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 赖茂功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十一）
    1926年2月24日，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收到日本邮学协会寄赠名誉金牌一块，及该会会长小岛勇之助(B.Yu．Kojima)来函一件。
    日本邮学协会是著名集邮家小岛勇之助创建的日本邮票研究团体，以弘扬日本国邮声誉为主旨，并重于联络海内外集邮名家，以共同提高日本邮票在国际上的地位。该会特铸金牌，专门赠送给世界各国有名望的集邮家，已赠11块，此第11号即为周今觉会长所得。小岛氏给周氏函中“极道倾慕之忱”，3月8日，周氏给小岛氏复函道谢，并约其同负发展远东邮学之责，而望其独立自出一杂志。
    以收藏研究中国邮票闻名的周今觉为何在日本集邮界也有崇高威望呢?说来还有一段缘由。
    周今觉曾多次游历日本，对日本有深厚的感情。他曾耗费巨资搜集日本邮票，其日本邮集洋洋大观，在中国集邮家中乃首屈一指，连日本邮票大王邬德华得参观后也大加赞赏，只是周氏华邮藏品名声太大，以致许多人不知周氏日本邮集之博大精深也。
    周氏对日本的感情，在其1927年冬写的《余之集日邮之缘起》一文中说得明白：“我要解释我集日邮钓缘故，先要表明我对日本的关系，我虽然没有在日本留过学，但是从二十六岁上起，到日本去游历已经有四次之多了，日本的名山胜景，我游逛的也不少，如别府、宫岛、西京、箱根，日光、热海之类，都去瞻仰过的，日本的名流学士，我会过的也不少，如伊藤博文侯，曾经见过两次，长冈护美子爵，更是我的朋友，他曾经请我在贵族院吃过饭。其余在野的名流，也认识有几位，尤其是科学界一流人物，东京帝国大学里，有一个数学物理学会，我也曾被选为会员，中国人在那最高学府里做会员，算我是破天荒的第一个了。我羡慕日本山川明秀士女清华，到了东京，就同到了第二故乡一般。”
    当时中日关系时有磨擦，中国社会舆论对日本的侵华企图时有抨击。周氏对此的看法是：“我相信这几年两国的恶感，都是一般军阀政治家造成的，至于两国的国民，却是毫无芥蒂。尤其是学问上艺术上，应该彼此互相携手的，我既抱了这种观念，自然对于日本票子，不加排斥的了。”
    二十年代，中国集邮界肯尽力于搜集日本邮票的人不多，除中日关系的政治原因外，日本常出假票，也使热心集外票的人望而却步。而周今觉先生却能在困难条件下，冒着阻力去搜集日邮，在当时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他曾说：“在中国地方集日邮，真是冥行墒埴向道于盲了，因为大家脑筋里，完全没有这么一回事。源流既说不出来，真假又分不出来，耳朵里灌满了日本惯做假票子的一句话，所以一经谈到日邮，大家都一口同声的说，‘集不得’，‘集不得’，不独中国人如此说，就是寓沪的西人，也是如此说。”我还有一个怪脾气，是大家所畏难不敢向前的，我偏要尝试尝试。我发心研究日邮，就是他人视为畏途，不敢研究之故。谈及我的收集日邮，可怜真是赤手空拳，平地起楼台，毫无凭藉资料，一枚一枚地集起来的。那时候，我既不认得邬德华得，在上海原朋友们，又没有一个懂得日邮可以备顾问的，我是一个人匹马单枪的往前走，所以许多人听见我费巨资集日邮，都大为诧异，我却仍是一意孤行，越集越有意味。”
    收集日邮，在上海是购不到好票的，周氏为此常和日本邮商打交道：“我起手收买日邮，是同大阪罔田商店来往，这是一家有名的老店，是我的朋友桑野缔三介绍的，后来我又同林勇商店来往，林勇虽是后起，但是规模很大，在日本国里要首屈一指的了，我邮集里上中级的珍品，大半是从林勇处得来的，他给我的助力，实在不少，后来渐渐买到大珍品上去，日本国里，已经被我搜索枯竭了，我的邮识，也渐渐高起来，于是不得不同欧美几家素来卖日本票子的邮商来往。”
    功夫不负有心人，周今觉收集日邮既有决心，又肯耗资，不到两年，即藏品累累。周氏曾说；“到如今结果的成绩，虽赶不上专门著名的大家，但是在小邮集当中，也算得是比较完美的了，就拿到日本去比赛罢，除了小岛勇之助氏之外，也未见得有胜过我的，可惜丢芬氏的邮票，被小岛买了去，添了他不少生力军，若是落在我手里，那就未知鹿死谁手了。”
    1926年6月初，上海邮票会会长布许告诉周今觉，日邮大王邬德华得正住在上海，建议“君亦华邮之王也，中日比邻，两王不可不一握手。”周氏于是定6月5日，在其寓所鹪寄庐设茶点招待邬德华得，会见时上海集邮家张棣村、朱世杰和英籍集邮家施开甲亦在座，邬氏参观周氏日本邮集后说道：“吾以三十余年专集一国，君集日邮仅二十余阅月耳，以集华邮之余力为之，而成绩能优美如此，亦可惊矣!其中除极难得之大珍品尚缺数枚外，余则应有尽有，大致略备。”对周氏日邮集给予中肯的评价。
    可惜后来周今觉在日邮方面没有再下功夫，就此而止了，周氏曾写道：“我要声明，我的日邮，现在已经停止收集了，一则是因为丢芬氏邮集已经为人所得，难与竞争：二则是因为与邬德华得认识，看见他的邮集十二大本，如同金玉渊海一般，我倒抽了一口冷气，把我的集日邮的热心，全个儿灰冷到了底，因此决计停止进行，不再做那捧土塞川、扫雪填井呆事。但是我对于日邮的邮识，仍然喜欢研究，自问还不在日本邮学家之下，”“我的日本邮集，虽然现在还是保存着，但是已觉得他是赘疣，于我的邮程上一点无关轻重。所以有人劝我卖了他，我也只好待价而沽了。”
    周今觉先生集日本邮票，为山九仞，功亏一箦。他的成功与失败，值得后辈集邮者深思。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十二）
    中国集邮家在广播电台发表集邮演说，始于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时在1926年7月24日下午4时。在没有电视的年代，无线广播是最快捷的大众传媒。当年，上海人以拥有一架收音机为时髦，在内地城市，收音机还很罕见。
    周今觉在演说中大谈邮票增值论，又动员大家参加中华邮票会，使听众颇感新鲜好奇。演说虽仅30分钟，在民众中已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中产阶级之家，对其更感兴趣。
    中国最早的广播电台首创于二十年代初期，是旅日华侨张君创办的“大陆中国无线电公司”，于1923年1月23日晚8时在上海正式开播，可惜该台仅勉强维持3个月后便倒闭了。
    由美商开洛电话材料公司的迪莱在上海开办的开洛广播电台是中国早期影响较大，开播时间较长的广播电台，自1924年5月开播至1929年10月停业。维持了5年多时间。该台波长356M，呼号KRC，发射功率最初为100Watt，后来增加到200Watt。为扩大影响，发展业务，开洛广播电台先后在《申报》、《大美报晚报》、《大陆报》等报馆和工部局、派利饭店、美国社交会堂等处设立播音室，并利用市内专线电话使各播音室可与福开森路的发射机直接联系。该台聘请中国人担任广播电台正、副主任，在中午、晚间收听率较高的时刻安排特别节目，招揽了一大批中国听众。
    1926年，江苏人曹仲渊任电台经理。曹经理亦喜欢集邮，搜集世界各国邮票，还加入中华邮票会，为第80号会员。曹氏久闻周今觉大名，乃邀请周会长在电台发表演说。周氏“以职志所在，虽天时酷暑，不敢固辞。7月24日下午4时，周会长在开洛电台发表题为《集邮之趣味与裨益》的演说。周氏“以意在引起群众兴趣，非与专家讨论者可比，故演说词取通俗易晓，其稍涉奥颐者，皆避去之。”
    周氏在演说中简述了邮票的历史，指出集邮乃“游艺之王，王之游艺”，“集邮是王者娱乐消遣的勾当”，“英王乔治、英华里司亲王、俄前皇尼古拉司、意大利王后、西班牙王阿尔芬棱、日本伏见宫亲王、英外相张伯伦都是集邮的老手。”随后，周氏大谈邮票增值论：“集邮不是消费虚糜的性质，乃是投资储蓄的性质，若是票子买得合宜，五年一小长，十年一大长，有进无退的。有许多外国人，早年集成的邮册，到了晚年卖掉，得了十倍、百倍的厚利……此外以贱价得来的票子，往往数年以后一跃十倍、百倍的，更不算什么希奇。”这是我国早期集邮界典型的集邮增值论，此论对后来的集邮者产生较大影响，至今乃有不少人推崇此说。但是，周氏也说道：“不是随便什么票子都有涨价的希望，不会选择的，往往十年、廿年后，仍旧是一文未长，且有反而跌价的。” 周今觉呼吁，于初集邮者不要走入歧途，贪图种类多的各国杂票。他提倡中国人集中国邮票，“华邮已经有了四十九年的长历史，中国人经过无数变化改革，奇珍异品迭出不穷。近几年来市价腾腾上长，日新月异，已变为一个极时髦的国度了。”他说道：“但是国内的实力，究竟还嫌太差，实力不足的大原因是因为新进的集邮家太少，声气太孤。”他“希望中流社会的人们节省一切玩好娱乐的费用，从事集邮，人人都有一本小邮集，或中国、或客邮、或商埠、或上海香港、或暹罗日本，各从其所好，多则一二千元，少则数百元，亦无不可。我从前曾做过一张华邮预算表，有八百元，就可将华邮普通票子集全，但贵票却不在内。有一千二百元，则小贵票及小变体，即可具体而微。有二千元，便可以得四宝之一，又中立高数值票，也可得一两枚，至此地步，也可算得一个集邮家了。这一部二千元的出售，十年之后，我能包至少可值四千元。”
    周氏还在广播中为中华邮票会宣传，欢迎大家入会。“诸位若是怕不识门径，本会便是最踏实的指导人，只须出两块钱，加入本会会员外，以后就可以通函询问一切，本会自当以最经济的方法，最便捷的路径奉告。”
    曹仲渊经理听了周氏演说之后，深有感触，写了独到之见的后记：“盖集邮之难，不在博采穷搜，夸多斗富，而在精选慎择，去伪存真。盖一则徒赖金钱，一则必藉学识，以金钱罗致者，贪多务得，其失也滥而俗。诸收藏典藉，但侈陈卷帙之富，於刊校源流，漫无鉴别，虽充栋汗牛，亦何足取。故以美国麻省幻觉儿氏收罗五十三万六千八百三十余枚之多，耗二十七年之精力，犹不得厕身於邮坛大雅之林。美大邮商司各脱、英大邮商吉本司，能操纵邮市，而不能身入皇家邮票会为会员，亦雅俗之判而已。”曹氏集邮求精不求多，搜集与研究并重的见解，在当时甚称难能可贵。对周会长，曹氏写道：“周君今觉，集邮仅三年，费二十万金，其雄心毅力，已有足多。每获一品必刻意精研，穷源竟委。以华邮为主，旁及远东列国，援古证今，发明至溥，更与东西各国集邮专家上下议论，剖析毫厘，人多推服。”於是中外人士，识与不识，咸交口誉之曰：‘东亚邮王’……周君用心专一，雄于赀，邃于学；既免于俗与滥矣，又怀大志，发扬国光，由是锲而不舍，异帜孤张，虽执全球邮界之牛耳，又何难焉。”曹氏对周今觉的敬佩之心，跃然纸上。
    曹氏接着写道：“周君为中华邮票会会长，会章有质问疑义及以邮票寄请鉴别者，概不取费，是以先知先觉之用心，为精益求精之研究，大哉诱掖后进盛意，不仅供耳目玩好已也。今者应下走之请，藉以太之流通，电波之传播，放广长舌，为听众说法，十方三界，亦既有缘谛听矣。”
    周氏之集邮广播演说，开中国集邮广播之先河，在上海十里洋场中产阶层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十三）
    1926年7月24日，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在上海开洛无线电台发表《集邮之趣味与裨益》的演讲后，兴致犹存，意犹未尽。当日，又欣然提笔给英国国王乔治五世(George V，1865－1936)写信，讨论香港1880年发行的8分改作5分倒盖票的存世枚数，并询问英王邮集中是否有此种变体票。
    乔治王子是英王爱德华七世的次子，于1865年6月3日出生于伦敦马尔博罗宫，被封为约克公爵。他13岁在海军学校念书时就爱上了集邮。1890年，约克公爵应邀为在伦敦举行的邮票发行50周年邮展揭幕。1892年他长兄去世后被立为王储，次年3月10日加入伦敦集邮协会，被推举为名誉会长。1896年他又被推选为伦敦集邮协会会长。1906年，他说服父亲，将伦敦集邮协会改名为英国皇家集邮协会。1910年6月6日，乔治王子承袭父位，成为英国国王，时年45岁。随后乔治五世辞去皇家集邮协会会长，1921年5月，乔治五世被名列《卓越集邮家名册》之首。乔治五世重点收集英国、英屑国家和地区的邮票，1936年1月20日逝世后，他的遗集由历代英王继承和扩充，定名为皇家邮集，收藏在白金汉宫，是现存世界最著名的邮集。
    周今觉的中国邮票、商埠邮票、上海书信馆邮票和香港邮票，收藏非常丰富，曾被称为世界第一巨藏。香港1880年发行的橘黄色8分暂作5分倒盖票，当时斯科特目录标价为750美金，为远东大珍品之一。长期以来，各国集邮家都说此票在世界上仅存3枚。而周今觉在两年内，即获得3枚。“第一枚，即片司之旧藏，片司售与法国某律师，某律师又售与希惜人巴氏，余则得自巴氏者也；第二枚，则自纽约斐立浦(菲利浦)氏购得，惟略有补缀痕迹，但汲微耳；第三枚，则自巴黎斐拉立(费拉里)邮集中拍来，其左边边齿已完全切去，非复完璧，惟以此为著名之罕票，故不以品相Condition之残缺，而遽损其值。余且与英法数邮商，以高价竞买而得者也，夫使世界三枚，已尽于此，则犹华山碑三本半，悉萃于陶斋之门，余固足以自豪。”(周氏自述)坦片司在1926年夏投给《邮乘》的稿件《香港八分暂作五分倒盖票之历史》文中却写道：“最罕贵之香港票，当首数1880年橘色8分暂行5分倒盖之票，此票世间只有三枚存在，而英皇乔治邮集中有其一也。”
    周今觉在菲利浦公司出售的邮册中。发现有乔治五世亲笔签字购买邮票的记录。西欧邮商“不以皇帝之尊严，而失一主顾”，我又何不能上书英皇质其所疑呢?周氏认为“为邮识上之研究计，除直接上书质问外，盖无他途，且一切学术严等，无阶级资格之判，矧属道乐之举。”于是，周今觉在《上英皇书》中写道：
    “支那国男子外民周今觉，诚惶诚恐谨上书于大不列颠皇帝陛下：窃外民东方一鄙夫耳，安敢僭礼越分，干冒宸严。惟闻陛下万几余暇，游心薮林，尤于集邮一道有特殊嗜好，各国邮商，有以关于邮学之事项上渎聪听者，靡不曲予优容，俯加裁答。仰见陛下提倡道乐宗风之至意，不以天泽之严，而忽迩言之察，用敢以中华邮票会会长名义，上书阙下，惟省览焉。
    贵国为邮学先进之国，经世界集邮家所公认者。敝国虽为远东古邦，而邮票产生不逾半纪，搜集者亦寥若晨星，不能与其他道乐如金石书画等，抗衡于百一也。近十年来，始稍稍有人注意及此。外民为促进邦人邮学起见，故于去岁发起中华邮票会，并刊行《邮乘》季刊，以为机关杂志，今已出至四期矣，兹每种各敬呈二册，乞赐睿览为幸。
    此外更有烦扰宸虑者一事，即传闻香港1880年8分暂作5分之倒盖变体，世界只有3枚存在，而陛下珍藏乃有其一是也。但数年以来，外民已陆续收得3枚，设陛下邮集中并无此品，则世界3枚，悉在外民之手无疑，若陛下亦得有1枚，则是世界共有4枚，而非3枚矣!此问题于邮识至有关系，除敬质陛下以外，更无他法可以证明，用敢冒渎上言，伏乞训示，不胜屏营之至。”
    周氏寄出上英皇书及8册《邮乘》后，久未见复信。“书去三阅月，杳无消息，疑其搁置不报矣，”至3个月后，周会长才收到英王侍从、著名邮学家爱?培根(E. D．Bacorl)的复函。
    培根(又译作柏根)于1913年被国王钦命为英国皇家集邮协会秘书，赐名“国王邮集总管”。1926年10月15日，培根代英皇复书如下：
    “今觉君鉴，鄙人奉皇帝陛下命，复书于阁下。阁下7月24日来书，陛下已阅览，并甚喜见贵会《邮乘》之出版也。阁下所询香港8分哲作5分倒盖票，陛下之邮集中，并无此品。但鄙人近数年来，曾陆续见过3枚，皆用过者，其中1枚，破损太甚，乃二年前伦敦某拍卖行售出者。如阁下能将关于此票之历史，详悉见示，则极所企盼者也。”
    周氏收到复函后写道：“复书云，英皇并无香港8分暂作5分倒盖票，则世俗之所云云者，殆属传闻之误．得此可以破积年之疑团矣。惟柏氏所见之3枚，其中1枚破损者，似即为吾所购斐拉立之l枚，又其余2枚，至少当有l枚为吾所购者之一，惟是否全为吾之2枚，则不可知……然则此票之存于世者，究竟有3枚耶?4枚耶?似仍不能下断语耳。”
    从上述书信往来中，可见周会长不仅搜集珍邮不遗余力，对邮学研究更是严谨认真，为弄清事实真相，不论是贩夫走卒，皇帝大臣均不耻下问，虚心求教。他那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钻研精神；没有十分把握不轻易下结论的学风，至今仍值得集邮者学习。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十四）
    1926年6月，中华邮票会第8号会员朱世杰编印的《中国集邮图谱》出版了，这是一部什么书呢?据当时出版的该会会刊《邮乘》第二卷第二期载：“唯一之中国粘贴邮票簿一一《中国集邮图谱》已出版了！《中国集邮图谱》为专贴华邮之邮册，用顶上道林纸印刷，硬面烙金、活页装订，精美绝伦，增删便利，内容计分三类：一、中国官邮局邮票；二、上海工部书信馆邮票；三、中国各商埠邮票。共计八十三套，变体九百廿十枚，并明信片卅种，依各套之枚数及尺寸制成，空格上端注明刷色，每种均印有照相铜版，以便收集者按图索骥，粘贴其上。凡中国邮票之发行历史，以及改革情形，无不备载，并用中西文合解说明，诚集邮之指南也。定价：每部大洋四元。邮费：国内一角三，国外五角。发行所：集古社(上海北山西路德安里一四三号。分售处：中华邮票会书记处(上海爱文义路文簿坊M一二二七号)。编者：朱世杰。出版：集古社(上海北山西路德安里一四三号)。样张附邮即奉。注意：备有印成花边之空白纸(活页)，此纸可加入本书内备用，每打价洋二角，邮资在内。”
    会长周今觉对朱世杰编印《中国集邮图谱》非常支持，早在一年前，就为其写了序言。
    “书画有录，泉货有谱，陶磁印玺，有图若拓，善事利器，舍是莫由：集邮为后起游艺之一，虽沿欧袭风，亦藉存国粹。海关韧印之古朴，临时中立之胲奇，万寿加盖之错综变化，灿乎隐隐，各擅所长，惟国人究心此道者尚渺，欧人又不甚重视华邮，仅于各国目录中，寥寥散见，略示慨端。拟之英、美、法、德，则几如曹桧之不成邦，附膺于齐楚而已。往者西班牙人曼格理尼(现译棉嘉义，笔者注)曾著有《华邮图谱》一册，印刻不精，考证亦多疏略，市间不甚流行。至外国出版之所谓ALBUM者，则一鳞半爪，更不足齿数矣。朱世杰研究邮学有年，雅好收集，又熟于邮政之旧闻逸事，故于一票之发行，类能详其始末，折其源流，参稽其时日与统计。近以三年心力，成此邮谱一卷，以正式官邮为主，旁及商埠、上海。其诠释则中西并列；其图案则正、变兼收。析类之精，采择之备，视曼氏之谱，犹椎轮之于金限大辂矣。其不胫而走海外，又何疑焉?于其成也，乐为之序。”
    《中国集邮图谱》(Album for Chinese Postage Stamps)是第一本中国人编印的中国邮票专用贴票册，16开横式，86面。印制精美，该谱一出版，便受到集邮者的欢迎。当时在上海的热心集邮家袁寒云随即发表评论：“海上友人，朱子世杰，集邮历数十年，专攻邮学，致力甚竺，于国邮擅变，类能详言：今撰《中国集邮图谱》一卷，始于海关邮券，迄于各地客邮，每种咸附以图说。其间若各种加盖及变体，又若纪念券、赈捐券、航空券，皆一一罗列，靡或遗阙。客邮中于上海一埠尤为详尽、初书集邮者，可按图搜致，缀贴其上，既宜玩赏，且资研求。厥册有功于国邮，诚匪鲜焉。其刊印之情，附图之备，犹余事也。”
    《中国集邮图谱》初版发行后，很快销售一空，1928年增订再版，增至96面。此后该谱长期被中国邮票收集者采用。
    至1943年集邮家张赓伯还撰文称赞：“此谱颇风行一时，当时集邮者，几十之七八采用之，以其便利也。集邮图谱为活页，内容尚称完备，惜乎文字方面，未加修饰，装订及印刷亦无美术意味，为美中不足，但在十五六年前之中国邮坛，已为空前之作，许多新集邮家，均因此图谱而产生，朱君之功不可没也。”
    朱世杰为何许人，他为何竟能有如此杰作?
    朱世杰原名朱耀宗，字世杰，英文名Chureh Chu，祖籍安徽，长居上海。生于1880年，少年肄业于上海汉口路灵华书馆，国文英文均具根底。1901年入邮局供职，多年任售票员。1912年调任福佑路支局局长，1914年调往天主堂街开办新支局，不久又调回上海总局负责经售邮票。他以善辨银元真假而为邮局长官所倚重。清末民初，总局常发售巨额邮票，而银元收入特多。非善辨真假者不能胜任其职，而朱君长于此道，至1931年离局退休，朱君在邮局服务三十年，其二十五年中无时不与邮票接触。
    早在1902年任售票员时，朱君就与邮商李辉堂、集邮家施开甲(英)等人相识。当年邮局正行用清蟠龙有无水印邮票、李辉堂常托朱君留意漏齿等变体票，由此而引发朱君兴趣。为免除职务上之不便，朱君以字世杰与邮友相往返，以致集邮界长期只知朱世杰，而不知朱耀宗。施开甲好集各种同色而其有色差之邮票，每到邮局，必托朱君留意，朱君每为施开甲觅得一新色差，即自留一双连或四方连。清五分蟠龙票刷色纷歧，同一刷色中，深浅浓淡，差异亦多，朱君菟罗排列，所得甚多，兴趣倍增。朱世杰长居近水楼台，不久即成集邮家矣!拥有华邮四方连集、无齿孔专集、商埠邮票集、航空邮封集、上海工部书信馆及商埠邮片集等，洋洋大现，名扬上海集邮界。
    朱世杰长期与集邮家打交道，业余也兼营邮票买卖，1920年，在上海开设集古玩邮票店，由其长子朱泽民出面经营。集邮家袁寒云曾为其书写“集古社”匾额。该社经营特色，从集古社于1926年1月在《邮票新声》上刊出的广告可见一斑。“蓖集集邮者鉴(兼售外国邮票)：敞社宿抱国粹，重于华邮，蓖集数十年，种类成套：莫不收罗完备，以资研究。早蒙沪地各界同志苟识者同声赞卉，兹更谋普及起见，特设外埠通信部，以副外埠同志得于选购收集，并希介绍同好友人互相研究，共谋普及，无任欢迎。通信部主任朱泽民谨启。简章附邮即寄，通讯处：上海北山西路德安里一四三号集古社内。”
    朱世杰还热心集邮团体活动，积极为邮刊撰稿，对中国邮票深有研究。是我国早期著名集邮家、邮商。朱氏父子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还在经营邮票买卖。朱世杰于1953年在上海病逝，享年73岁。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十五）
    中华邮票会对国际邮坛动态十分关注，特别是在欧美国家举办的大型邮票拍卖、邮票展览等活动，凡有中国邮票参与，周今觉会长就格外热心，总是想把落入海外集邮家手中的华邮珍品拍回祖国，或是尽力设法提高中国邮票在国际上的地位。
    1926年6月8日，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荷兰、瑞士，捷克斯洛伐克等7个国家的集邮联合会在巴黎开会，联合成立了国际集邮联合会(法文缩写为FIP)。同年，美国决定于10月在纽约举办国际邮展，FIP尚未开赞助国际邮展之例，美国未加入FIP，当然也就未能取得FIP的赞助。纽约邮展主办者为了扩大邮展影响和规模，超过1913年首次举办的国际邮展，美国纽约国际邮展主办者特向世界各国集邮团体、邮票公司和著名集邮家发出赞助倡议，并提出了具体赞助办法。
    据《邮乘》第二卷第三号载：“惟此次纽约万国邮票会则定章甚严，一切器物不得收受，助奖者只限于该会之奖牌，且如何支配奖牌之法，亦由该会自定，助奖者不得特别指定用途(如专赠与某一类、或某一国之邮集者)。其所定奖牌之价值，分四等如下：大荣誉牌，美金一百元或二十镑；金牌，美金五十元或二十镑；镀金牌，美金二十元或四镑；银牌，美金十元或二镑。任捐一类或数类，听助奖者之便……盖助奖之名氏，例得登之该会会报及将来之总纪录上也。”
    周会长闻讯，于1926年8月29日在一枝香饭店召开董事会。周会长提议，以中华邮票会名义，捐助纽约万国邮票博览会金牌两面，计美金100元，合华币300元。周会长又觉得所捐两面金牌，必须由邮展主办者支配，不能用来特别鼓励中国邮票收藏家而深感遗憾，为此又提议捐助以中华邮票会名义捐助大银杯一具，专门赠给参展华邮优胜者。周会长特耗华币300元，在上海托人特制一个高一尺五寸的大银杯，上刻中华邮票会捐赠中英文字，寄往美国菲利浦邮票公司，存于该处，等评奖后赠给华邮优胜者。同时庄美国墨楷尔邮票周刊(Mekeel)刊登广告：宣布凡是在纽约国际邮展中参展的中国邮票集，能浮上银奖或更高奖者，即可获得中华邮票会捐赠的大银杯。如果中国邮票集未能评上银奖或银奖以上者，则此大银杯即移赠“上海票或香港，暹罗，日本，高丽票之得奖者(银牌或银牌以上者)。其次序则先尽上海、次香港、次暹罗、次日本，次高丽云。”
    以上捐助计金牌两面100美金，大银杯一具150美金。再上Mekeel周刊广告千次计100美元，在邮展指南刊登广告费美金45元，合计约合美金400元(华币800元)。该项费用，中华邮票会无此财力负担，周今觉会长坦然宣告，由本人自愿捐助。诸位董事对会长深表谢意。赞曰：“周君不惜多金，尽力为祖国艺术宣传，诚不愧卞伯顿邮志所谓爱国之集邮家也。”
    纽约国际集邮展览会于1926年10月16日开幕。此次邮展除展出各类邮集外，还展出各种集邮文献，也列入竞赛级展品，要评出各等奖级。
    周今觉会长决定选送会刊《邮乘》和《华邮图鉴》参展。经邮展委员会审议，以《华邮图鉴》尚未单独成书，不合展览规则而不宜入选，仅接受《邮乘》参展。周氏将已出版的会刊《邮乘》第一卷第一号(1925年10月1日出版)；第—卷第二号(1925年12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1926年3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二号(1926年6月1日出版)共计四册寄往纽约参展。
    开幕前，邮展主办者刊发了展品目录。《邮乘》列入第十七部第五类(集邮报刊类)。该类仅设银奖，铜奖两种奖牌，但参展文献多达31种。包括英，美、法，德，意，荷、奥、西等国的著名邮刊。其中有代表美国的半官方邮报American Philatelist；全美高等邮学家之机关报Collector Club Philatelist；有意大利邮志之王之称的Filatelia，该刊专载世界著名集邮家的论文，从不刊登无名之辈的稿件，有比利时皇家集邮会之机关报Le Philateliste Beige，该刊所登文章，皆是高深的研究性邮学著述，其泛泛敷衍之作和广告宣传类文字皆不入列，其宗旨乃欲执世界邮刊之牛耳，其野心可见一斑。还有美国的司各特月报，英国的吉本司月报，彭别尔顿公司的The Philatelic Joumal of Creat Britain；瓦兰西公司的Stamp Collecting；哈利斯公司的Philatelic Magazine等，均有创刊三、四十年之历史，曾在历次国际邮展中，获得过各级大奖。周今觉见《邮乘》则寥寥四册，每期英文不足二十页，四册合计英文论著不过七，八十页，与欧美著名邮刊争雄，不免相形见绌，周氏皱眉叹曰，此回《邮乘》得奖无望矣!
    但凡事不可过自菲薄。《邮乘》所载之《华邮图鉴》虽未登完，该文乃是讲究中国邮票的杰作，其中对大龙、万寿，红印花等中国早期票的版式，齿孔，刷色，纸质的研究成果令外国集邮家刮目相看，自叹不如。经评委会评审，《邮乘》获得特别铜牌奖，这是中国集邮家首次参加国际邮展获奖。消息传来，中国集邮家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邮乘》第二卷第四号特刊出社论(庆贺本志夺得特别铜牌奖)，其文写道：”自有邮票以来，国之加入赛会者，此为破天荒第一次。我国邮学家之得奖者，则更破天荒第一次”。“邮志一门，仅银，铜两奖，而与赛者乃有三十一人，且皆萃天下之精华而来，此实为赛会中最难之一门，惟其难也，乃愈觉其可贵。且特别铜牌奖之名称，乃专为我志而设者，其他各类，铜牌则铜牌耳，无所谓特别也，其光荣远胜于金”。
    该年12月10日，特别铜奖牌寄到上海。次日，中华邮票会住银行俱乐部举行邮界联合聚餐会，中外集邮家30余人倾听周今觉会长演说，周会长兴高彩烈地宣布获奖消息，并把奖牌交给诸位传观，大家鼓掌欢呼，举杯庆贺中国人第一次获得国际邮展奖牌。
    周今觉为《邮乘》倾注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也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为中国集邮走向世界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十六）
    中华邮票会捐赠给纽约国际邮展的大银杯后来落入谁手呢?其得主乃中华邮票会第63号会员、美国集邮家詹姆斯?施塔(James Staarr 1870-1948．3．13)。施塔送展的中国邮集共4册，其展品除中国海关邮政、国家邮政发行的邮票外，还有中国商埠邮票，中国明信片、实寄封、封缄纸、快信挂号签条等。经评审员综合评审，施塔荣获镀金奖。这是中国邮票在国际邮展中获得的最高奖。在此之前，勒夫雷司(LoveLace)的中国邮集曾于1912年在英国伦敦国际邮展中获得过银奖，那是中国邮票首次在国际邮展获奖。后来，勒夫雷司的邮集付诸拍卖，其中国邮票被周今觉拍得，回归中国人之手。
    周今觉欣闻施塔获奖，非常高兴，特写了《夺得本会大银杯之胜利者》一文。其文写道：“本会奖励华邮大银杯，已为美国费城华邮名家施塔君所得。施君之华邮，本有世界第一之名，然施君乃自谓不如下走，此系施君之谦辞，余不敢承认也。此次大杯，余早已预料施君有望，果也。捷报传来，锦标有属，施君之华邮已在大会中夺得镀金牌奖。余遂专电通贺，并属代表菲立浦君(Charles. J．Philips，中华邮票会第73号会员，笔者注)以大银杯敬赠之。此信息一时传遍纽约，人皆知华邮之声光，不在英、美之下，且施君又为本会会员，施君之荣，亦本会之荣也。”
    施塔送展的中国邮集中有哪些华邮珍品呢?据中华邮票会特约调查员、中华邮票会第110号会员帕森司(G．K．Parons)的记录报告，施塔展出的主要华邮珍品有：
    大清海关邮政发行的大龙邮票计10页，有试印样票7全张，正式发行票3全张，其中的阔边黄五分新票最为珍罕。
    对此，周今觉写道：“其中最使人惊叹者，即阔边黄五分新票，竟有一全张二十五枚之多，此实华邮宝中之宝，王中之王，而竟落于西半球，使人羡且妒也。”
    小龙邮票也有10页，内有6全张，3全格，以及许多试印票、无齿之变体等。万寿原票有多个四方连及无齿变体。1897年万寿加盖票有许多变体、错体及无齿等，但5种倒盖尚缺一分、二分两种，4种复盖尚缺半分、四分两种。
    红印花加盖票有小字当一元1枚，当五元倒盖新票、旧票各1枚(今觉按：旧者极难得)。又小四分复盖旧票枚(今觉按：施氏标注为孤品，实则余已有1枚旧者，又曾见1枚新者也)。
    小二分倒盖、覆盖俱全。
    日本石印蟠龙邮票有一元票全格20枚，直缝无齿。又二分、五元两种完全无齿。
    福州1903年对剖加盖票实寄封有4种，其斜剖角度各不相同，即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各1种。又有1904年重庆对剖票实寄封多枚。
    1901年英军在华发行的蟠龙加盖“B．R．A”邮票(英国铁道局邮票)半分改五分票，黑、绿两种加盖均有。
    民初加盖“临时中立”邮票，福州、南京两种加盖有全组，又有欠资票加盖“临时中立”6枚，但无一分、二分两种。1912年各地在蟠龙票上加盖“中华民国”票有黄渡、建阳府、都昌县、哈尔滨、和州等地方加盖多种，搜罗丰富。
    1915年二元宫门倒印票1枚。1925年4分改三分倒盖新、旧各1枚，又清正式欠资票棕色五分无加盖1枚。
    以上华邮珍品洋洋大观，施塔无愧荣获镀金奖及大银杯矣!
    帕森司也有邮集送展，并荣获银奖。其参展的《台湾邮票集》列第16部第7类第426号，计4玻框。“此邮集于台邮源流，有发前人所未发者，与珂尔(kohl)及倭尔费尔(Oldfield)两家之书，皆互有异同之处。起首为一地图，及关于台湾历史、商务、邮制之简短记载，并解释两种公文票之不同，其中有一种专为商民寄信之用者。邮政商票有新有旧，有贴于剪断之信封上者，内中有一完全信封，颇为罕贵。寄信收据，前人多误以为一种邮票，但实在为二收条，送信人纳信资讫，局中人即于其信封上加戳，而以此收条付之。全台公报票，前人多误作邮票，实则电报票也，故票上有计若干字之一行，若非电报，何必计及字数耶。华邮第二次加盖台湾字样者，有有齿、无齿两种，有中文、英文两种加盖，有一张上两格。一格为中文，一格为英文，更有误盖于背面者。龙马票，有原票，有已作火车券使用之票。台湾民主国票，有三种，内有变体多种，如双连对倒、覆盖及漏盖数值等等。大型公文票，有两种全张，其纸质有无地纸者、有横直条纹纸者、有黄质纸者，各种小红红戳及号码，大致略备，最后以日本票之用于台湾者？焉。”(载《邮乘》第二卷第四号)
    帕森司的台湾邮票不仅收藏丰富，珍品累累，还对其有精湛之研究，帕森司是当年国际邮坛著名台湾邮票专家。
    据帕森司调查报告，在纽约国际邮展参展的中国邮集除上述两部外，还有纽卑烈(S．Newbury)的《上海商埠邮票》邮集荣获镀金奖，该集列第七部第二类第239号，计4玻框。“此专门邮集最注重于第一次票，于各种纸张印刷之异同，分别甚详，又有多数全张，指示版式之排列。此外则于邮戳，亦罗列甚备。”另外，蒙罗(R．C．Munroe)展出1玻框香港邮票，未获奖。“此邮集注意于早年发行票之有邮戳及联信封者，又香港之带内地商埠邮戳进，如宁波、琼州、汉口、威海卫等。其“62B"错印有兰、黑两种，而兰者为难得。带外国邮戳者，有横滨邮戳，有法国货船邮戳，为八角框，内着一细点聚成之锚形；有日本、上海邮戳等等。”
    在1926年纽约国际邮展，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主编的《邮乘》获特别铜牌奖；会员施塔的《中国邮票邮集》获镀金奖又大银杯奖；会员帕森司的《台湾邮票》获银牌奖。中华邮票会又捐助邮展金牌两面，大银杯一个，中华邮票会由此步入国际邮坛，名气大增，各国邮会亦不敢小看中华邮票会矣!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十七）
    远居太平洋彼岸的中华邮票会会员施塔于1870年4月5日生于美国费城，为新大陆早期移民一个有名望家族的后裔，世居费城日耳曼镇。其父健吾(James)在1861年至1865年间，曾参加过美国著名的南北战争。后来，施塔也参军入伍，在骑兵团服役。随父在波多黎各参加过美西战争，并获少校军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费城组建了一支预备役部队。也许由于他在军界还小有名气，之后提及他时总冠以他的军衔，称他为施塔少校。
    1891年，21岁的施塔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理工学士学位。次年在该大学科学院进修采矿学，又获得采矿工程师职称。在校期间，他还参与创办一个业余戏剧团体。离校后，施塔在印地安领地作为一位采矿工程师步入商界。此后他走遍美国各地，1895年起就职于费城海耳煤矿公司。他在Madelra Hili & Co从事煤炭开采工作达20多年，至20年代中期，他以煤炭公司总监和秘书的身份退休。
    退休后，施塔部分时间从事园艺劳作。他常穿白衬衫，打着领带，和两名园丁在一起切磋技艺。晚上，他在自己的书房中边休息，边整理喜爱的邮票。
    施塔约在1900年开始爱好集邮。他对中国工艺制品和中国民间习俗钦佩已久，中华民国成立后，施塔开始收集中国邮票。他以低廉的价格购得大量华邮珍品。在他退休后的漫长养病期间，收集华邮成了他最感兴趣的事。
    施塔曾于1927年春函告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余开始集华邮，实在1914年，其时所购得者，为一部极小之邮集。此邮集旧属于诺利司牛门(Norris Newman)氏，其中以1912年各地方非正式加盖“中华民国”之票为最多，虽不幸其中多数属于赝造，但因其能助余发轫于华邮，而使余得享集邮之乐至于今日，皆此一小邮集之功也。余自此对于华邮，愈进愈觉有味，遂售去所有之普通邮集，而专心致志于此，并带集商埠票，以及附属之品。余初集时，以珂尔(Kohl)之书为根据，而于齿孔及双连、多连，皆一一注意及之。后来，余觉研究齿孔，太费目力，与余不甚适宜，又觉全部欲集成四连，到底为不可能之事，故改变方针，而定余之宗旨，方法如次：
    一、单票新旧皆集。新者注意刷色，旧者注意邮戳；
    二、四连新旧皆集。余知新四连之刷色，不易求其全备，但如能到手者，则不分新旧而兼蓄之。有时一套四连不能集全，余则取相近之大方连(如六连、八连之数)以足成之。有时，余特别收集一种六连、八连，以表示其印刷局名之边纸。又于销印之方连，余取其能表示邮戳者。或多数复品方连，以表示不同之邮戳者。但余仅取实地用过之票，而力避请求销印者。于第一次、第二次发行之票，余则不拘泥于以上之方法，凡双连、长连、方连以及全张，余力所能致者必致之，以为研究版式之助。余冀有一日能完成余之版式研究，在全套单张四连之外，凡有大方连之票，余亦单独保留之；
    三、各种双色、错色、漏齿、错齿及倒盖、复盖等等，余皆尽力搜集之；
    四、各种早年发行票之连信封者，余尽力集之。又在最后一次发行票中，余曾试集各种信封，配成各组数值，表示各种不同信资。但嗣后思尽此项集法，占篇幅太多。余不甚注意于请求销印，及专门为集邮家收藏之信封，而喜集寻常实地通信所用者，且觉用中文书写之信面，胜于西文者；
    五、快信收条，余已集至极完全之程度，曾于纽约赛会中博得银牌奖者，然仍继续搜求早年发行之各种也。余有一枚连于信封上，且有数种未见目录者；
    六；明信片，余收集新旧两种，已至极完备之程度；
    七；保险信封，余仅有一枚前清发行用过者，而有三枚民国发行未用过者(大中小三种)，一种民国小型用过者；
    八、小簿邮票，余拟搜求各种配合不同之簿；
    九、全张，除第一、二两次，余因特别研究版式，须搜集多数全张外，其余各次发行，余拟每次各集一张，以表示其全张组合之形式，故仅得最低数值者为已足。余思凡集一国之票，于其全张不必多废金钱与多占邮簿之地位，若继续发行者，为相同之形式，则只一全张，已足代表一切；
    十、慈善邮票，正式、非正式两种，以及邮政储金票，余遇见无不购之；
    十二、新疆、西藏以及现在之云南加盖，余集之，亦如余集正式之票；
    十二、商埠票，余之宗旨在集全单枚新票，但旧票以及四连并连信封者，余遇见亦购蓄之。余视此类为附属品，有时华邮来源稀少时，则购此以为消遣。然于去年赛会中，竟昧然得一银牌奖(与余之华邮信封、明信片之类合而得者)，此实为意料所不及者也。”以上施塔自述之收集华邮缘起、收集品种、范围及侧重点等12则经验之谈，刊登在1927年6月20日出版的《邮乘》第三卷第一号，周今觉撰写的《海外第一华邮钞目》一文中。
    施塔收集华邮，注意变色漏齿等变体，注重方连、全张、实寄封、兼集明信片、商埠邮票等集邮法，对中国早期集邮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十八）
    中华邮票会成立于1925年7月11日。但该会《会则》规定每年7月、8月休会。所以该会的第一次年会于1926年9月26日召开。现将该会成立至1926年8月底一年间的主要活动作一回顾，从中可看出该会的规模、特点与发展轨迹，并得到某种启发。
    中华邮票会在初创的一年间主要活动有：
    一、聚会13次；
    二、编印会刊《邮乘》4期；
    三；发展会员至84人。
    平均每月能聚会1次以上，是该会最有特色之处。一年间以编印高水平的有份量的4期会刊是该会的主要成绩；年余仅有会员84人是该会的薄弱环节。中华邮票会高唱阳春白雪，和者必寡，由此已初见端倪矣。
    其每次聚会主要议程、活动如下。
    第一次会：1925年7月11日，阴雨。文监师路陈复祥宅，到会有上海及外埠集邮家、邮商十余人。周今觉宣布中华邮票会成立。推选会长、中文书记、英文书记、会计各10人及评议员5人。通过《会则》，决定编印发行会刊。会后周今觉展示一部从费拉里邮集拍卖会上拍得的《印度支那邮集》及一册美国最初发行的《光边试印票》邮集，后一册中有邮票220余枚。
    第二次会：9月6日，风雨交加后转晴。但仍有苏州等外埠会员赴会；周会长演说，并报告会员证、封缄纸、会刊等印刷工作已准备就绪。会后，朱世杰展示邮集两册，一为无齿孔邮票；一为各种奇异刷色票。周今觉展示二件1878年由上海寄往日本长崎的实寄封。
    第三次会：11月15日，在一枝香餐馆举行中外邮界联欢会。邀请上海邮票会董事及外籍著名集邮家参加，中西来宾到会者30余人。周会长发表演说，由余明德翻译。上海邮票会会长布许致答词。周会长向来宾各赠会刊《邮乘》一册及该会封缄纸一组。并展示邮集二部，一为中国商埠邮票集；一为清蟠龙1897年日本木版票，内有试印试制票多种。
    第四次会：12月6日，陈宅，议决：张承惠辞职，推举叶颂蕃为英文书记。创设拍卖部，以陈复祥为主任；创设拍卖部，以李辉堂为主任。会刊《邮乘》由双月刊改为季刊。
    第五次会：1926年1月3日，陈宅。议决：修改《会则》，将出版部与会务分离，各自为独立机关，以免牵掣为累；添设董事会，取消评议员名目。董事以本埠会员为限，并可选举外国人二名；开会地点改到银行俱乐部楼上。
    第六次会：2月7日，在银行俱乐部。举行首次拍卖，成绩颇佳。议决：陈复祥因病辞职，公推张棣村为华文书记并兼任会计。
    第七次会：3月7日在银行俱乐部。书记报告，至今已有会员70余人，拟刊印会员录，以便互通信息。议决同意美国American Philatelist杂志转载《华邮图鉴》英文稿，但仅限在《邮乘》第一、二期所登之稿。
    第八次会：4月10日在银行俱乐部。邮票拍卖会，会前一星期即寄出拍卖目录。是日通过新会员5人入会，其中2人为外国人。
    第九次会：5月8日，地点同上。有拍卖。苏州会员卢赋梅分赠新刊印之《中国邮票汇编》；审定天津会员寄来一批“加盖票”为伪造票。周会长以邮票辨伪为题发表演说，并拟在会刊发表辨伪文章。会员提议在《邮乘》上开辟读者俱乐部栏目，为读者提供园地。
    第十次会：6月6日。有拍卖。议决：7、8月休会，但董事会仍按期举行。第一次年会拟9月下旬召开。
    第十一次会：7月11日，是日为该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日，但该会不动声色，不议庆祝纪念事，在银行俱乐部举行董事会。议决：为在外国推销《邮乘》，决定在英国伦敦哈里司及瓦兰西两邮学书店、美国飞立浦及朴尔、日本大柴峰吉等5处设代销经理处。通过与英伦皇家邮票会之London Philatelist杂志等7家外国邮报交换邮刊。会议提议自下半年起，实行交换簿制度，以利会员复品流通。
    第十二次会：8月29日在一枝香餐馆举行董事会。议决以本会名义赞助美国纽约国际邮展，资金由周会长负责。提议与上海邮票会联名上书总税务司，请求邮票进出口免税。书记报告，至8月底本会已有中西会员84人。
    另有一次会是中华邮票会10人应邀参加，上海邮票会在Plaza Hotel楼上举行的邮界联合聚餐会，时在1926年3月6日下午8时。会餐后有趣味品展示有奖竞赛，周今觉展示1枚1911年4月9日自蒙古库伦寄往西藏江孜的实寄封，途经北京、上海、香港、印度、皆有邮戳，历时两个多月。周氏另还展出蒙古最近发行的邮票一组7枚。此名为《蒙古之今昔》的展品，获得一等奖。施开甲的1915年伪造品一角邮票四方连旧票获二等奖。
    以上13次聚会，计有：成立会1次，董事会2次，中外联合会2次，拍卖会4次，展示会(会中有邮集展示)4次，聚餐会3次。形式可说丰富多彩，但仍未能吸引更多的集邮者入会，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对此，周会长并未悲观，而是充满自信。
    周今觉会长在《一年之回顾》一文中写道：“就本会而论，这一年里头的成绩，虽然不能算十分美满，但是比较起来，进步的地方，却也不少。”“我们要奋斗的日子在后头，长得很呢。这过去的一年光阴，不过是发轫之治罢了。”“现在一周年了，中外的会员虽然不多，却也有八十余人，和十五年老资格的上海邮票会比起来，竟不相上下，最可喜的，这八十多个会员当中，很有几个有名的人物，这是本会最大的荣幸，银钱买不到的。”
    周会长也看到了邮会发展的困难，但他仍对邮会充满希望。他说道：“但是有一椿大缺点，就是集邮的人，还是一班老脸色，没有添出什么新进的集邮家。加之一班老集邮家当中，为生活问题所限，也不能奋跃突飞，有什么大进步。这不独是中国人如此，就是寓沪西人集邮家亦复如此。所以往后我们最大的责任，是要培植后起的人才。如果上海邮界里凭空的添了十个八个生力军，那种兴旺气象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应当努力呀!”
    周今觉会长对中国集邮的发展充满希望，但在那军阀混战的年代，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又有多少人有闲情逸致来研究集邮呢?中国集邮团体要经历坎坷曲折的历程，也是必然的了。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十九）
    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在《一年之回顾》中说道：“最可喜的，这八十多个会员中，很有几个有名的人物，这是本会最大的荣幸，银钱买不到的。”周会长眼里有名的人物中，其中有一位是袁寒云。
    1926年9月1日出版的《邮乘》第二卷第三号，刊登了袁寒云的征邮广告和集邮随笔。其广告云：“袁寒云征求，如有以世界邮票图样之明信片全份见证，当酬以现金及鄙人书画之件。又收买各种华邮，通信接洽。天津地纬路六号袁寒云启。”其集邮随笔题曰《双爱庵杂话》，首篇不及千字，泛谈针孔邮票、广州邮票、盖有民国10年10月10日10时邮戳的销印封、蒙古邮票及古泉币等。内容杂乱有余，精深不足，但周会长十分欣赏，特在其文末写了后记：
    “寒云姻丈，博学多通，鉴古有识，所藏泉货、钵印，美尽东南，足与宣黄叶、方无隅称鼎峙焉。兹又究心邮学，加入本会为会员，并迭次惠书寄稿，殷殷不倦，更在《晶报》登记《邮乘》一篇，为本志张目。此为文谈邮之处女作；所造已渊懿若是，他日源源而来，金玉琳琅，定为本志生色不少；邮会得此通雅之士，《邮乘》得此生力之军，皆足为吾党庆者也。今觉识。”周会长对袁寒云如此看重，其为何许人也?又为何称其为“姻丈”?
    袁寒云乃是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也。1890年7月16日生于朝鲜汉城。袁克文字豹岑，又字抱存、抱公、号寒云。寒云之名，是他有一次获得北宋画家王诜所作《蜀道寒云图》后，因喜其画而取。他在集邮界及后期作品中，基本上都署寒云。当时外界对寒云与抱存究竟是否一人，曾引起疑问，他作6句诗以代说明：“抱存今寒云，寒云昔抱存，都是小区区，别无第二人；回汤豆腐干，老牌又刷新。”措词幽默有趣。
    关于袁寒云，张军在团结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民国奇才怪人秘录》书中，称其为“皇二太子、青帮大爷、词林骚客”，“荒唐公子、博雅才子”；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美术辞典》列有袁克文条目，其为近代诗词家、书法家，“书法由晚明人脱出，楷书为王铎变局，结字展促有姿，而气格闳恢，演为别调，负名一时。偶治印，亦有逸趣。”
    袁寒云生前风流倜傥，名士气极重，曾以陈思王曹植自居。有民初四公子(之一)之称。擅长书法，酷嗜京剧。1919年，上海新舞台举行赈灾义演，冯小隐编《红拂记》，袁寒云应邀饰李靖。是年冬，他应张謇之请赴南通，与小荣样合演《折柳》，与欧阳予倩合演《审头》及《佳期》。他曾与俞振飞合演《群英会》，袁饰蒋干，俞饰周瑜，观者无不击节。他的拿手好戏还有《卸甲封王》、《游园惊梦》、《长生殿》等。
    其塾师方地山，(1872—1936)系著名钱币学家。受其影响，少年时代袁寒云即喜好收藏。成年后，藏品丰富，蔚然成家，书画方面，有六朝人绘《鬼母揭钵图》、唐人写《洛神赋》、宋赵大年《风尘三侠图》等珍卷及宋刊苏轼、鱼玄机、韦苏州文集等近200册。古币方面，藏有古今中外70余国数百精品。
    周今觉系清末两江总督周馥之长房长孙。周馥与袁世凯均是光绪朝廷重臣，两人交往甚密。周馥之女周瑞珠嫁给了袁世凯八子袁克轸(风镳)，因此，周今觉与袁寒云有姻亲之谊。周虽年长袁12岁，按辈份，仍得称袁寒云为姻丈。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袁寒云移居天津河北地纬路6号。不久，他又携带分得的24万元遗产赴上海，购置霞飞路宝康里270号及爱多亚路九如里口1432号房屋定居，流连沪上近10年。
    袁寒云恋上集邮，与《晶报》有关。
    《晶报》原是《神州日报》的副刊，该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日报。1907年4月2日创刊，社址在上海四马路，创办人于右任，后由叶仲裕、汪允宗、钱芥尘、余大雄等人接办。1919年3月3日，《神州日报》经理余大雄将该报副刊《晶报》独立发行，是中国最早的小报。该报聘袁寒云(克文)、张丹斧(延礼)为主笔；由刘襄亭、余大雄编辑。因是三日刊，三日为晶，故名《晶报》。
    袁寒云任《晶报》主笔后，发表文章主要有《辛丙秘苑》，写袁府荣辱，系对外间私撰袁家秘事，颇多感慨而作。自1920年10月起开始连载，至次年3月收笔。其文虽多处“讳亲饰过”，因是袁家人写袁家事，颇受读者欢迎。
    袁寒云亦向周今觉索稿，周今觉最早的集邮文章《邮话》就是在《晶报》上发表的。从1924年12月21日起至1925年2月6日止，连载10篇，是周氏最初集邮时期的散文随笔。因周氏系上海名流豪绅，他也恋上集邮之道，《邮话》一出，颇引公众注目。
    袁寒云对《邮话》甚感兴趣，曾写道：“昔今觉作《邮话》，癖邮者奉为圭臬；未几以自撰《邮乘》而辍笔，读者深致憾焉。斯时予尚无志于斯，而于《邮话》，亦每再三浏览而无倦，今予从今觉研邮学，遂命胥录《邮话》于册，益珍为枕中秘矣。予之于邮，实《邮话》有以启之也。”
    受周今觉感染，袁寒云也爱上了邮票。随后，袁寒云也撰写集邮随笔《说邮》，长篇连载于《晶报》，从1927年4月15日起至10月27日，每周一篇，连载50篇，洋洋数万言。其文夹叙夹议，旁征博引，挥洒自如。除详述寻购珍邮得失喜忧外，对当时邮人、邮书、邮事多有记叙，尽为亲见亲历肺腑之言，集邮人或非集邮之人竞争相一阅《说邮》为快。
    周今觉的《邮话》和袁寒云的《说邮》是二十年代在社会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发表的集邮家专著，对社会公众、对集邮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中国集邮史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黄定光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二十）
    袁寒云加入中华邮票会，会长和会员们都感到欣喜，好似为邮会增添了光彩。其1926年12月19日会务报告就曾记载：“北方重要会员袁君寒云到沪，会众为热烈之欢迎。”这是其他会员不可得的礼遇。
    周今觉会长在评价袁寒云时写道：“在新进集邮家中，袁寒云君之进步，实有一日千里之势。寒云集邮，不及一年，而沉鸷以赴，凌厉无前，其神嫥而志—；如佝偻丈人之承蜩，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不以易其蜩翼，精诚所致，神明相之，异宝奇珍，乃如流水之归附。在津门时，以奇廉之值，得中立全组。莅沪后，又购得勒本邮集，其大珍品，即小一元之旧票一枚加八卦印者。勒氏宝此，垂三十年。余曾恬之数次，卒以索价太奢而罢。加之余于旧票不十分注意，遂亦恝置之，乃率为寒云所得。殆缘法有前定舆。票背有损，而厥价为国币千元，或有议其昂者。余曰：此华邮有名珍品，新票价值，已非千元不办，矧此消印之孤品乎？海内恐无第二枚矣。凡大珍品不以破损减其值。余于香港八分改五分倒盖票中已论之甚详，此可为寒云庆得宝也。”(载《邮乘》三卷一号，1927年6月20日出版)
    上述评说，未免有过奖之处，但袁寒云果断地从外国人手中购下红印花加盖小字当一元旧票孤品，乃不失为明智之举，在中国集邮史中亦应留下一笔。
    关于为何集邮，袁寒云自述：“予初集邮，专搜券之图有列邦之徽者，盖用为考藏金货之助，匪专事于邮也。今则已舍之不顾，而于集货之余，从事于国邮矣，按邮亦一代之制作也。予人之于邮券，必求其关于典制者，考而藏之。”
    鉴于袁寒云开始集邮时，是专门收集各国徽志图案的邮票，数量达数千枚，用做考订各国货币图案的辅助资料，所以后来有人说他是我国最早的专题集邮者。可惜袁氏的“各国徽志专题邮集”未能流传后世。
    关于集邮目的，袁寒云说：“人之集邮也为人，予之集邮也为己，何以言之?盖人之集邮，或待善价而求沽，或将争雄于坫坛，或矜奇炫异，或夸富斗豪。若予则仅求自善者存，赏心悦目，聊以自娱，不拘泥于其贵贱多寡也，斯趋舍不同，而境亦殊矣。”此种见解，或许比周今觉还高一着。袁寒云还看到，各种集邮目的是可以兼容的，而不是单一的。他接着写道：“子之言此，匪薄人而贤己也。盖为己者，独善其身也。为人者，兼善天下也。为己者逸，为人者劳。它日发扬国光，与列强兢胜必兼善者之是赖焉。”
    关于袁寒云的集邮生涯，集邮家张赓伯有中肯的评价，他在《邮海沧桑录》文中写道：“早年集邮家中，周今觉先生外，集邮进步之猛，当推已故之袁寒云氏。寒云为项城次子，文名洋溢海内，爱古成癖，举凡金石、古泉、版本、甲骨、各国金币，无不爱好。性豪爽，博而不专，平生不知居积而挥金如土，故常处窘乡，怡如也。每喜一物倾囊无吝色，今日以千金购得之品，明日略有厌倦，则或以易值只数十金心好之物，不斤斤于价值之相当否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二语，可为氏集古之写照。氏集邮始于十五年冬。十六年鲁张(山东军阀张宗昌——笔者注)欲在沪办一机关报，慕氏名，嘱主其事，付以三万金。氏携款来沪，辟室一品香饭店，时邮兴正浓，邮商群集其门。袁有烟霞癖，而老邮商与同好者颇不乏人。氏性和易，莫不延作座上客，对榻吞云吐雾，交易之成，乃易于他人，成绩遂大有可观。办报之事，早已掷诸脑后矣。后由李辉堂之介，以四千金得布许邮集，又以千金向勒本处购得红印花小一元旧票，并以重金得民国四珍及配全中立票全套，遂一跃而成第一流之大集邮家。氏正式集邮，为时不足一载，经济来源渐竭，兴亦锐减。时某方又下通缉令捕袁，乃尽售所有，仓惶离沪(越三年病殁，年只四十)。其集售诸某西人，似为七千金，只及市值之半。其中小一元旧票为福州阮景光君所得，阮藏诸数年，又售诸海外。刘子惠君以钜金购得，重返故国。去年新光在大新公司举行之展览会中，刘君曾以之陈列。袁之集中，珍品虽多，但伪品亦不鲜。全套中立欠资票，得诸布许集者，据复祥君当年目睹，亦为伪品之一。袁氏并好收藏连票信封，出走时原不拟出售，因携带不便，乃以三百金质于某君，后未赎取，以质券赠于布许君。及赎出，为屈凤亭君所得。信封中之珍异品，有大龙票连封近十枚，及宋字五元实寄封、楷字三分倒盖、宋五分棕色欠资倒盖六连蒙古一次一元五连等正式用过封。后屈君将之出售，获利甚丰。徐慕邢、赵世暹两君得其大部分云。”(《国粹邮刊》第10期，1942年11月30日出版)
    袁寒云集邮仅两年，靠充裕财力，进展迅速，珍品累累，然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最后一无所有，此为公子王孙集邮家也!
    1931年3月22日，袁寒云患猩红热病死于天津两宜里，年仅41岁。
    袁寒云所撰集邮文稿除《说邮》50篇，《双爰庵杂话》2篇外，还有《寒云日记》。其日记计有7册，大部分记述宾朋饮宴及所嗜之图书、货币、集邮等事，其中丙寅、丁卯(1926年、1927年)两册日记有关集邮记述较多。张赓伯曾将集邮部分摘出，并加评注，刊于新光邮票会会刊第七卷第三期至第七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早期集邮活动史料。
    袁寒云原配刘蚺，字梅真，二人友爱和好。但在父亲的纵容袒护下，袁寒云又娶妾琴韵楼、小桃红、唐志君、于佩文、亚仙等。袁寒云有四子三女。其长子袁家嘏(伯崇)娶方地山之女方根(初观)为妻，以两古钱订亲，传为泉坛佳话。其三子袁家骝(叔选)留学美国后定居美国，是著名科学家。其夫人吴健雄女士，为著名物理学家，被推选为全美物理学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