葫芦。为此，周今觉在《一年之回顾》一文中作了解释：“(《邮乘》)所以初出第一期的时候，日本人都以为摹仿《邮乐》。我自己看看，也觉得有几分像处，第一就是黄纸封面，容易和《邮乐》相混。后来我要力避他人的嫌疑，所以第二期封面改了白纸、黄图。第三期又改了彩色版，这个彩色封面，不能不说它不美丽，不能不说它不是进步之。但是日本某报上，又有四个字批评，说是‘无邮票味’(切手味十氵)。这个批评却错了，龙球本是本会的旗帜，龙是代表华邮，那个美人是代表中国的集邮家，地球是代表世界的集邮家，希望将来中国集邮家，都倾心到华邮上去，这就是奉球于龙的微意了。做封面图案，一定要有远大的印象，深微的寓意，方算是佳构，若是仅仅的画几张类似邮票的东西，那又有什么意味呢?”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周今觉不仅善于学习日本人的长处，而且更有超过日本人的雄心。他不但能虚心接受外人的批评，还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性风格。周今觉虽然推崇木村梅次郎，从中增进了不少见识，喜读《邮乐》，从中得到不少启迪，但他决不依样照搬，周今觉要走自己开创的中国集邮之路。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三十五）
    周今觉在和日本集邮家交往中，在阅读日本集邮书报中，受到启发，获得了大量邮识，觉得有很多地方值得中国集邮家学习和借鉴，但他决不盲目崇拜。周今觉立志振兴中国，对中国集邮的发展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日两国集邮家应互相学习，友好交流，共同提高，为发展亚洲集邮做出贡献。他对日本邮刊只介绍日本邮票的关门自守的作法看不惯，中日两国的邮刊不能只讲本国邮票，其内容应以本国为主，兼顾亚洲，面向世界，引导本国集邮家扩大搜集和研究范围，使集邮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周今觉在1926年秋写的《一年之回顾》文中说道：“外国(邮)报当中，还是日本报有些趣味，我倒是每期必看的，但是可惜互相利用的地方很少，因为日本报是除了日邮不开口的，偏偏中国的集邮家对于日邮，绝对的不注意……我是主张中日两国在艺术上互相提携的。况且本志的宣言，是以研究远东邮票为揭橥的，那么，日邮当然该括在内，不能除外的了。”
    周今觉是个敢想敢干的集邮家，他的想法既定，在《邮乘》上说出后，仍觉言犹未尽。1926年冬，周今觉又特致函木村梅次郎，提出对日本邮刊的意见，对《邮乐》提出了中肯的批评。该函言辞尖锐，直言不讳，差点引起中日集邮家论战。此函事关中日集邮史，现照录如下：
    “木村会长道席：
    余自发起中华邮票会，发行《邮乘》季刊以来，国际之间，薄负时誉。各国邮会，纷纷来请加入彼会，余皆婉词却之。以彼会所研究者，非英属，即美邦，与余所研究之支那远东，渺不相涉也。惟对于日本之邮乐会，则数年前已自动加入。以彼时吾方倾心于日邮，而《邮乐》杂志，实能抉剔源流，张皇幽眇，为日本之准一的专门邮报也。惟近两年来，精采似己视前稍逊，此非江郎有才尽之时也。实以日邮精义，十二年来皆已阐发无余，靡蕴不宣，靡微不至，精华己竭，实已无可再着笔耳。即如吾所主撰之《邮乘》创刊以来，花团锦簇，交口相推。亦以《华邮图鉴》屹立中坚之故。再历二三年后，《图鉴》刊登完毕，亦将如《邮乐》今日之萧索矣。虽然，无虑也，吾已为备矣。华邮之外，尚有客邮也、商埠也、蒙藏也、台湾也、高丽也、上海也、香港也、澳门也、安南也、暹罗也。此各类、余皆有完美之邮集，专门之研究。次第成书，陆续刊载，以每年四期计之，至少有十二年至十五年之材料，可不虞其匮乏。盖《邮乘》论述，以远东各国为范围，不仅限于支那本部，故取不尽用不竭。而《邮乐》则以日邮一类为揭橥，范围过于侠小，安有历史而不告穷匮理乎?日本集邮家之眼光，仅囿于明治初年手雕切手，会有赛，赛此；报有论，论此；店有售，售此；书有纪，纪此；人有习，习此。不独欧美远邦，摈而弗录，即远东邻近各国，亦不一加盼睐。不独远东各国也，即其属地之台湾、高丽，研习者亦寥寥无几。吾不知再历五年，《邮乐》杂志将于何取材也。有HA氏者，不于此时讽以扩充范围，乃更劝其删除一切外国切手纪事，是犹体弱之人，缺乏营养，不以补品滋培，反劝其节食辟谷，有不稿饿以就毙者乎?余‘邮乐会’—会员也，为挽救未来之危机，谨进忠实之劝告。宜自今始，速谋扩大范围，增多门类，引日本集邮家之眼光于国外，自台、鲜而推至于远东各地。以《邮乐》本志为提倡总机关，而以《邮便切手》、《邮便切手杂志》等为之辅导，时时鼓吹其兴味，指示其途径。一年以后，人材渐兴，三年以后，专家辈出，可预卜也。夫杂志之为物，必能纂组群言，采撷众妙，乃克呈五花八门之观，有左右逢源之乐。如鼓琴然，单调则枯，复音则美；如刺绣然，孤色则朴，众采则华。故欧美诸大邮报，虽各以其祖国为主干，而旁推交通，不遗在远。日之《邮乐》，华之《邮乘》，其地位与程度，岂在欧美头等邮报之下。要宜取精用宏，发挥光大，不当固步自封。视其日就萎缩，而不思改弦以应变也。余不敏，不能为伊吕波之文，联就管见所及，以汉文发表，至采及刍荛与否，则规东邻同志之觉悟程度如何矣。专此即颂
    邮祺
     周今觉拜启”
    周今觉洋洋千余言，直言批评日本集邮家眼光短浅，《邮乐》杂志内容单调，只顾本土，不言其他，激昂之情，跃然纸上。虽结，意未尽，周氏又提笔写道：“附言一：秋冬之际，邬德氏之日邮专书刊布后，应言者无不尽言之，日邮一道，更无可发挥之余地，而《邮乐》之处境，将愈感困难，若仅恃一二无聊之飞行记录，无味之纪念销印，与夫外来读者陈陈相因之投稿，而敷衍成篇，则声光将愈见灭落。故及今变计，已觉其速。孟子曰：‘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愿主撰人一思之。”“(附言二)论邮学，不在其本义上发挥，而在前枝叶上泛论，则竭蹶之象，使人一望而知。如论鸟切手，而抄袭鹰鸠羽族之物语；论三景切手，而搬演富士山、名古屋之志乘，此与邮学何干乎?西人之论华邮，有高谈太极八卦之起源者(因太极水印、八卦邮戳，而连类及之)；有详述鱼雁传书，蟠桃献寿之故实者(因万寿纪念票图案上绘有蟠桃，而前清正式票上有鲤鱼飞雁之故)。吾于此等无谓之枝谈，则尽力删之。而窃见近两年来之《邮乐》上，不免时有此等论文与投稿发现。是犹精全美玉之中，杂以瓦砾，虽一时取充篇幅，而有识者则望而生厌，是不可以不考虑也。吾虽愚直，然不轻易雌黄人物，矧在邻邦先进之邮志乎?惟于《邮乐》，爱之深故望之切。在第一卷《邮乘》中，吾会极力推崇而榆扬之。然则今之直言箴规，其为善意也可知，若讳病忌医，而反以舍己耘人见诮，则吾将卷舌而疾走矣。今觉又及。”
    如果说周今觉在正函中批评《邮乐》不能面向远东，众采博览，建议由近及远，扩大范围是肺腑之言，苦口良药的话，那么附言中议论《邮乐》没必要刊登航空纪录、纪念邮戳及研究邮票图案、介绍邮票图案相关知识之类的文稿，就有失偏颇、使人难以接受。
    木村梅次郎收到周今觉言辞尖锐的批评信，并无反感，坦然处之，将来函全文刊登在《邮乐》杂志上。引起日本集邮界一番议论。不久，即有署名“雪湖渔夫”者，撰文在《邮乐》上与周今觉辩论，反对周今觉的批评。周今觉在《余之集日出缘起》一文篇后按语中写道：“此篇成于一九二七年之冬，当付印时，木村已作古久矣，至堪悼惜。忆前年，曾为《邮乐》杂志事，致一书与木村，效他山攻错之忠，为良药苦口之劝，略无丝毫恶意可自信也。木村将原书披露于《邮乐》。未几有自称雪湖渔夫者，亦于《邮乐》上答复，诡诡声音，拒人千里，殊失学者忠实讨论之态度，此则不无可惜者也”。
    对于此段几乎引起中日两国邮人交恶的事件，后辈集邮家论曰：周氏不顾失欢邻邦之敢言，可贵复可爱；木村不怕物议之敢披露，亦殊足敬佩。周氏函中多有精辟时弊，警惕之论，自能引起邻邦同好不欢之情绪，但幸木村处置得宜，贤者不以周氏所言为忤。抱开诚布公之胸怀，终于两国邮坛无是非之可言，此为中华邮票会与日本邮乐会交往史中一桩可述之珍贵佳话也。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三十六）
    1928年秋天，有一位与中国邮票史、集邮史关系密切、影响甚大，时年已68岁，当时资格最老的外籍华邮集邮家加入中华邮票会。该人在1928年9月中华邮票会编印的《第三年会员录》中记载如下；会员号，149；姓名，绵嘉义，Juan Monearlnl；通信处，菲律宾邮局第759号信箱。籍贯；大吕宋，Spanisli；集邮类别，中国及菲律宾；备考，集邮家。
    为使诸位会员知道绵氏入会，中华邮票会特地在1928年12月15日出版的第二种会刊《邮学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上刊出“邮界新闻”：
    “西人绵嘉义氏，大吕宋人。昔任我国海关要职，於华邮历史颇多著作。会长周今觉君所著《华邮图鉴》，引证绵氏著作处亦不少。绵君曾著中国、菲律宾、香港、厦门等处邮票目录，曾任上海邮票会会长，现为名誉会员，兼菲律宾邮票会终身名誉会长。现寓居小吕宋，今已加入本会为会员。绵君研究菲律宾公务邮票，即邮票上加盖‘B．O’二字母者。以菲地未能觅得，特函本会征求，适本会第28号会员叶颂蕃君藏有此种票，已寄与绵氏以资参考。观此已足证本会会员互助之精神矣。”
    绵嘉义又译作绵嘉礼义、绵嘉里尼、棉加义。1860年6月15日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父为英国人，母为意大利人。自署西班牙籍。从小爱好集邮。1881年到中国，任职海关。1886年3月1日结婚。1894年8月23日，福州外侨组织道路信托会举行大会，决定自办邮政。9月11日，以福州公务委员会名义公开征求邮票图案，当时应征者十分踊跃，最后以绵嘉义设计的鼓山龙舟图中选。1895年1月，外侨团体设置的福州书信馆发行龙舟竞赛图邮票1套9枚。从这套绵氏设计的邮票图案看，可知当时绵氏已对中国民情习俗有较深了解，并有较高的美术设计水平。
    1896年，绵嘉义用西班牙文编撰的《菲律宾岛邮票叙事目录》在马尼拉印刷发行。
    1897年、1898年绵嘉义在厦门海关任职。
    1897年11月15日，绵嘉义编撰的《厦门地方邮政邮票叙事目录》(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Postage Samps lssued by the AMOV LOCAL POST)由厦门福建印务局印刷出版。
    1898年11月，绵嘉义又编撰《香港邮局邮票和明信片叙事目录》(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Postage Stamp and Cards lssued by the Hongkong Post Office)。
    1905年，绵嘉义编撰《中国邮票叙事目录》(Deseripfive Catalogue of Chiese Postage Stamps)作为1905年邮务报告书的附录刊印。该书又译作(1878—1905年华邮纪要及附图详目)(Note on the Postage Stamps of China 1878—1905 with Descriptive Catalogue aud Plates)。这是中国第一份记录邮票的官方资料。周今觉在编著《华邮图鉴》时，曾多次参考该书，但也看出了其中不少谬误，周今觉在介绍此书时写道；“此书为绵嘉理义氏所著，附刊于1906年海关报告书之后，乃华邮之官书，其中记载，大半根据于邮局正式表册。绵氏又曾为邮政局长者，故其言多信而有证，今坊间所刊西人论华邮之著作，什九皆取材于此者也。但其中错误之处仍不能免。如正式邮局成立之时日；如万寿日本版、上海版之枚数；如上海版印刷之年月；如北海票发行之数日，皆完全错误(周氏之言也未必全对，笔者注)，经余加以订正者，此或由于绵氏逞其一人之臆测，不暇研求，遽加武断，乃致有些疵累。然大体固自可据也。”
    1905年，在上海海关造册处任职的绵嘉义正热心收集中国海关邮政时期发行的大龙邮票等有关史料。利用职务之便，绵氏在海关造册处的保管箱中，发现了大龙邮票铜版及小龙邮票、万寿纪念票等铜版，绵氏得到允许，利用这些铜模翻印了一些样票。这几套样票后来流入集邮界，被称为绵嘉义翻印票。不久，绵氏被调往牛庄海关任职。
    1908年4月25日，绵嘉义从牛庄海关凋至厦门海关。据《厦门关历任税务司到离任一览表》载，绵氏在厦门关担任职务及时间如下：“1908．7．17—1908．9．16，暂代，署主管副税务司；1908．11．7—1908．11．30，代理，署主管副税务司；1909．3．20－1910．10．17，署理，主管署税务司。”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绵嘉义离职。1912年2月，绵氏与德铿、施开甲等人发起组织外侨集邮团体——上海邮票会。后来还被推选为会长。1913年，绵嘉义设计了一种中国邮票贴票册，由上海别发书店印刷发行。该册道林纸单面单色精印，计28页，自1878年海关大龙邮票起至1912年光复、共和纪念票止，这是最早的中国邮票专用贴册。
    1922年2月22日，62岁的绵嘉义应邀在上海邮票会演讲《中国第一次票(大龙邮票)》，其讲稿为英文，40年代初，邵询美曾将其译成中文，刊于《国粹邮刊》，是研究大龙邮票的重要史料。
    绵嘉义多年搜罗的邮集于1922年交由鲁意师摩洋行分批拍卖。随后于1923年赴菲律宾定居，安度晚年，直至1939年逝世，享年79岁。关于绵氏，陈复祥曾评价道：“海关邮政时代，客卿之集华邮者，以绵氏为第一，君为一真正集邮家，亦为邮学家。于1904年即编著邮学书籍(应为1896年起，笔者注)，虽无深远之发明与特见，然有助于后学初集者颇多。惜亦犯主观太深，多猜测结论，致误记大龙票发行年月，及海关各次票之发行枚数，为后人所诟病。君之邮集，丰富美备，为当时客卿华邮集中之有名者，仅次于棣维拉，而高于德璀琳、赫德爵土者也。棣氏集华邮，完全为利，故获利甚巨。但绵氏之集，则于1923年返菲时，早一年在申拍卖售去。分作三期，第一期在四月举行，票亦最佳，第二期在十二月举行，有不少复品。”
    1922年的上海邮市购买力甚弱，尽管绵氏邮集中有不少珍罕品，所得乃有限。陈葆藩在记述绵集首期拍卖时写道：“绵氏之中国邮集，珍品颇多。民国十一年付上海鲁意师摩洋行分批拍卖，每星期一次，赓续数星期之久。其时适为华邮价值衰弱时期，每次到场竟购者仅二十余人，拍卖因而不振。兹姑略志其梗概如下：红印花小一元新票单枚者二，皆微薄，李辉堂君为其友人购得其一，另一则由陈复祥君以银275两购去。又红印花原票未加盖者连大字二分粘贴于实寄封上，拍价约银300两，得者何人，未详。宝昌洋行建筑师布许(E．Busch)以银70两拍得当五元实寄封一，陈复祥君与之竞，卒以5两银之差，归诸布许。又名律师(Lemlere)以银350两拍得两品，一为整张汇票上粘当五元倒盖一双连，一为南京戳临时中立五角票一枚，闻是票消南京戳者仅三枚，异常珍罕。其后不知因何纠纷，搁置拍卖行中，竟未领去，越二年归周今觉君所有，斥银亦不过500两耳。又有1898年大清邮政全套，皆双连中缝漏齿，惟纵横不一，略欠整齐。就中五元票一对，似为1902年无水印者，此票实属仅见，而拍价只在20两内。又有万寿大样票，票幅约当一分票之12倍，凡三枚，以黑色印极薄帘纹纸上(Rice. Paper)，中有一枚为二分票，李辉堂君以每枚二三两之代价购去，后亦收入周今觉君邮集中，(是项大样票，王乃栋君于民国二十五年冬以18元购得一全套，集有全套者，未闻第二人，诚所谓可遇而不可求也)。此外有最为可惜者，绵氏集中有海关二次整张全套，全漏齿，皆有水印。当时恐价值太巨，不易售去，将整张逐一剖分为二，列为六号，每号一版，凡二十枚，尽为一西人拍去，每版拍价达120两以上，其人转售于美国排推尔公司（J.M．Bartel Co．)迄今消息杳然，不知藏诸谁家集中矣。”
    绵氏邮集第二期拍卖于1922年12月在鲁意师摩洋行举行，其拍卖目录封面托名为江海关职员裘烈之票，计有拍品111号。关于此次拍卖，陈复祥撰有《念年前绵嘉理义之华邮第二次拍卖纪略》一文，长篇详载于《国粹邮刊》第五期至第七期，其拍卖效果是“得价更徽”。至于第三期拍卖，陈氏写道：“至于末次拍卖，则无甚紧要，且杂有他人之卖品，目录亦已遗失。”
    绵嘉义数十年搜罗的中国邮票集就此草草拍卖后，悄然离沪赴菲律宾。绵氏晚年仍不忘集邮，仍思念中国集邮同好，遂有本文开头加入中华邮票会之举。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三十七）
    绵嘉义自加入中华邮票会后，虽身居万里之外，但乃十分关心上海的集邮活动，对中华邮票会的活动更是格外关注。
    1931年暑期，在中华邮票会董事会上通过了周今觉会长提议，英文书记叶颂蕃附议的《规定华邮纪念日之提案》。该《提案》之英文稿先刊登在1931年9月15日出版的《邮学月刊》第三卷第十、十一号合刊本英文栏。3个月后，该刊又登出《提案》中文稿。
    《提案》的主旨是：建议每年10月2日为中国邮政纪念日，因该日为中国海关邮政首次发行大龙邮票日。
    周今觉写道：
    “我国民立信局，发轫之始，无可考矣。当以官办邮政始发邮票之期为断。在1921年时，邮局发行《邮政开办廿五年纪念票》，盖以1897年第一次正式发行票发行期为断代也，此不能不认为失检。盖华邮之发源，当连海关代办时代而并计之。海关者，中国政府之海关也；代办者，中国政府之所委任也。矧其间尚有慈禧万寿纪念票之发行，亦奉朝令举办者，岂能一慨屏诸非正式之列乎?彼邮政当局，诚数典而忘其祖矣!由今上溯至1878年最初海关邮政时代，盖已五十三年，其历史不可谓不悠久。吾辈既以宣扬邮学为心，则不可不为此悠久之华邮考定一纪念准确之日期，俾后之举行庆祝者，有所遵循，此本议案所以提出之缘起也。考第一次海关大龙型票，绵嘉礼义氏《1906年邮政报告书》中，标为1878年8月发行。于是各国邮学书报皆翕然从之。然据海关布告，则上海开始售票，实始于12月16日，而8月发行之事，则并无确实证据，能证明其不误者。余向时，颇欲定12月16日为华邮纪念日，继购得五分大龙型票一枚，其邮戳日期为1878年10月2日，地点为北京。余乃知北方京、津一带发行日期，实较早于上海。其理由亦不难揣知，盖票印于上海，印成送往北京，呈总税务司赫德氏审查。审查即竣，即当留一部分在北方发行，不必再寄往上海。故南北发行日期，略有先后，自在意中。至绵氏报告书中所云之8月，或是阴历八月之误，或是邮票印成后送往北方之日期，皆不可知。要知在阳历间，无论京、津、上海，皆绝无明文能证明其曾开始发行邮票，则可断言也耳。故由今所知，发行最早日期之可确信者，厥为10月2日，虽实际上开始发行之日期，容或比此更早，然在未发现其他新证据之前，不能不承认此为华邮呱呱堕地之第一日也。为此提议规定每年国历10月2日为华邮产生纪念日。”
    绵嘉义看了周今觉的《提案》后，认为不妥，不能同意，当即致函周氏，陈述意见。绵嘉义在致周今觉函中写道：
    “我很抱歉，对于规定1878年10月2日为华邮诞生日之议案，不敢赞同。在海关代办邮政时代，德璀琳以税务司兼管邮政事务。彼知邮票之发行，不宜再缓，乃命上海海关造册处印刷所需之邮票。造册处印就后，即寄往天津，以彼时邮政总局设在天津也。此运送之时期，实为1878年8月。以理而论，天津总局收到此项邮票，当然随即发行。北京之发行，不能在天津之先也。但可惜吾辈不能得一邮戳，证明天津发行在先耳。吾辈以理推测，天津既于8月收到邮票，必定立刻发行，决不能送往北京总税务司审查然后发行。彼总税务司，当印刷之前，必早巳将图案审查一过。若邮票业已印成，即无须再审查矣!上海之发行，虽在12月16日，但北京密迩天津，配送较易而较速耳。此10月2日北京消印票，必为外国使馆中之信件，托税务司代寄，而税务司遂贴邮票于上耳。综合以上所论诸点，余之意见，仍以1878年8月为邮票诞生之日，以海关造册处于是年8月间印成而运出，有纪录可徵耳。我愿贵会将此信登入《月刊》，使人明了此紧要之事件也。”
    周今觉“得绵嘉礼义氏之一函，颇有异议，搁置一年之久，竞忘披露。”后来将其来函翻译刊登时，已是1932年12月矣。绵氏来函及周氏复函同时刊登当时出版的《邮学月刊》第四卷第十至十二号合刊本。周今觉又在复函中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绵嘉义辩论。这就是我国集邮史上首次大龙邮票发行日期之争。因周今觉的证据不足，多主观推断，没有引起更多的集邮家兴趣。所谓“集邮诞生纪念日”的议案也就不了了之。
    而后来邮史家从天津海关档案中发掘了不少有关大龙邮票发行的史料，证明绵嘉义的观点更接近历史真实。但上海海关造册处向天津海关寄发大龙邮票是1878年7月，而不是8月。该年7月18日，上海寄天津五分银面值大龙邮票500张12500枚，天津海关7月24日收到。7月22日上海寄天津三分银邮票500张12500枚，天津海关7月29日收到。因天津海关具体何日发行大龙邮票，因无明确档案资料及实物佐证，大龙邮票发行日期虽经多次多年争论，至今尚无定论。
    绵嘉义在古稀之年，不仅关注大龙邮票的发行日期，还不畏辛劳，整理出1906年至1916年中国邮票记录，并与原撰《1878—1905华邮纪要》书稿寄给周今觉会长。同时明言愿将版权让给中华邮票会。周会长收悉，深为感动。特决定在纪念中华邮票会十周年之时，出版绵氏的《华邮纪要》。周今觉在1933年12月撰写的《华邮纪要序》中写道：
    “华邮正式记录，始干绵嘉礼义氏之《华邮报告书》。绵氏任职邮局多年，又为邮学专家，故其中所载发行之种类、数额、年月、刷色、与夫著名之变体，悉根据邮局正式记录，为最可敬信之资料。顾其报告，权截止于1906年，且附印于海关贸易统计册内，别无单行印本，欲得此寥寥十四面之华邮报告书，非以重价购买海关贸易统计册不可。据英伦哈利司书店目录，最近定价为二镑二先令，约合华币卅五元，舍华邮专门著作家外，又孰肯慨掷此惊人之钜值耶。约在距今五六年前，绵氏忽自新加坡致函於余，并附寄其所著《华邮纪要》英文稿本来，自云愿以版权让与中华邮票会印行。余审其内容，盖继1906年之报告书而作，赓续至1916年为止。即于其旧著亦稍有变更改良之处，盖最后之定本也。余维绵氏以一退职之人，而能留意华邮掌故，潜心搜录，使此绝可宝贵之邮学材料，得以贡献于世，而不随鼠尘蠹迹以没，是其有功于我华邮。为何如耶，读者勿轻视此赓续十年之材料也。此十年中，含有前清鼎革民国肇兴之一段重要邮史在，而最著名之临时中立票，及号称变体最多之宋字、楷书两加盖票，均在其中，其重要盖尤甚于1906年以前之纪录矣。
    绵氏之稿本初来时，余本意将其尽量采入余所著《华邮图鉴》中，不幸《月刊》停版，《图鉴》中止，而此稿逐一搁数年。比来三度移家，此稿杂置书件中，几于散乱遗失。苟使此稿失传，则不独无以对绵氏，抑且无以对我全华邮界。故趁本会十周年纪念之期，将其印行。从此集华邮者，可以廉值得一详明真确之参考书。即国外之邮学著作家，亦可依据此书而发挥，其裨益岂浅鲜哉。书虽英文，而体例略如吉本司、司各得之邮目，故虽不谙英文者，亦可阅览，不必再转译为华文矣。”
    由绵嘉义编著、周今觉校订的《华邮纪要》于1935年12月由中华邮票会出版，该书为英文本，英文书名为：《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Ponctage Stamps With Appendi Ces》，全书70余页，32开本，2号纸印，该书为1878年至1916年之华邮记录，书末还附刊有周今觉撰写的《红印花小字二分版式研究》英文稿。
    《华邮纪要》曾是早期华邮收集者的必备参考书。但后人对《华邮纪要》批评甚多，认为“给人以官方资料、权威性的感觉，其实错误不少，是一部为害中国邮史之书。大龙邮票发行首日发行问题，数十年来一直受其干扰。”现平心而论绵嘉义功过，绵氏对华邮的贡献还应给予肯定。绵氏数十年孜孜不倦搜集中国邮票及华邮史料，是最早把官方邮票史料整理成篇，披露于公众的集邮家。因环境、资料所限，差错难免，其对中国邮票史的努力功不可没。特别是在古稀之年，遥居海外，仍心系华邮，加入中华邮票会，并不顾年迈，尽其余热，更是难能可贵。在中国邮票史和中国集邮史中，绵嘉义都应占有一席之地。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三十八）
    中华邮票会自1925年7月11日成立至1933年休会，这8年是该会第一个发达兴旺时期。此期间，该会职员职务(领导班子、骨干成员)屡有变动，其大致情况如下：
    中华邮票会会长一职一直由周今觉担任。成立之初，周会长还兼任会计。1925年10月会刊《邮乘》创刊，会长又兼任《邮乘》主编。因事繁，1926年2月7日辞去会计职务。1926年9月26日，中华邮票会成立董事会，会长为当然董事，又兼出版部主任。1928年9月30日改兼邮乘部主任，至1929年7月《邮乘》停刊。1928年11月15日，第二种会刊《邮学月刊》创刊，会长又兼《邮学月刊》主编，至1932年11月停刊。
    陈复祥邮会成立之初任华文书记，1925年12月6日又兼拍卖部主任，因体弱多病，于1926年2月7日辞去华文书记职务。1926年9月又被推举为董事、拍卖部主任。1928年9月30日改任邮票审查员。不久又旧病复发，遂于1929年6月21日辞职，脱离董事会。
    张棣村1926年2月7日起任华文书记兼会计，该年9月又推举为董事。1930年秋，赴汉口，会务常不能兼顾。至1931年8月10日，张棣村在《邮学月刊》第三卷第十、十一号合刊上刊出辞职启事：“棣村自去秋赴汉后，所担任中华邮票会华文书记及会计各职，早经辞卸。自十九年九月至十一月间所收会费等项，业已如数移交本会英文书记叶颂蕃君接收矣，手续清讫，特此声明，优乞公鉴。”张氏赴汉后，杳无音讯。从此，这位神州邮票研究会会长，海上邮界联欢会发起人之一、中华邮票会骨干分子，中国早期集邮活动著名人物在邮坛消声匿迹。
    张承惠初任英文书记，因译稿事与会长不合，于1925年12月6日辞职。
    叶颂善1925年12月担任英文书记，1926年9月推举为董事，1928年9月兼任拍卖部登记员，1929年1月7日起又兼任流通部主任。叶氏待人和易，热心会务，办事认真，在邮会中有很高的威信。1929年9月29日，投票改选董事，叶颂蕃与周今觉得票相同，各得45票，叶氏在会中威信由此可见一斑。
    李辉堂初任评议。1925年12月6日起任交换部主任。1926年1月取消评议一职，同年9月推举为董事，1928年9月改任拍卖部主任。
    袁醴波初任评议，不久取消。1926年9月推举为董事，又任藏书部主任。1929年9月改选董事，得票最少，仅14票，降为候补董事，不再任藏书部主任。
    柴冠群、张景盂、卢赋梅邮会成立之初均任评议，1926年1月取消。因三人均住外埠，后来未再担任职务。
    朱世杰1928年9月30日起任董事、交换部主任，又兼《邮学月刊》发行部主任。
    李隽青1929年6月21日因陈复祥“来函辞去董事之任务，本会挽留无效。”董事会议决公请李隽青接任。“李君专集华邮，进步极速，邮识亦高，对于本会尤为热心。”由此，李隽青任董事、邮票鉴定员。
    梁芸斋1929年9月29日改选董事会时，以34票当选为董事，书报部主任。据当时《会务报告》载：“梁君，粤东人，在海关税务处任高级职员多年，专集华邮变体，精通中西文：兼习绘事。嗣后，袁醴波君所管之书报部由梁君接管，并助理月刊译著各事。”
    许伯明1930年9月28日被推举为董事，许伯明早在1926年即已入会，名列第100号。在保定中国银行任行长多年，1930年调任上海江苏银行行长，1931年升任江苏财政厅长，董事会设宴为之祝贺。1931年7月15日《会务报告》载：“董事许伯明君现升任江苏财政厅长，仍担任本会董事一席，以艺术与政务本不相妨也。闻本会董事将公燕许君，以仲贺悃云。”1931年8月2日，“本会同人同燕许伯明厅长于银行俱乐部，加入者为周今觉、粱芸斋、朱世杰、叶颂蕃、屈凤亭五君。”许伯明厅长是中华邮票会会员中行政职务级别最高者。 谢鄂常(1898—1942)，1929年9月以16票被推选为候补董事，1930年12月28日起代理华文书记。谢氏为浙江嘉兴人，民国初年即已集邮，专攻明信片，有“片笺专家”之称。
    从上述资料可看出，会长、会刊主编始终由周今觉担任，是邮会的领导者、核心人物。邮会的发达兴旺，会长之功不可没。邮会能名声远扬，邮会能聚人气，有凝集力，其功在会刊，而会刊之功在主编。周今觉无愧为中华邮票首功之人矣!从上述资料还可看出：职员职务变动颇大，上述15人中，除会长外，仅有邮商李辉堂一人跟随始终，从成立至休会均有任职。而张承惠、卢赋梅、紫冠群、张景盂4人，任职约半年左右，即退出职员班子。
    邮会中除会长外，华文、英文书记当数主要职员，会长的得力助手。有四人先后任书记，而四人中当数叶颂蕃任英文书记时间最长，对邮会活动最为热心，在会员中最受信任和拥护，叶氏不愧为中华邮票会的干将。
    叶颂蕃又名叶闲，英文名Z．Y．Yeaines，(≈1877—1945)，祖籍江苏洞庭山，长居上海，在中学任教师达30余年、青年时开始集邮，曾任神州邮票研究会副会长兼中文书记，是我国早期著名集邮家。据《国粹邮刊》第8期(1942．10．31出版)叶颂蕃小传载：“叶君颂蕃执教鞭垂三十年，其先祖为江苏洞庭山人，迁居歇浦盖五六世矣。君年十六七即开始集邮，囊有余资，辄购西邮混合袋与二三同学赏玩为乐。嗣在旧书肆中，得一残阙不全之德文邮票目录，喜不自胜，课余按图索骥，兴趣益浓。民国初年为江阴南菁教员，始与国外邮商驰函交换，尝于假日携票册回炉，欲往福佑路邮摊选购补益，不料在火车中被窃，丧失净尽。君志不以是而稍馁，立即再振旗鼓，卷土重来。民国九年十年间，西籍邮商品斯氏，每星期六午后在鲁意师摩拍卖邮票，逐期印发目录，对于国邮分门别类，非常详细。时君任职于松江中学，因是更调星期六午后课程，逐期来沪参加，并一一录其拍价，以资参考。场中时相谋面者有张棣村、陈复祥、李辉堂、张承惠诸君。神州邮票研究会之创立即基于此。虽不及一年即行解散，而邮会之风以启。民国十四年中集邮票会成立，君襄助周今觉君主持会务，颇著劳绩。君集邮重正票，重整洁，对漏齿复盖之类，故其邮集中不乏珍品，而变体则寥若晨星。”
    叶颂蕃曾撰《余之集邮史》一文，连载于上海出版的《邮话》第18期至24期(1943．6.1—1943．12．1)，全文分为：开始集邮、邮包交涉、失票得友、邮票拍卖、抬价作俑、投机能手、得而复失、谱外异品、意外之获、京沪航空、票价涨跌，神州邮会、中华邮票、余之集邮、风尚变迁等15小节，详述个人集邮经历，该文对研究我国早期邮史颇有价值。
    叶颂蕃是个纯粹的集邮家，他对集邮的看法是：“对邮票虽感兴趣，然总视为游戏性之嗜好，是以患得患失，处之泰然。”“余生平所不喜集者，为中缝无齿票与覆盖票。”叶氏之集邮观与同时集邮家之求珍猎奇，重价值轻趣味之风截然不同，可谓超然矣。在集邮同人中对叶氏评价甚高。张赓伯在《邮海沧桑录》中曾写道：“叶颂蕃先生为集国邮最早之一人，已垂五十年矣，十余年前，尝襄助周今觉办中华邮票会，颇著劳绩，华邮之在世界能有今日之地位，君亦有一部分之功焉。”
    周今觉主持中华邮票会，不设副会长，周会长大有寡人独尊之慨，在会内以家长自居。有些集邮家对此多有看法，以致会务发展迟缓。然幸有叶颂蕃、张棣村、陈复祥等人尽力相助，使邮会能稳步前进，兴旺一时，其周会长，虽无愧位居首功，然叶颂蕃、张棣村、陈复祥、李辉堂等诸位职员之功亦不可没也。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三十九）
    说中华邮票会会务发展缓慢，主要是说会员人数增加迟缓。1925年7月11日该会成立时仅有会员10余人。至1926年9月26日召开第一次年会时，已有会员84人。这是会员发展最快的一年，往后就一年不如一年了。1927年8月编印的《会员录》载有会员116号；1928年9月编印的《会员录》有会员146号，每年增加30余人。1929年9月《会员录》有164号，一年间新入会者仅10余人。1930年9月《会员录》有192号；1931年9月《会员录》有211号。至1932年12月15日出版的《邮学月刊》所载新会员者，共计有会员222号。其中1号悬空，另有一人重名，实有会员220人，这还不包括中途退会者。从《会员录》资料中，可看出大部分是外埠会员；约有60人是外国籍会员。
    在中华邮票会第一个发达繁荣期间，会员为何会发展如此缓慢，须从社会大背景分析。1925年至1932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动荡和变革。经历了军阀混战，国共合作又分裂，北伐战争，北洋军阀崩溃，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南昌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等重大历史事件。由于连年战争，社会不稳定，民众不得安宁，严重挫伤了经济发展。很少人有闲情静下心来玩邮票，谈集邮，会员发展不易也就是必然的了。
    会员少，会费收入也少，且外埠会员每年交费不便。会刊印数少，印刷成本高，经费更入不敷出。为巩固会员，以利邮会长期发展，会长周今觉特在1929年8月召开的董事会上，提出了设立“终身会员”制的倡议。
    “周今觉君提议终身会员Life Memher制度，谓外国邮会有之。近来欧美会员以远道邮寄极少数之会费，殊觉不便。曾有多人来函，要求添设此类会员名目，以便远人。在欧美制度，大率终身会员之会费，以二十倍算，一次缴足。如美国Collector Club，每年会费为美金五元，而终身会费为美金一百元是也，英伦皇家邮会，亦按此比例计算。故本会如增设此制。应定终身会费如左：
    本国及日本、朝鲜：墨银二十元。
    欧美：英金二磅或美金十元。
    凡为终身会员者，赠阅本会出版之《邮学月刊》，不另取费。”(载《邮学月刊》第一卷第十号，1929．8．15出版)
    9月29日下午，在银行俱乐部召开的中华邮票会该年第一次常会上，周会长提议的增设终身会员制，获得通过。在1929年10月15日出版的《邮学月刊》第一卷第十二号上，该会正式刊出《增加终身会员通告》。
    “欧美会章中，尚有终身会员一类，其会费恒视寻常会费二十倍。本会国外会员，以远地邮汇极少数之会费为不便，曾有此项请求。兹经董事会议决，自今年起，增加终身会员一类。且将终身会费定为最低之率，即无论本埠外埠或外国，凡终身会员之会费，概定为二十元(美国十美金，英国二镑)。一次缴足以后，不独终身享受月刊之利益，亦且附赠《邮乘》，再不取资，一劳永逸。至便而至廉也。惟《邮乘》系例外赠阅性质，以后出版之迟速疏密，概不对会员负何等责任。合并声明。”
    周今觉是该项提案的发起人，本应带头转为终身会员。但并非如此，首先带头在10月27日由旧会员转为终身会员的是一个年仅27岁的青年集邮家赵善长(1903—1989)。赵善长原名赵国元，英文名K．Y．Chao，江苏武进(常州)人。1919年毕业于汉口文学院法文专业。在校受外籍神父影响开始集邮。1926年在陇海铁路北平办公处任职时曾参加北平邮票交换会，1928年11月25日加入中华邮票会，为151号会员，通讯处为郑州同荣里84号，1930年改为郑州陇海铁路管理局。以收集中国邮票为主，兼集客邮、首航封及地名戳等。赵曾自述：“余自髫龄，即己嗜邮，如有宿癖，惟彼时智识未开，未免浑浑噩噩，羌无标准。至民六七，就学汉皋，受欧籍教员之启迪，略有领悟。弱冠游旧都，始得同志之切磋。施承王聘彦君介绍入中华邮票会。受邮学之洗礼，方才入门。及今忽已八易星霜，于邮学一项，得窥门径，虽未敢云深入堂奥，但饮水思源，何莫非得我中华会之薰淘。回忆已往，能无钦感。”(载《邮典》第一号，1936．4出版)
    随后转为终身会员的是7号会员谭蓉圃和115号会员A．Bookless，时为1930年1月20日。谭蓉圃(Y．P．Tam)，广东香山人，任职上海德和洋行，曾是神州邮票研究会会员，首批中华邮票会会员。除爱好邮票外，又好书画古董，搜藏极富，爱之若第二生命。
    A．Bookless是英国籍集邮家，专门收集中国邮票。1927年6月加入中华邮票会，1927—1929年曾在我国东北沈阳任职，其通讯处为：Fengtien Distriect lnspectoroate Of Salt Revenues．Newchwang．Manchuria。后到四川自流井川南盐务稽核分所(1930－1931)。
    第4号终身会员是广东籍日本华侨刘灏章(M．C．Liu)，1930年3月23日一入会即为终身会员(179号)。其通讯处为：日本横滨市中区本牧町天德寺下七六六号，中国邮票集邮家。是日本集邮界的活跃人物，以创办集邮杂志《飞鸿》闻名。日本集邮家大柴峰吉、寺本义雄等皆为其撰稿。《飞鸿》亦每期寄赠中华邮票会。
    第5号终身会员是浙江籍集邮家许伯明(Shu Pe Ming)，1926年入会，名列100号，时任保定中国银行行长。1930年6月转为终身会员，其通讯处为：上海江西路51号甲上海江苏银行。该年9月被推选为中华邮票会董事，1931年升任江苏省财政厅长。许君“虽屡居显职，而澹泊自守，舍邮集邮册外，至今无积储。”(杨成一语)
    在1930年7月，又有3人名列终身会员。那就是会长周今觉、杨成一和席颂平。杨、席二人是一人会即为终身会员，名列第188、189号。杨成一(Z．I．Yans)浙江人，任职上海台湾银行。“于八一三前四年开始其集邮生活，君为名集邮家许伯明君之内侄。见许君孳孳于此，不免见猎心喜，亦步亦趋。乃以搜藏古瓷珍玩余之时余力，兼及邮票。其票品这由来，大都出于中华拍卖会及徐子珊处。袁寒云氏之小一元旧票，曾有人向君求售，索价仅七百元，君不甚珍视，失之交臂，弥可惜也。”(陈葆藩语)。席颂平(Z．P．Zen)江苏人；任职上海中国银行。杨、席均为专集中国邮票的集邮家。
    名列第9位的终身会员是原110号会员，美国集邮家帕森司(C．K．Parsons)，1927年入会，当年通讯处为：I West 54th Street New York。帕森司是国际邮坛著名台湾邮票专家。其《台湾邮票》邮集曾在1926年纽约国际邮展中获银牌奖。该年，中华邮票会还聘帕森司为邮票调查员，及时报告纽约邮展情况。
    1930年9月，106号会员高静深(Eouis Kao)转为终身会员。高静深是浙江人。1927年5月入会。通讯处为：上海英界大沽路1203号。
    58号会员王聘彦(W．T．Wong)于1930午11月转为终身会员。王之所以较迟转会，该会特别作说明“按王君聘彦加入终身会员在去岁11月初旬，正值本会书记张君镶村赴汉之时，行色匆匆，未经报告。而会员录则已于十月间排就，不及列入，致引起种种误会，特此补登，并对王君致歉忱也。”《邮学月刊》二卷四号，1931．2．15出版)。王聘彦(1900-1946)原籍浙江宁波，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毕业，精于铁路工程。工作处所多次迁移，各年通讯处变动如下：北京豫王府西夹道九号(1927)；青岛胶济路局工务处桥梁室(1928)；杭州下羊市街抗江铁路局(19n)；杭州夹团巷三十四号杭江铁路工程局(1929．11)；杭州里西湖三号杭江铁路工程局材料场1930)；金华城外越郡公所西院(1931．10)；浦江津浦路工务处工务科(1932)。
    1931年3月22日转为终身会员的是山东籍法国华侨刘子惠(Chas．D．Liu)，1929年5月5日入会，通讯处为：山东烟台发业公司。不久即赴法国：2．Place du Jelludes．Enfants Strasbourg,France(1929．9)。1931年至1932年间改为：65．Bld．d'Anvers 65，Strasbourg,( France)，”刘君子惠，山东烟台人，年四十有五。昔年经商欧洲，专营国货外销。”早时君集西邮，对于欧洲大陆各国邮票收藏亦丰。民十五年间，中华邮票会出版之国邮著名邮刊《邮乘》后，遂专门之国邮之搜藏，从此不惜巨资高价搜求甚勤，进步亦锐。”（见《国粹邮刊》第五期，19427．15出版）。在1931年5月15日，又有139号会员法国集邮家J．M．X．Chouot转为终身会员。其通讯处为：C／O I．S．S. O．Box No．27 Shameen Canton。
    1932年12月15日，142号会员、广东籍越南华侨梁空谷转为终身会员。梁空谷(Le'on Khul)1928年入会，通讯处为：东京海防西贡银行办房，1932年改为海防尼忌利街卅二号。是收集世界各国邮票的集邮家。
    自1929年10月15日至1932年12月15日，共有以上14人加入终身会员。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四十）
    在1927年6月，有一个年仅20岁的青年集邮家经会长周今觉介绍，并代付入会费和当年会费而加入中华邮票会，给沉寂的邮会增添了一股朝气。这位年青的湖南籍集邮家就是后来名闻中外的爱国集邮家姜治方。
    姜治方(1907—1980)原名姜襄，字子勋，1928年在日本时改名治方，英文名Z．F．Kiang。湖南长沙人。清光绪33年(1907年)生于长沙槊梨镇书香人家。祖父姜琼山，以教书为业。父亲姜济寰(1878—1935)是清末秀才，曾是同盟会会员，当过长沙师范学校校长、首任长沙县知事。五四运动时，是俄罗斯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曾积极资助毛泽东等人建立文化书社。任过湖南省财政厅长、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的秘书长。还办过《革命》杂志，在广州中央政治讲习所任教。1927年随北伐军入赣，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等职。
    1917年，10岁的姜治方随父亲出走上海，受家庭教师的影响，开始爱上邮票。此后，他不论是在长沙上楚怡小学，在武昌读初中，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办的政治学习班学习，少年时代的姜治方都凭着满腔的集邮热情，四处索要邮票。父亲的同僚，他的老师、同学、亲友以及一切认识的人都成了他索要邮票的对象。当年在上海作报纸校对，日后成为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罗亦农曾送他“限新省贴用”邮票和许多苏俄邮票。他也曾向作家肖三索讨，翻检熊希龄的书柜抽屉、谭延闿的箱笼信箧，还曾涉足谢觉哉、杨东莼的《国民日报》编辑部，连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酒本勇太郎塞入垃圾桶的信件也不放过。1925年下半年，姜治方在广州政治讲习所学习，当时兼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毛泽东是该班的老师，姜治方曾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去要邮票，得到毛泽东的帮助和支持。
    1925年底至1926年，在广州的姜治方陆续收到从上海寄来的同时期出版的中华邮票会会刊《邮乘》四本，即第一卷第一、二期和第二卷第一、二期。已有多年集邮实践经验的姜治方获得这样一种专门性的邮刊，真使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浏览无遗。他对《邮乘》中的“邮界珍闻”、“珍品披露”、“记载”、“杂俎”等专栏中的知识性、趣味性文章，尤感兴趣。而对邮刊中的一些专著，例如谈大龙邮票的版模、试印票、全张、纸质、刷色、胶水的文章，因当时姜治方一枚大龙邮票也没有，读起来反而觉得兴味索然。读《邮乘》，使姜治方十分钦慕周今觉。他在回忆录中曾写道：“中华邮票会会长兼出版部主任周今觉，是一位大资本家，世代官宦子弟，集邮活动倡导者和邮学家溶于一身的上海名人。1923年9月，他中年兴发，开始集邮，只几年功夫，便执中国集邮家之牛耳，有“邮票大王”之称，同时以集中国邮票的魁首著称于世界。在《邮乘》杂志上，周今觉以他丰富的珍藏和广博的邮识，写作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版面，而尤能对外国人著述中有关华邮部分的讹误一一指正。”
    姜治方想加入中华邮票会，苦于无人介绍引荐。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偶然收获，使周会长欣喜，而主动欢迎姜治方入会。
    1926年7月，姜治方在广州政治讲习班卒业时，北伐战争开始了。十万雄师分三路从广东北伐。姜治方的父亲先行随第二路入赣。姜治方因没有分配工作，稍后，也离穗乘船经香港、上海、九江到南昌。见过父亲后，就回到故乡长沙。为寻觅邮票，姜治方决定去拜访《国民日报》社的谢觉哉、杨人杞、黄衍仁先生。在报社，姜治方找到了两个罕见的实寄封，是从江西奉新寄到长沙国民日报社的，贴两枚2分蓝色欠资票，盖长沙邮戳，另有方戳说明是邮票告罄，并非欠资。所以，这两封信只贴四分欠资票，没有加倍罚款。姜治方拿着这两个实寄封，如获至宝，谢别而归。回到家中，连日反复观赏，喜不自胜。
    尚未加入中华邮票会的姜治方，想加入而不得其门，他既无认识的会员可充作介绍，又无稀世珍品可资引荐。现在他有了这个奉新邮局奇特邮戳的信封，姜治方便直接上书周今觉会长，告知在近日于长沙某报馆获得此种信封两枚，乃邮寄一枚给会长鉴赏。他用双挂号投寄后，静待回音。不久，姜便收到周的回信，周信大意是：他对这个信封颇感兴趣，如果能将寄去的一枚送他，则可介绍姜加入中华邮票会，入会费和当年会费都由他代付。这正中姜治方心意，他当即函复，表示欣然同意。
    1927年6月出版的《邮乘》第三卷第一期“新会员题名”载：“第105(号)，姜子勋，长沙女青年会何振惠君转。”该期《邮乘》还同时刊出署名“芷卿”的邮文“战事中之奇邮”，介绍姜治方寄去的奉新长沙实寄封，文曰：“去冬湘、鄂、赣三省，兵连祸结，各地交通阻滞，有数处分局邮票用罄，来源不继，乃暂行特别救济法，准向收信人取费，只照信资计算，不按欠资倍罚。另於每信之上，加盖小戳以别之。附图为自江西奉新寄往长沙者，欠资四分，为到长沙后所贴。另一方戳，文为‘现因战事阻碍，本局邮票告罄，兹信邮资，由投递局向收件人收取，不得作为欠资’。云云。闻湖南寄出之信，亦有此种办法，但所加之戳，形式各别，措语亦销有不同云。”实寄封图照也随文刊出。
    姜治方就这样成为中华邮票会会员。
    自获得奉新欠资封后，姜治方对报馆的兴趣大增，以为找到了发掘集邮珍品的沃土。1927年7月下旬他去南昌，经过汉口时，一下车便直奔中央日报社。报社经理杨锦仲、总编辑陈启修、编辑毛盛炯与姜治方都相识，他逐一翻检3位的办公桌抽屉。信封虽多，但既无纪念邮票，又无特戳，不值一顾。随后，姜治方又到汉口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社，翻阅总编辑杨贤江和编辑米世珍的信封，也一无所获。至此，姜治方才清醒过来，明白到求获珍邮是没有固定沃土的，成功在于天长日久的积累和搜寻。
    关于那两个奉新欠资封，后来姜治方在回忆录中写道：“《邮乘》杂志一卷二期上，曾载文介绍过正式邮票作欠资使用的信封，视为珍品：但现在与我手中所获的这两个信封比较，其价值就远远不如了。”
    “这种邮戳的信封，五十多年来，我还没有见过第三枚。最近，我获睹有‘邮史矿’之称的张赓伯邮戳专集，也未发现这种邮戳，可见其稀世程度，当高于1903年福州红两分斜对剖票(封)。”
    姜治方参加中华邮票会后，便开始了颠簸流离的生活，时而日本。时而法国，屡屡变更通讯地址。但不管姜治方身居海内外，他都与中华邮票会保持密切的联系。
    1927年8月编印的《中华邮票会会员录》载：“105(号)，姜子勋，通信处：南昌民政厅；籍贯：湖南；集邮类别：世界各国；备考：集邮家。”1928年9月编印的《会员录》所载姜子勋通信处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药科杨毅先生转。”1929年11月通信处则为“日本东京大冈山工业大学曹修懋君转”。1930年9月则是“法国College Fehan,Dieppe，France"。
    1931年则是：“Colleg st Berthnin Malonne Namur.Belgque”。《中华邮会会员录》记录了姜治方不平凡的行踪。
    姜氏父子是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于1927年11月由上海流落到日本的，先到东京，后到长崎。姜治方在长崎高等商业学校就学期间，特地到大阪去拜访由华邮票会第37号会号，著名日本邮商、集邮家林勇(l．Hayashi)。林勇身材瘦长，比一般日本人稍高，其时正经数次搬迁之后，新店开张，其事业正进入飞跃发展时期。林勇夫妇春风满面地接待来自中国的集邮朋友，使姜治方感到格外亲切。所见“林店气派果然不凡，他的经营方式也别具一格。店外傍街有玻璃大橱窗，挂满美不胜收的各国邮票。店内横摆的柜台都是玻璃台面，里面摆着钱币和集邮用品。两个店员背对顾客，正忙着打字编印林勇出版的集邮月刊。”林勇的邮刊是当时日本唯一的集邮专门杂志，每月一本。在白色纸页之间，夹杂着红红绿绿的彩色印张，使人开卷悦目。邮刊内容分切手(即日语邮票意思)、明信片、官白、钱币，每期都有售价价目和收价价目，这也是与其他邮刊不同之处。”
    中日两国集邮家初次相会，分外高兴，热情晤谈。林勇建议姜治方先从近及远向上推去，开始集纪念邮票和明信片。他拿出一堆中国清朝时期上海、九江、烟台、镇江等商埠的及日本和其他国家的片笺一两百枚，供姜治方选购。姜感于林勇的热情，也觉得他的话确有道理，姜治方将其全部买下，并从此注意收集片封。受林勇的影响，姜治方先集日本官白，后集中国官白(官白指在邮局发行印有邮票的明信片上盖销特戳)。按日本特戳专门目录所示，姜治方几乎将日本官白全部补齐。至1929年下半年姜治方离日本回国时，其日本纪念邮票已收集齐全，明信片和官白也蔚然可观了。
    大阪访林勇，给姜治方留下美好印象，当时曾为其摄影留念。姜治方后来赴欧洲，还与林勇通讯联系。中日两国会员的友好交流，也为中华邮票会增添了生动活泼光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