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香港__舟山群岛侨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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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邮政局民国时期留存有信局登记资料,内有两处记录正大信局.
执照编号382/正大/开设于咸丰元年1851/总局地址福州/分局10处鄞县、上海、永嘉、天津、烟台、汉口、番禺、香港、汕头、思明。
执照编号34/正大/开设于咸丰五年1855/总局在鄞县。分局定海、永嘉。
附光绪早期正大信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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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邮政地名资料记载广州以往曾称“番禺”，《中国邮史》上好像有人争论过，持否定态度！但是白纸黑字上记载的确是“番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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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江全盛泰记信局考”——郑挥

一件从江西吉安府手递至余姚后，再经“姚江全盛泰记信局”邮递至镇海的早期信局实寄封（内含信件）。记录了清代余姚民营信局的史迹，现简介和试析於后。此件由镇海籍著名人士竺修尧字钜封（又作巨峰）在江西吉安府任师爷时发出的家信，竺钜封在江西吉安府时间不长，旋至上海叶澄衷（原名叶成忠）开办的可炽铁行任职，同时从事宁波帮在沪的社会活动。后又任湖南岳州府师爷，清末民初去汉口经商，曾任汉口商会会长，在汉口宁波帮的首脑。黄条封正面书“内安家信烦送全盛局顺寄镇海西水门桥交竺彬哉先生收启钜封氏缄”。封背中缝书“丙戌正月贰拾日谨书。”干支齐全，应为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封背右侧发信人书有对该信的交待“此信已有徐手带至余姚县城因勿就道，故交贵信局转寄为祷勿误，信到即给酒力钱念肆文”，显然此信曾经两程传递，前段由徐二爷从江西带至浙江余姚县，抵姚后再交信局续递，府内传递信函每件为制钱廿四文。封背左侧可见另一人用毛笔书“此信由江西便人寄姚二月十二日交姚局发”，看来是姚江全盛泰记信局内工作人员所书，以明责任，因正月二十日发的信，到二月十二日才交姚局，为此上盖两枚“姚江全盛泰记信局”戳，一枚盖在姚江全盛局所注到局日期之上。封上共书有近百字，详细记录了投递经过邮路、邮资、日期等，邮味十足，内涵丰富，特别是信局所书收件日期证明民信局十分重视投递时限，责任分明，很有邮史研究价值和兴赏价值，此文曾刊于余姚市邮刊。
1、现存民信局实寄封多为民国时期遗物，而且大多干支纪年不全，难以界定其正确年代。此件纪年清晰，内函还可以同前一函件相互连贯，十分难得。
2、信封上详尽记载分程传递经过，极少见到，信件由发信人和中途受理局双方详情背注，为此封增色良多。
3、从封背竺师爷所书可知光绪早期余姚至镇海同府邻县之间寄递信件，民局邮资为制钱24文，是一份珍贵的府内各县信局邮资资料。
4、姚江全盛泰记信局收件时记录的日期具有中转和封发的双层意义，同时加盖两枚局戳更显示出此封的特殊性。
5、实寄封为姚江全盛泰记信局在余姚县的经营时间提供了直接佐证。据《余姚邮电志》记载，余姚全盛信局设立于清道光年间，局址在城关酱园街，是最早在宁波地区建立的民信局，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发现有清代信局实物存世。
6、至今所知清代“姚江全盛泰记信局”实寄封存世仅见此件。

老古董

“批”字本来就是闽方言，无论闽南还是福州，指意即书信之信；闽粤等地操闽语方言的民众，都知道的，这是其地域性。

民信局发端较早，大约是在明代，是商品经济繁荣后的产物；侨批信局就是从民信局衍生出来的，是随着海外华人信、汇驿递需求而产生的一种民营通讯组织。因其俗称为“批局”，早期还自谓“民信局”云云，可见侨批信局的确是后起的“新生代”，民国初期有关当局还以“批”字不典，而勒令改称。

其实，这也很好解释，“华侨”二字是何时才开始运用的？将“侨”字与“批”字合用，肯定不会早，清末也只是个模糊的断代概念，所以在邮传学界才会有这么多的歧义；这要这么争执，那我就问一句了：民信局又是在什么情势之下催生出来的呢？

回头去看，早期的那些“汇同天下”的票号，也兼作带信的活儿，可谁能讲票号就是民信局的老祖宗？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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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佩先生实物贴图,内中印章(戳)都是"信局"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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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佩先生实物贴图,内中印章(戳)都是"信局"哪!!<img src="images/smilies/default/handshake.gif" smilieid="17" border="0" a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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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信局创始年代考
郑挥
   
    长期以来，中国民营信局创始的论述基本上倾向于明代永乐年间，最初产生在商业发达，沿江河海交通便利的宁波。距今已有六百年之历史（1403——2001）。从近八十年来的史书驿著以及邮刊上所发表的文章几乎都是抄传的，没有一书能够对明永乐说提供比较详实而又可靠的资料，含混不清，这是非常遗憾的，长此相传则永无止境。近年来经查阅宁波（鄞县）南宋宝庆志、元至正续志、明成化志、宁波群志、清乾隆志（曾称“天下第一志”）、光绪（同治）通志，以至古代诗词、小说、杂记中，都未见有民信局或信局之名称出现，没有任何民间邮递机构的历史记载。无论正史或野史都找不到从明代永乐年至清代道光鸦片战争之前（1403——1840）有名可查，有物为证之信局资料，哪怕蛛丝马迹也无踪影，令人感到有点捕风捉影的味道，疑问甚多，需要史学界和邮学界同仁不断发掘和深入研究，力求澄清。
一、明代永乐年间产生民信局的部分论述。
1963年《集邮》杂志10月号史式《从明代开始的民邮》一文内称：“到了明成祖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5）专门办理民邮的信局就诞生了，在这以前中国是没有民邮的。”（按：在此之前中国真的没有民邮了吗？）“距现在五百多年之前，中国第一家民信局就出现在当时商业最繁荣，交通最便利的浙江宁波。”（按：宁波在明代何年何月建立了首家何称谓之民信局，何人开办？可惜没有依据和实证。）1963年十月号《集邮》另有季文《信与信局》一文内称：“据考公元1403——1424年明永乐我国才出现第一批有组织的信局，私人经营，除了代人送信之外，还兼营汇款货运业务，这种民营信局又称民局当时遍及全国各地XXX木戳标明××信局。”（按：明永乐年间民信局已遍及全国各地看来没有这回事，大概搞错了五百年的时间差，应是清末，“据考”并没有拿出实据来），上述论点如能成立的话，明代戏剧《苏三起解》中的苏三就不需要到洪洞县江边去找商船请求捎信，她完全可以在县城由信局寄发了。《集邮研究》1988年第三期陈京《明驿初探》文内称：“明永乐年间（1403——1425年）产生了中国古代通信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诞生了真正的专业性民间私人信件递送机构——民信局。“截止鸦片战争以前全国民信局多达一千多家，仅宁波一地就达125家。”（按：此处经过文字加工更为生动，止鸦片战争以前全国民信局统计资料来自何方，不得而知了，还是抄传失误？）1994年7月27日《中国集邮报》夏雷文《我国古代的私邮》内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15世纪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5）出现了民办民用的通讯组织“民信局”，以后又出现了为海外华侨，国内侨眷传递信函、钱物的“侨批局”，这种专为商民服务的通信机构受到欢迎，因此发展很快，历时五百年……。”（按：夏文不仅指信局，而且连侨批局都创始于明永乐年间，历时竟达五百余年！）1995年1月4日《集邮报》发表国家级评审员李明《关于民营邮政及邮品》内称：“民营邮政机构自古中外皆有之，例如我国开创于明永乐年间（15世纪）的民信局------”。（按：名前头衔《集邮报》社加上去的，并非笔者所为）上面笔者仅仅摘选了少数几篇论文，同其它抄传论文一样都未见到有据可考、有案可查、有物可鉴之详实资料，令人感到很不踏实，这也是我国学术论著最大之弊端。
二、民信局产生的年代初析。
中国是最早建立邮传的国家，从烽火台到驿站国家邮政贯穿了数千年的历史，自上古周承殷后，战国纷争，周秦汉唐文明灿烂，汉驿西通大秦（罗马），唐邮东渡日本，南北宋之邮驿，元之站赤地跨亚欧，历代都为军事和官方传递文件服务。历史记载最早的私人信件是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四年），浙江钱塘江越国消灭长江下游的吴国后范蠡给文种的千古流传之信，显然有信必有传。战国时诸侯中的智囊人物四君子曾建有私人通信网，获得信息先于君子，可谓早期之私邮。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开始繁荣，由富商经营货物运输、银信传送或由商民雇用私人传递银信逐渐开展，在古代的诗词、小说、杂文中已有了记载，远可追朔到唐朝之前。如刘禹锡《竹枝词》“日上三竿江雾消，滩头蜀女凭栏眺，求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说明商行兼带民邮历来已久，由于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铃声从西来，忽得濠州书”，“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陆游）平民通信是非常困难的。到了明代永乐年间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商贸活跃起来，大商行兼带银信有了发展，从货运、汇银、信物到专递，但是并无专业的民邮组织和通信网络，更没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当然无庸讳言商行兼带民信和其它传递业务为以后创建民邮组织打下了基础。从古代私邮到商民经营的通信组织以至创建挂牌的民营信局有一段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古典小说中看到明代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反映商人和商业活动最为突出的是《金瓶梅》，西门庆世袭是个富商，家产几十万金，有几十个商行，段子铺就值五万两银，自办加工作坊，有大批高档舶来品，如西洋布、金镶奇南香、犀牛角杯、象牙牌、西洋大珠、波斯猫、洋酒、水银镜……等等。值得注意的还兼营长途水陆运输，建有“标行”“标船”保险业务，可是并未见有“信局”的出现。明代的对外开放经济随着政策的改变“闭关自守”而被扼杀。早期建立的集海关、外贸、港务于一身的“市舶司”在宁波、泉州等地被栽撤，历史又走向逆转。依据现有的资料对民信局创始的年代试析於下：
1、        从宁波市邮志办找到一份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一日宁波邮政局所登记领有执照的民局资料，计有总局43家，分局132家合计175家，是信局趋于没落时期，但仍有参考价值。表分类计有：执照号、信局名称、开设年月、总局址、分局数、分局地址。其中开设年月最早的是咸丰元年（1851），有正大信局、全盛信局、气顺信局等，未详的有十三家。最早的年限如上朔若干年则是清代道光年间，此表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表中另可见总局设在鄞县（宁波）的12家，上海11家，闽侯福州10家，设局最多的是协兴昌信局达24家，遍及全国各地。
    2、存世实物最早的民信局实寄封，是已故集邮家姜治方先生所收集的清代咸丰九年（1859）宜兴寄北京的信封。收据有光绪五年京都广泰信局（1879）、光绪七年京都福润信局（1881），详见姜治方著《我的集邮的一生》。近年来在宁波发现一张同治十年十一月廿七日福润信局收据，章盖杭省老福润信局由杭州寄宁波（1871年）。在黎永洪先生的《中国民信局》邮集中有一张同治三年天成信局执单（1864年），近又听说海外邮刊载有另一件天成信局执单为同治元年（1862年），两件笔迹相似，未经细究。集邮家刘广实先生《中国民信局邮集》中最早的实寄封是同治六年（1867年），信局收据也是光绪年间，未知收藏家中是否还有更早期而可靠的实物存世。
    3、近期南方学术界对侨批局的研究十分活跃，发表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文章，现将有关侨批局建立的年代摘录于下：广州《集邮家》报1994年第12期周林《当前侨批研究出现的一些观点值得商榷》一文内引用了泉州银行志总编辑黄清海先生《泉州侨汇业史初探》的论文其中明确道出清代•同治十年（1871年）晋江安海洋村人郑灶伯、郑贞伯两兄弟在安海扰建立的“郑顺荣批馆”这是当前有据可查的泉州最早的一家华侨民信局（侨批局），周文认为：“提出了批局成立于清末说是较为合理的，本人非常赞同这一观点，而在此之前则是水客带银信为主。”周文将批馆、信局同商行兼营侨批和水客、客头递送银信区别开来是有见地的。同前面夏雷所说侨批局始于明代永乐年间相距了四百多年。侨批信局建立于明永乐说以往在集邮报刊和研究论文中经常可以见到，在此不多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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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92年4月《集邮》刊出王景文《新发现的古旧信札》（1859——1892）文及图照。信札发现在山东黄县，是胶东半岛上物产丰富商业繁荣之地，年代在清咸丰之后商民通信之实物，信封上虽未见盖“××信局”戳记，但书有“酒资不计”、“脚力已付”、“送信钱X百文”、“信力三百文”、“外有小包一个”、“酒力在此付清”等字样，非私人捎带的手递封，已经带有非常明显的民营信局性质。从此可以看出胶东半岛上的民信局机构产生比较甬沪一带要晚，但在鸦片战争之后咸丰年间山东沿海一带已经产生民局性质的通信机构，这批古封是一个重要见证。类似的信扎在各地都有发现，如笔者手中有一封从浙江兰溪带货物至渔梁后再送信至临溪，背书“兰至梁川捐付讫，梁至临照例”上盖“浙江大新成记书柬”章，无信局戳记。另一封江西乐邑安记栈书柬上书“复函外衣包一个”“石至饶酒资照例给”也无信局章。通称其为手递封是不恰当的，这是民信局产生之前的一种过渡形式，只不过尚没有信局的名称。民信局发展并不平衡是逐步推开的，各地产生时间也不一致，其全盛期当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
根据上述史料和实物记载，民信局创始年代最早不会超过清道光年间而在鸦片战争（1840年）前后。挂牌的民营邮局其称呼“××信局”及其印鉴最早产生在东南沿海，商业活跃，交通便利的宁波和上海，而以上海为其中心，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地。显然将古代商民传递的银信一概称谓“民信局”是不乎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民局的创始和兴起是在1840年之后，在承袭了上千年来商民经营的通信组织和业务的同时，吸纳了近代资本主义先进邮政操作技能，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信局的规章制度。尽管各地信局并不统一，制度混乱，但是较之古代的民邮已经大大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一步竟如此之艰难。张包之俊先生于民国三十二年八月在《国粹邮刊》第22期《中国民信局漫谈》一文中对信局的产生提到“一为海运既开，外洋传信之法入於中国，海船上有专司投递收受信件之人，办法均有纪律，易於效仿”，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的邮政业务为民信局所仿效。
三、明永乐说的史料。
前已提到笔者曾查阅了历代县市通志未见有民信局之记载，最后在鄞县（宁波）民国通志中找到了出典（按：宁波市很长时期属鄞县系鄞之县城），通志政教志邮政1252页至1261页中信局占8页，摘录几段供参考：“本县书报传递在昔衙署则以驿站民间则以信局宁波信局势力之厚几遍国内” “吾甬素以商业著称群人足迹遍及全国且及於海外故交通事业亦随商业而发展当邮电未设施时甬人首创立信局”“民信局创始於何时虽无从稽考然自历史推究约在明代永乐以后而以宁波为其中枢，其营业则在清代道光咸丰同治以迄光绪初年为最盛”。论据则“无从稽考”“其营业则在清道光……”，此说比较客观，后来的人著文时把“无从稽考”四字去除了，有的甚至添枝加叶。为此县市地方志办经过多年的努力调查研究，尤如大海捞针一无结果。看来民信局始於明代永乐年间难以成立，当应是清道光说较为符合客观之历史现实。
澄清了信局产生的年代对于纂修交通史志和驿志都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如果硬套在明永乐说，而实物和史料最早却是1867年之后的，真空了四、五百年，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很不科学。改正为1840年——1935年近百年的民局史就一目了然了，之前则为古代民邮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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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民信局的创始代年
        郑挥                 


拙作《民信局创始年代考》在《宁波日报》发表以后，承蒙各方关注，反响强烈，作为学术研讨百家争鸣各抒已见是正常现象。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论自然科学或则社会科学都是如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探讨切忌依仗“头衔”或“某名人”曾经议论过或抄传过作为真理的标准，其结果势必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讨和辩论必需通过广泛搜集和查阅有关史志、文史档案资料，以及切实可靠的存世实物为依据，进行客观的深入细致的实事求是的考证，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引用空洞无物的“名人说”是拿不出充分理由的。
    民信局起始于明永乐说据称最初见于民国十年洋人邮务长H·Kirkhope 所执笔的《邮政事务总论》开首篇《置邮溯源》英文版，内书“民局，为民间使用的邮政——以区别于为政府及官吏使用的，其产生似乎不早于明朝永乐大帝年间（1403——1424），”也有译成“唯民间所用之邮递方法与官立之驿站迥然不相同，民间驿道之法有明·永乐以前似未赏有也。”内还提到“因幕宾大都籍隶浙江绍兴之口岸，民局即滥觞于此。以后全国私立信局咸以此处为中枢。”此处“似”、“似乎”并无肯定的语气。从此以后就抄传开来，有的甚至添油加醋说什么“明永乐年间产生了中国古代通信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诞生了真正的专业性民间私人信件传递机构——民信局”，“我国第一家民信局在宁波开办”。明永乐说变成了肯定的语气，结果难煞了修志人，因查无实据，无以为证。所以对任何事物及历史问题的探讨都不能认为说的人多了就是真理，真理的来源只能是实践，同时中国的历史还是要有中国人来写，千万不要当洋人的传声筒。
    对民信局和侨批信局创始年代的研讨必需同古代民邮加以区别，其性质是不相同的。民营信局（邮局）建立于道咸之后不等于否定我国古代民邮的存在。前文曾经提到我国古代民间通信非常困难，有钱人或者当官的可以利用专差、兵弁、驿站传递书信。一般平民百姓只能依靠私人或商行、商船顺便捎带家信。“家书抵万金”，形容古时通信之艰难。有了民营邮局，就迥然不同了，商民官员都可以随时随地上信局寄信汇银带包裹，信局为方便广大民众还上门服务，广泛收受商民信件和银货。其组织机构逐步健全并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固定的局址、字号、戳记和收费标准，如有遗失照价赔偿，在民间享有声誉。民信局交通邮路水陆皆备，总局之外设有各地分局代办，有的多达数十处，资金雄厚，此类挂牌的民营信局至今未见有早于道咸之前的。因此，学术争议论点必需清楚，避免指一说二，说三道四不讲逻辑。我国古代民邮同近代民营信局应有明确的分界线，不能捆在一起混淆不清捣浆糊。
    近来又见到一些有关民信局创始之历史资料，广州《集邮家》报第187期周林先生文内提到“确实可靠的则是在广东省邮局里找到的旧档案，记录着汕头德利信局于1856年设立（而另一文件资料则是1858年设立）”即清咸丰六年，比宁波邮电局所保存的信局登记档案正大、全盛、气顺信局开设于咸丰元年晚若干年。在《集邮博览》94年第2期及第9期，95年第2期上刊出陈世祝、刘国良先生的文章，内考证了西南地区“麻乡约”、“麻乡约运输行”的历史，据考：“麻乡约”陈姓四川綦江人氏，生于清嘉庆年间，卒于1902年，面有麻子，抬轿为业，相传祖辈当过“乡约”故取绰号为“麻乡约”，久之忘其名。“麻乡约运输行”建于咸丰二年云南昆明，同治五年（1866）迁总行到重庆。何时开始兼营或建立“麻乡约信局”其字号、印章、封单实物等，未见详情介绍。史料证明西南地区最早的民间通信机构“麻乡约”始建于清末而并不是过往所说的始于明永乐年间。在民国鄞县（宁波）通志1255页信局沿革中提到“其营业则在清代道光咸丰同治以迄光绪初年为最盛”，1260页内有信客业之记载“信客业不知起于何时然在五口通商以后似无疑也”，可以说明民信局肇始应在鸦片战争（1840年）前后。
    八十年来各家在论述中对民信局创始年代亦有不少学者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不人云亦云，我想他们是经过深思熟虑思的。邮王周今觉于民国十五年九月（1926年）《邮乘》第二卷第四期内专著《华邮图鉴徵引书目提要》（二）文中涉及“帕氏此书开始即有误点数处（一）略。（二）谓民局信资一律每磅一角殊不知民局信资以远近计值且不论磅重也。（三）谓民局有数百年之历史，而不知其在道咸以后始办立通行也”。另台湾史学家晏星先生在其所编著的《中华邮政发展史》一书第241页中论及“这位洋员对我国民信局起源，自始并无肯定的考证依据。只能说‘民间邮递之法有明永乐以前似未赏有也。’一开头就用了很不确定的语气。不过他接下去的‘推论’却是若有介事牵扯到‘绍兴师爷’以及宁波的地缘关系等等，由于原始的‘假设’并无必然性，所以他的一切推论也就没有基础。”说得非常明智，不止于跟着误导。
对我国古代民邮史和近代民信局史的研究必需同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相联系，邮政是社会历史科学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现实自立体统。民信局、侨批信局始于鸦片战争（1840年）前后，自然同中国近代史相衔接，决非巧合。而是在古老的中华民族从沉睡走向觉醒，从停滞不前走向新的转变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它是在上千年古代民邮的基础上，加上资本主义国家新兴的邮政业务输入的影响之下，建立起中国式的民营邮局，这就是中国古代民邮同近代民信局之分界。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存世实物证明了这一点，而明永乐说近乎玄虚，推论无基础，是不科学的。民营信局自1840年前后创始至1934年被取缔至，有它的辉煌时期，特别是清同治光绪几十年间民局为商号、洋行、钱庄、官员以及广大民众服务，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它们在历史上的业绩，功不可没。

工夫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