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肱--11世纪至12世纪间的伤寒大家

黄定光

朱肱（约11世纪至12世纪间），字翼中，号无求子，晚号大隐翁，因曾官奉议郎，人称朱奉议。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祐三年（1088）进士，但无意为官，退而酿酒著书，其间对《伤寒论》深有研究，值朝廷重视医学，遍求精于医术之人，朱肱遂被征为医学博士，后因书苏东坡诗获罪，被贬于达州（今四川达县），次年还为朝奉郎提点洞霄宫。

朱肱研究伤寒最重经络，认为不识经络，则犹触途冥行，不知邪气所在。在用经络循行部位和生理特点解释伤寒传变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脉证合参以辨别病证的表里阴阳。他对外感热病分类命名，施以不同方药，在鉴别诊断和治疗方面具有独到见解。

朱肱先于大观二年（1108）著成《伤寒百问》一书，流传过程中渐有残缺。至大观五年（1112），张蒇据朱肱亲传缮本予以修订增补，终成20卷，改称《南阳活人书》。除此之外，还辑有《内外二景图》。

黄定光

宋·朱肱： 《北山酒经》


【原文】

酒之作尚矣。仪狄作酒醪，杜康秫酒，岂以善酿得名，盖抑始于此耶！

酒味甘辛，大热有毒，虽可忘忧，然能作疾，所谓腐肠、烂胃、溃髓、蒸筋。而刘训《养生论》：酒所以醉人者，曲蘖气之故尔。曲蘖气消，皆化为水。昔先王诰庶士无彝酒，又曰祀兹酒言天之命，民作酒惟祀而已。六彝有舟，所以戒其覆；六尊有罍，所以戒其淫。陶侃剧饮，亦自制其限。后世以酒为浆，不醉反耻。岂知百药之长，黄帝所以治疾耶。大率晋人嗜酒，孔群作书族人，今年秫得七百觯，不了曲蘖事；王忱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至于刘、殷、嵇、阮之徒，尤不可一日无此，要之酣放自肆，托于曲蘖以逃世网，未必真得酒中趣尔。古之所谓得全于酒者，正不如此。是知狂药自有妙理，岂特浇其胸中之磊块者耶！五斗先生弃官而归，耕于东皋之野，浪身醉乡，没身不返，以谓结绳之政已薄矣。虽黄帝华胥之游，殆谓有之过之。由此观之，酒之境界岂铺啜者所能与知哉！儒学之士如韩愈者，犹不足以知此，反悲醉乡之徒为不遇。大哉，酒之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射乡之饮，鹿鸣之歌，宾主拜，左右秩秩，上至缙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渔夫樵妇，无一可以缺此。投闲自放、攘襟露腹，便然酣睡于江湖之上；扶头解酲，忽然而醒，虽道术之士炼阳消阴，饥肠如筋，而熟〓之液亦不能去，惟胡人禅律以此为戒。嗜者至于濡首败兴，失理伤生，往往屏爵弃卮，焚罍折榼，终身不复知其味者。酒复何过耶？平居无事，污樽斗酒，发狂荡之思，助江山之兴，亦未足以知曲蘖之力、稻米之功。至于流离放逐，秋声暮雨，朝登糟丘，暮游曲封，御魑魅于烟岚，转炎荒为净土，酒之功力其近于道耶。与酒游者，死生惊惧交于前，而不知其视，穷泰违顺，特戏事尔！彼饥饿其身，焦劳其思，牛衣发儿女之悲，泽畔有可怜之色，又乌足以议此哉！鸱夷大人，以酒为名，含垢受侮，与世浮沉。而彼骚人，高自标持，分别黑白，且不足于全身远害，犹以为惟我独醒。善乎，酒之移人也！

【译文】

酒的发明很久远了。夏禹时的仪狄造酒醪，少康始作怵酒，他们都因善酿酒闻名于世，酒大概就是其时开始酿造的。

酒味甘辛、大热、有毒。虽然它可以使人忘忧，但也能致病，像人常说的腐肠、烂胃、溃髓、蒸筋。刘训的《养生论》说，酒能醉人的原因，在于它的曲孽之气，曲蘖之气消，就变成水。从前周文王发布诰令，不许臣民经常饮酒。又命令说，只有祭祀才能用酒。上天降下福运，开创我们大众生活，我们只有祀天时才用酒。古时青铜礼器中有作舟形的，就是惊告人们防止因饮酒而覆舟；六种酒器中有罍，就是用来告诫人们饮酒不要过度。晋代陶侃喜欢酣饮，但也自我限量。后世人把酒当水汤，不喝醉反而感到羞耻。他们哪里知道酒为百药之首，黄帝是用它来治病的。大体说，晋代人喜欢纵酒。孔群写信给族人："今年收获秫米七百斛，还不够酿酒用。"王忱自说三天不喝酒，便身体和精神两相分离。至于刘伶、殷浩、稽康、阮籍等人，尤其不可以一日不饮酒。要而言之，他们放纵饮酒，是借醉酒逃避时世法网，未必真正得到了饮酒的趣味。古时所谓识得酒的全部兴味的，就不是这样。可知酒这"狂药"本身的妙理，并不在于它能浇人胸中块磊。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去，亲自耕作于东皋之野，浪游醉乡，身死不归。认为尧舜的结绳之治已经浇薄，就是黄帝梦游华胥园，也比不上他彻底。由此可知，酒的境界不是那些只知喝酒的酒徒所能认识的。至于儒学之士韩愈之类，更不识酒的真趣，反而悲叹醉乡之民为不得志的表现。伟大呵，酒之对于人世。礼天地，祀鬼神，乡饮射饮，宴请嘉宾，宾主互敬，大臣群会，都要以酒行礼。上至高官贵人，下及普通百姓，诗人墨客，渔夫樵妇，没有一人可以缺少酒。追求闲情，放松自我，撩起衣襟，坦露肚皮，酣睡在江湖之上，扶头痛饮，忽然清醒。就是学道之人，不食五谷，饿得肠子细得像个筷子，但都离不开用谷酿成的液体--酒。只有外国传入的佛教徒方制律戒酒，只怕人饮酒过度丧失本性，失去理智，伤害身体，所以往往摒弃酒器，毁坏酒具，终生不知酒的滋味。但酒本身有什么过失呢？平日生活没有事故，酒可以增加游览河山的兴味，但这并不能完全显示酒的功力。等到生活有了变故，比如被逐流放，在苍凉的秋声暮雨里，这时，早晚都有酒酣饮，便有心力抵御瘴疬之地的鬼怪，把荒蛮之地转化成圣洁的净土，这时酒的功力，岂不是接近于道了吗？与酒为友的人，死生惊惧出现在眼前而不知，他看待穷困、发达、逆时、顺达只是一场戏罢了。那种为发达忍饥挨饿、劳神焦虑，对着牛衣发出儿女之悲，行吟泽畔露出可怜神色的人，又怎能和他们谈论酒的趣味呢？范蠡以酒为命，含垢受辱，与世沉浮。而那些骚人高士，明辨黑白，但不会保全自身、远避祸害，还算什么唯我独醒呢。


【原文】

惨舒阴阳，平治险阻。刚愎者，薰然而慈仁；懦弱者，感慨而激烈。陵轹王公，给玩妻妾，稽滑不穷，斟酌自如，识量之高，风味之微，足以还浇薄而发猥琐，岂特此哉？"夙夜在公"（有〓）"岂乐饮酒"（鱼藻），"酌以大斗"（行苇），"不醉无功"（湛露）。君臣相遇播于声诗，亦未足以语太平之盛。至于黎民休息，日用饮食，祝史无求，神具醉止，斯可谓至德之世矣！然则伯伦之颂德，乐天之论功，盖未必有以形容之夫！其道深远，非冥搜不足以发其义；其术精微，非三昧不足以善其事。昔唐逸人追述焦革酒法，立祠配享；又采自古以来善酒者以为谱，虽其书脱略卑陋，闻者垂涎；酣适之士，口诵而心醉，非酒之董狐，其孰能为之哉？

【译文】

酒可以改变人的情性心境，就像阳天使人心舒、阴天使人凄惨那样，酒也能帮人蔑视、踏平险阻。刚愎强悍的人饮了酒会变得温和仁慈，懦弱的人饮了酒会变得慷慨激昂。喝足了酒，敢于欺压王公，更会逗玩妻妾，滑稽不穷，斟酌自如。这种高超的见识、微妙的风味，足以使人摆脱俗见、毛掉卑微猥琐。岂止如此，还能如《诗经》所说："夙夜在公"，"恺乐饮酒"，"酌以大斗"，"不醉无归"，君臣际会的融洽欢乐，都因饮酒而传播在音乐、诗赋里，但这些还不足以表现太平盛世。至于到百姓黎民人人休养生息，日用饮食常不匮乏，史官们无事可记，人人都醉酒到神态悠然，这才算是至德之世。酒有这么大的功力，那么刘伶颂酒之德，白居易歌酒之功，也未必能形容得完全。酒的道理太深远了，不深入追求是发掘不出它的意义的；酒的技术太精微了，若不懂酒的三昧真谛，就不能把酒酿好。从前唐代隐逸王绩追记焦革的酿酒法，并立祠配享，又摘录自古以来善酿酒的人的经验为酒谱，虽然其书脱略简陋，但听到的人都垂涎欲得。饮酒酣乐的酒徒们，口里念着酒经，心里就悠然而醉。但如不是酒中的良史，又有谁能写得出来呢？

黄定光

【原文】

昔人有齐中酒、厅事酒、猥酒，虽均以曲蘖为之，而有圣有贤，清浊不同。《周礼·天官·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齐之名、三酒之物。岁中以酒式诛赏。《月令》乃命大酋（音缩。大酋，酒之官长也），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六者尽善，更得醯浆，则酒人之事过半矣！《周礼·天官·浆人》：'掌供王之六饮：水、浆、醴、凉、医、酏入于酒府'，而浆最为先。古语有云：空桑秽饭，酝以稷麦，以成醇醪，酒之始也。《说文》："酒白谓之馊，馊者坏饭也。馊者老也，饭老即坏，饭不坏则酒不甜。又曰乌梅女〓，甜醹九酘，澄清百品，酒之终也。曲之于黍，犹铅之于汞，阴阳相制，变化自然。《春秋纬》曰："麦阴也，黍阳也。先渍曲而投黍，是阳得阴而沸。"后世曲有用药者，所以治疾也。曲用豆亦佳。神农氏赤小豆饮汁愈酒病。酒有热，得豆为良，但硬薄少蕴藉耳。古者，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而酒以醇厚为上。饮家需察黍性陈新、天气冷暖。春夏黍性新软，则先汤而后米，酒人谓之倒汤。秋冬时黍性陈硬，则先米而后汤，酒人谓之正汤。酝酿须酴米偷酸（《说文》：酴，音途，谓酒母也）。酘醹偷甜，浙人不善偷酸，所以酒熟入灰；北人不善偷甜，所以饮多令人膈上懊〓。桓公所谓'青州从事'、'平原督邮'者，此也。酒甘易酿，味辛难酝。《释名》：酒者酉也。酉者阴中也。酉用事而为收，收者，甘也。卯用事而为散，散者，辛也。酒之名以甘辛为义。金木间隔，以土为媒，自酸之甘，自甘之辛，而酒成焉（酴米所以要酸，酘醹所以要甜）。所谓以土之甘合水作酸，以木之酸合土作辛，然后知酘者所以作辛也。《说文》：酘者，再酿也。张华有九酝酒。《齐民要术》：桑落酒有六七酘者。酒以酘多为善，要在曲力相反；〓酒所以有韵者，亦以其再酘故也。过度亦多术，尤忌见日。若太阳出，即酒多不中。后魏贾思勰亦以夜半蒸炊，昧旦下酿，所谓以阴制阳，其义如此。著水无多少，拦和黍麦以匀为度。张籍诗：'酿酒爱干和'。即今人不入定酒也。晋人谓之干榨酒，大抵用水随其汤（去声），黍之大小斟酌之，若酘多，水宽亦不妨。要之米力胜于曲，曲力胜于水即善矣。北人不用酵，只用刷案水，谓之"信水"。然信水非酵也。酒人以此体候冷暖尔！凡酝不用酵，即酒难发；醅来迟则脚不正。只用正发，酒醅最良。不然则掉取醅面，绞令稍干，和以曲蘖，挂于衡茅，谓之干酵。用酵四时不同，寒即多用，温即减之。酒人冬月用酵紧，用曲少；夏月用曲多，用酵缓。天气极热，置瓮于深屋；冬月温室多用毡毯围绕之。《语林》云：'抱瓮冬醪"，言冬月酿酒，令人抱瓮速成而味好。大体冬月盖覆，即阳气在内而酒不冻；夏月闭藏，即阴气在内而酒不动。非深得卯酉出入之义，孰能知此哉？

于戏，酒之梗概曲尽于此。若夫心手之用不传文字，固有父子一法，而气味不同；一手自酿，而色泽殊绝。此虽酒人亦不能自知也。

【译文】

过去有齐中酒、厅事酒、猥酒之分，虽然都是用曲孽酿成的，但有圣品、贤品、清浊不同。《周礼·天官·酒正》规定，掌酒的官员应依据"式法"授酒材，分辨"五齐"之名，"三酒"之物。每年还要依据"式法"惩差奖优。《礼记·月令》说：是月命令大酋开始酿酒。要求："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六者全部达标，再得到醯浆，负责造酒的人事情就大半完成了。《周礼·天官·浆人》说："浆人，掌管王室的六种饮料：水、浆、醴、凉、医、酏，人于酒府。"其中以浆最重要。

古人有语："空桑树里倒有剩饭，稷米麦饭混合到一起发了酵，就成了酒，这就是酒的开始。"《说文解字》说："酒白叫馊。"馊就是坏了的饭。馊，即是老，饭老了就坏了。饭若不坏，酒就不甜。又说：乌梅麦曲，混合上甜醹酿制九次，再多次澄制，酒就造成了。酒曲和黍米的关系，好比铅和汞：阴阳克制，自然变化。《春秋纬》说："麦，属阴性，黍，属阳性。先浸曲再投入黍米，阳得到阴就沸热了。"后世有用药物作曲的，这是为了治病。酒曲用豆子制也不错。神农赤小豆饮汁可治百病。酒性热，加入豆子就好一些，但酒味即也变得硬薄，没有回味。古时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可见酒味以醇厚为上。制酒的人家须要观察黍米是新米还是陈米。还是看天气的冷暖。春夏之际，黍米新软，要先放曲汁而后投米，造酒的人称之为倒汤。秋冬之季，黍米陈硬，就要先放米而加曲汁，造酒的人称之为正汤。酝酿须用酴米取酸（《说文》：酴，酒母也。酴音途。）投醹取甜。南方人不善取酸，所以酒熟后加灰，北方人不善取甜，所以造的酒喝多了使上腹膈闷胀。桓温说的青州从事、平原督邮，就是指这酒。酒的甜味容易酿出，酒的辛味难以酿得。《释名》说："酒者，酉也。"酉，为阴。酉能使物性收敛。收敛就甜。卯能使物性散发，散发就辛。酒的起名就是取甘辛的意思。金木相间隔，士居中为媒介。从酸到甘，从甘到辛，酒就酿成了。（这就是酴米取酸、投醹取甜的原理）。用土的甘加水作酸，用木的酸加土作辛，由此可知酝酿就是为了作辛。《说文解字》说："酘，再酿也。"张华有种"九酝酒"。《齐民要求》说："桑落酒有六七酘者。"酿酒，酘的次数多酒就好，主要因为多〓酒曲的功力发扬得充分。有种酘酒，喝起来有味，就因它是重酿酒。但酘得过度也有缺点，尤其不能见阳光。若被太阳晒了，酒多半就酿不成。后魏贾思勰也主张半夜蒸炊，早晨天将明时下酵。这就是取以阴制阳的意思。酿酒时加水多少没有定制，只要掺和黍麦均匀就行。张藉有诗："酿酒爱干和"，就是现在人们说的"不入定酒"，晋代人称为"干榨酒"。一般说酿酒用水，要根据汤黍的多少斟酌而定。酘得多，加水宽些不妨。总之，要米力大过曲力，曲力大过水，就会酿出好酒。

北方人酿酒有时不用酵，只用刷案水，叫它"信水"。但"信水"并不等于酵，酿酒的人只不过用它来探测温度冷暖。酿酒不用酵就发不起来，酵发得迟了酿酒的根基就不正。只用正发，酒醅最好。不然，取出醅面，绞去水份，和上曲蘖，挂到茅屋沿下，叫做"干酵"。酿酒用酵量四季不同。寒冷时用量多，温暖时量减少。酿酒到冬天时用酵急，用曲少，夏季用曲多，用酵慢。天气最热时，要把酒瓮放置到深屋凉处。冬季，放在温室并用毡毯围上。《语林》说："抱瓮冬醪"，就是说冬季酿酒，用人抱住瓮，酒酿得快而且酒味好。大致说冬季覆盖瓮，阳气在瓮里不泄出，酒就不受冻。夏季闭藏在深屋内，阴气在瓮里不泄出，酒不变味。不是深深领会到卯酉相生的意义，谁能知道这么些道理呢？

哎哎，酒的大概状况，我全部写在这里了。至于酿酒时心手相应的技巧，无法用文字表达。就是父子相传酿出的酒也难同味，一人自酿也往往酒色不同。这些，就是酿酒的行家，也不能完全了解清楚。

黄定光

朱进士细论小柴胡:


宋代伤寒大家朱肱在南阳行医时，太守盛次仲患病召他诊治，寻按脉证以后，他说这是“小柴胡汤证”，进服三剂可愈。因小柴胡汤在宋代已经是士人悉知的名方，他没有写具处方。但当天深夜，病家来人说，服药后病未见轻，倒增加了腹满的症状。他再次前往视诊，察验前次所服用的药，取来一看乃是“小柴胡散”。他当即指出：汤剂和散剂效用是不同的，汤剂能通过经络快速取效，现在用散，则药滞于膈上，故有胃满之症状。他便亲自操作煎药，二剂之后病人痊愈。

这则故事出典于宋代方勺所著《泊宅编》，又见于明代李梴编纂的《医学入门》。略有不同的是：《泊宅编》说“至晚乃觉满”，《医学入门》则说：“连进三服胸满”，但主要问题的关键是小柴胡散与小柴胡汤的不同。病家当时自作主张，改煎剂为散，但朱肱当时没交待清楚，也有责任。

还应该做交待的是，煎剂除取其“速效”之外，还有通过煎煮而去柴胡之刚燥的用意。后世陈修园深得其要，在所著《长沙方歌括》中强调小柴胡之用：“柴胡八两少阳凭，枣十二枚夏半斤，三两黄芩参姜草，去渣再煎有奇能。”一定要“去渣再煎”。

小柴胡汤是和解少阳、益气扶正的名方。用于伤寒邪在少阳，汗吐下三法俱不能用之时，故又称“三禁汤”。此方临证应用很广，可用于治疗各种情况下的寒热往来及原因不明的周期性发热，还可以通过加减收推陈致新之效以治疗胃肠结气、饮食积聚及由寒热邪气所致的胁痛、心下痞等病。近世有人用以治肝炎眩晕、糖尿病腹胀等。

用小柴胡汤，除“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之外，“休作有时”四字也是辨证的眼目，不仅往来寒热的休作有时可用小柴胡，其他情况如瘾疹、头痛、关节痛、痛风乃至腹痛等病证，只要有“休作有时”的情况，都可用小柴胡汤治之。例如，在小柴胡汤基础上加减而成的“过敏煎”治疗荨麻疹很有效，只不过是以银柴胡易柴胡，加上活血的紫草等即是。

小柴胡汤适应证很广，古代有一副有名的对联写道：“避暑最宜深竹院，伤寒当用小柴胡”，日本医家吉益东洞氏因善用此方而有“东洞柴胡”之绰号。但越是应用范围广的方剂，就越不可滥用，蒲辅周先生有“和而勿泛”之训，颇为中的。

朱肱用小柴胡汤为医林留下思接千载的佳话，而朱肱其人其学，也以其颖异不凡而盛负重名。探讨《伤寒论》六经也好，研究命门学说也罢，都绕不过朱肱。

朱肱字翼中，号大隐翁，人称大隐先生，又号无求子，浙江吴兴人。宋哲宗元祜三年(1088年)进士，官授奉议郎医学博士。在历代儒医中，科举成功进士及第者不过凡几。朱肱是宋代以前研究《伤寒论》诸家中第一个成为一家之言的大家，在他以前如王叔和、孙思邈、林亿等人，或撰次或校证或注释，惟有朱肱，既阐发己意，又补仲景之未备。他从元佑己巳年(1089年)开始，以20年的功夫完成《伤寒百问》三卷。之后在杭州西湖与武夷人张蒇相识，将其书改名为《南阳活人书》，厘为二十卷。除具实用性外，在理论上，以六条经络阐述仲景伤寒六经之本，这也是伤寒学中探索六经本质的首举。朱肱对《内外二景图》的注文《内境论》，堪为明代命门学说的先声，他指出“肾虽有二，其一曰命门，与脐相对”，明代孙一奎就是在朱肱两肾之一为命门的基础上，创立了动气命门理论的。

朱肱的著作在宋代即扬厉于世，达到“至知有活人书，而不知有长沙之书也”，清代医学家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中评曰：“宋人之书，能发明《伤寒论》，使人有所执持而易晓，大有功于仲景者，《活人书》为第一。”其友人张蒇将华佗赞扬仲景“活人”之语，用以名朱肱之书，正是名至实归。 (孟庆云 中国中医科学院)

黄定光

研究《伤寒》第一人:

湖州，昔为楚地，以其水源丰富，盛产菰苘，而曾名菰城县，春秋战国时，为春申君之封地。至宋太宗七年，析乌程东南15乡，置“归安县”。这里水陆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人文荟萃，历来被誉为“丝绸之府，文物之邦”，名人辈出。中医学的发展历程中，宋朝时，，由于医学被士大夫们视为“小道”，虽仲景《伤寒论》奠定辨证论治基础后，但一直乏人进行系统研究，朱肱可以说是第一人。

朱肱，字翼中，又名亦中，人称“朱奉议”，自号无求子，晚年更号大隐翁，北宋末年归安（今湖州）人。周密《齐东野语》载曰：“肱，祖父名承逸，为湖州孔目官。父名临，字正夫，皇佑元年进士，官至殿中丞。兄名服，字行中，官至集贤殿修撰。弟名彤，以学问道德著称乡闾”，朱肱则于元佑三年中进士。朱氏堪称儒学世家，里中称之为“一门三进士”，即临、服、肱三人也。

肱，中第后曾任雄州（今河北保定）防御推官、邓州（今河南南阳）录事参军、奉议郎直秘阁等职。曾因上谏言“灾异”，并陈诉当政时弊，触犯曾布而罢官，乃隐居杭州大隐坊，究心医学。自《内》《难》之后，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始订定辨证论治的规范，但乏人进行系统研究，肱则潜心研读《伤寒》，提问析疑，“考古验今，首尾二十一年”，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著成《无求子伤寒百问》，刊行首部专著问世。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复经修补，增为二十卷，并更名为《南阳活人书》。当时朝廷大兴医学，“求深于道术者，为之官师，起肱为医学博士”，乃于政和四年负责朝廷医药政令。

政和五年，肱又因“坐书苏轼诗”，贬达州（今四川达县）。次年，复职朝奉郎洞霄宫。史载其由达州返京途中，经洪州闻宋道方之医名，乃携《活人书》求教，经“指驳数十条，皆有考据，肱惘然自失”，返京后重作修改。故《活人书》重刊时，“附记”即有“乙未秋，以罪去国。明年，就领宫祠以归”之记录。其医学著称，还有于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取嘉佑中丁德用“左右手足井荣合原”及石藏用画“任督二脉、十二经注”、杨介画“心、肺、胆、脾、胃之系属，大小肠、膀胱之营垒”，校其错误，补以针法，著《内外二景图》三卷。

朱肱，不但医理精通，并且临床经验亦非常丰富。《泊宅编》曾载其在邓州长时“太守盛次仲疾作，召肱视之，曰：小柴胡证也，请进三服。至晚，乃觉满；又视之，问所服药安在？取而视之，乃‘小柴胡散’也。肱曰：古人制剂，谓锉如麻豆大，煮清汁饮之，名之曰汤，所以入经络，攻病取快。今乃为散，滞在膈上，所以胃满而病自如也。因依法旋制，自煮，以进二服，是夕遂安”。

《北海酒经•李保序》有云：“大隐先生朱翼中，壮年勇退，著书酿酒，侨居西湖上而老”，说明本书系朱肱隐居杭州时所撰。

黄定光

朱肱
朱肱（约１１～１２世纪间），字翼中，号无求子，晚年归寓杭州大隐坊，自号大隐翁，浙江吴兴人，宋代伤寒学家。

朱肱于宋元三年（１０８８年）中进士，徽宗朝授奉议郎，人称朱奉议。后忤旨罢官，侨居杭州大隐坊，自号大隐翁。著有《北山酒经》与《类证活人书》等。其《类证活人书》编写易稿，约经２０余年始成。后征召为医药博士，又因直言时事，违犯党禁，被贬谪达州（四川达县）茶场。政和六年（１１１６年），以朝奉郎提点洞霄宫召还，不久终于任上。

朱氏精研《伤寒论》达数十年，为当时著名的伤寒学家，他把自己的主要著作，称为《南阳活人书》，亦称《类证活人书》２０卷（１１０８年）。该书分析综合仲景之辨证论治，设为问答，以经证经，使仲景散乱之书而能提纲挈领，有条有理，读者易于领略。朱氏另撰有《内外二景图》３卷、《北山酒经》３卷。

朱肱治伤寒从经络立论，着重六经方证的定位与定性问题的阐发，强调鉴别诊断的重要性，对伤寒脉法颇有研究，他并憾于“仲景证多而药少”，采取后世诸方补而备之，其对《伤寒论》的整理和阐释有重要的贡献。朱肱认为《伤寒论》所说的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之为病，是足三阴、三阳经络为病，并因此六条经络的循行及生理特点来解释伤寒三阴三阳病证的发生、传变及转归机理，首创伤寒传足不传手说。朱氏以经络论三阴三阳，其实质是力图阐明伤寒病证的定位问题。朱氏在比较正确认识六经病机的基础上，根据《素问·热论》六经病证，结合《伤寒论》条文所载，提出辨识六经为病的证候指征，并设问答六题，补充了六经的脉候。这些论述对后世立六经“提纲证”有很大的启发。

朱氏在分经辨证以定病位的同时，又十分重视病证的定性问题。他强调表里虚实阴阳是伤寒辨证的大纲，尤以阴阳两纲最为重要，指出“治伤寒须识阴阳二证”，“治伤寒须辨表里，表里不分，汗下差误”。在具体辨别病性时，朱肱主张必须脉证合参，他说：“大抵问而知之以观其外，切而知之以察其内，证之与脉不可偏废。”并明确指出了各种脉证一般的阴阳表里性质，他还将常见的主要脉象，按阴阳表里进行分类。他还具体地将伤寒与伤风、热病、中暑、温病、温疟、风温、温疫、中湿、湿温、痓病、温毒等病名区分开来，认为“名定而实辨”，这样才可“因名识病，因病识证”，而治无差误。他对发热、头痛、喘、呕……等证候进行了归纳分析，说明它们各自有不同的病机和治法。

朱氏研究《伤寒论》的又一个创见，是他别开生面的以方类证，详述方药的加减之法。他主张遣方用药应方证相合，将药合病，灵活加减，不可执方疗病，并主要着眼病机增损方药。朱肱认为仲景药方缺者甚多，因此选录方剂１００余首，补而备之，大大丰富了伤寒方药的内容，他认识到妇人与小儿的体质特点，提出妇人伤寒与小儿伤寒遣方用药的注意点，以及对阴毒伤寒的很多阐发，均是仲景所未备。朱肱治伤寒有较高造诣，融会贯通《伤寒论》的精义，深入浅出地阐明其理法方药，使之明白易晓，推广使用，并知其所长，补其不足，为发展仲景学说作出了一定贡献。

黄定光

第四节　唐宋期间的酿酒技术

一　文献资料简述
　　唐代和宋代是我国黄酒酿造技术最辉煌的发展时期。酿酒行业在经过了数千年的实践之后，传统的酿造经验得到了升华，形成了传统的酿造理论，传统的黄酒酿酒工艺流程，技术措施及主要的工艺设备至迟在宋代基本定型，
　　唐代留传下来完整的酿酒技术文献资料较少，但散见于其它史籍中的零星资料则极为丰富。宋代的酿酒技术文献资料则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
　　在我国古代酿酒历史上，学术水平最高，最能完整体现我国黄酒酿造科技精华，在酿酒实践中最有指导价值的酿酒专著是北宋末期成书的<<北山酒经>>。
　　<<北山酒经>>共分为三卷，上卷为"经"，其中总结了历代酿酒的重要理论，并且对全书的酿酒，制曲作了提纲契领的阐述。中卷论述制曲技术，并收录了十几种酒曲的配方及制法。下卷论述酿酒技术。<<北山酒经>>与<<齐民要术>>中关于制曲酿酒部分的内容相比，显然更进了一步，不仅罗列制曲酿酒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对其中的道理进行了分析。因而更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如果说<<北山酒经>>是阐述较大规模酿酒作坊的酿酒技术的典范，那么与朱肱同一时期的苏轼的<<酒经>>则是描述家庭酿酒的佳作。苏轼的<<酒经>>言简意骇，把他所学到的酿酒方法在数百字的<<酒经>>中完整地体现出来了。苏轼还有许多关于酿酒的诗词，如"蜜酒歌"，"真一酒"，"桂酒"。
　　北宋田锡所作的<<麴本草>>中，载有有大量的酒曲和药酒方面的资料，尤为可贵的是书中记载了当时暹罗(今泰国所在)的烧酒，为研究蒸馏烧酒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大概由于酒在宋代的特殊地位，社会上迫切需要一本关于酒的百科全书方面的书，北宋时期的窦苹写了一本<<酒谱>>，该书引用了大量与酒有关的历史资料，从酒的起源，酒之名，酒之事，酒之功，温克(指饮酒有节)，乱德(指酗酒无度)，诫失(诫酒)，神异(有酒有关的一些奇异古怪之事)，异域(外国的酒)，性味，饮器和酒令这十几个方面对酒及与酒有关的内容进行了多方位的描述。
　　大概成书于南宋的<<酒名记>>则全面记载了北宋时期全国各地一百多种较有名气的酒名，这些酒有的酿自皇亲国戚，有的酿自名臣，有的出自著名的酒店，酒库，也有的出自民间，尤为有趣的是这些酒名大多极为雅致。


二　<<北山酒经>>中的酿酒理论
　　<<北山酒经>>借用"五行"学说解释谷物转变成酒的过程。
　　"五行"指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中国古代思想家企图用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上述五种物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在<<北山酒经>>中，朱肱则用 "五行"学说阐述谷物转变成酒的过程。朱肱认为:"酒之名以甘辛为义，金木间隔，以土为媒，自酸之甘，自甘之辛，而酒成焉(酴米所以要酸也，投___所以要甜也)。所谓以土之甘，合水作酸，以水之酸，合土作辛，然后知投者，所以作辛也。"
　　"土"是谷物生长的所在地，"以土为媒"，可理解为以土为介质生产谷物，在此"土"又可代指谷物。"甘"代表有甜味的物质，以土之甘，即表示从谷物转变成糖。 "辛"代表有酒味的物质，"酸"表示酸浆，是酿酒过程中必加的物质之一。整理朱肱的观点，可发现当时人们关于酿酒的过程可用下面的示意图表示之:
　　　　　土→谷物→甘→辛
　　　　　　　↓　　↑　↑
　　　　　水———→酸—
　　在这一过程中可明显地看到酿酒可以分成二个阶段，即先是谷物变成糖(甘)，然后由糖转变成酒。(甘变成辛)。
　　现代酿酒理论阐明了谷物酿酒过程的机理和详细步骤。从大的方面来说也是分为二个阶段，其一是由淀粉转变成糖的阶段，由淀粉酶，糖化酶等完成; 其二是由糖发酵成酒精(乙醇)的阶段，由一系列的酶(也称为酒化酶)完成。
　　现代理论和古代理论二者是相通的，只不过前者是从分子水平和酶作用机理来阐述的，后者是从酒的口感推论出来的。


三　<<北山酒经>>中的酿酒技术
　　<<北山酒经>>中的黄酒酿造技术是较为完善的。一方面，它继承并完善了远古的古遗六法(即<<礼记>>中的"六必")，继承了北魏<<齐民要术>>中酿酒科技的精华，另一方面，在经过广大劳动人民数百年的实践之后，人民又创造提出了许多新的技术，<<北山酒经>>对这些做了全面的总结。<<北山酒经>>虽然记载了一些酿酒的配方，方法。但这部著作的可贵之外在于阐述传统酿酒理论。不仅说明如何做，更为重要的是阐明为什么要这样做。
　　根据<<北山酒经>>的记载，可将主要的酿酒过程整理如下:

　　　　　　　浸米，烫米，蒸煮
　　　　　　　　　　↓
　　　　合酵，酒曲→酴米(主发酵)←酸浆
　　　　　　　　　　↓
　　　　甜糜(酒曲)→投__(喂饭发酵)
　　　　　　　　　　↓
　　　　　　　　　　压榨→酒糟→再次发酵(冷泉酒)
　　　　　　　　　　↓
　　　　　　　　　　澄清
　　　　　　　　　　↓
　　　　　　　　　　煮酒(或火迫酒)
　　　　　　　　　　↓
　　　　　　　　　成品酒

　　<<北山酒经>>在阐明古代酿酒传统技术的同时，还反映了宋代酿酒的一些显著特点及技术进步：
　　1　酸浆的普遍使用
　　<<齐民要术>>中的四十例酿酒法，仅有三例提到了酸浆的使用。这说明那时酸浆的应用并不普遍。人们在认识上也没有把酸浆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北山酒经>> 中，把酸浆的应用看作是酿酒的头等大事。酸浆的制法也有多种形式。<< 北山酒经>>中总结了三种酸浆的制法。一种是用小麦煮粥而成的，效果最好；也有用水稀释醋制成的；最常用的是用浸米水煮沸后用葱椒煎熬后得到的。

　　2　"酴米"，"合酵"与微生物的扩大培养技术
　　"酴米"和"合酵"是<<北山酒经>>中的两个专门术语。用现代的话来说，“合酵”就是菌种的扩大培养，相当于现在的一级种子培养和二级种子培养；“酴米” 就是酒母。“酴米”是三级种子。从<<北山酒经>>中的记述看来，这样精细的菌种扩大培养技术，早在八百多年前，就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人们对微生物却仍然是混然无知。
　　上述合酵制造及使用步骤可用下图表示全过程。

　　　　　　　　　　醅面(即酒醅的表层)
　　　　　　　　　　　　　　↓
　　　　　　　　　　　曲末→拌匀
　　　　　　　　　　　　　　↓
　　　　　　　　　　　　　　阴干(此步骤也可免去，或也可用阴干的酵作引子)
　　　　　　　　　　　　　　↓
　　　　　　　　　　　曲末→合酵←放冷←煮粥←酸浆烫过的米←酸浆
　　　　　　　　　　　　　　↓
　　　　　　　　　　　　　　培养(八小时)
　　　　　　　　　　　　　　↓
　　　　　　　　　　　　入酿饭发酵

黄定光

<<北山酒经>>中酴米的酿造过程是:

　　卧浆→煎浆→浓浆　　　　　　　　　曲　合酵
　　　　　　　　↓　　　　　　　　　　↓　　↓
　　　　　淘米→汤(烫)米→蒸煮→摊冷→加曲，混和→酴米
　　从上述过程可看出酴米的制造过程也相当于一个完整的酿酒过程，但其特点是突出了一个"酸"字。卧浆用来烫米，并一直留在米中，使米粒内部也吸透酸浆。因此酴米的酸度很大。杂菌繁殖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酴米酿造过程中的第二个特点是用曲量较大。有时，酒曲全部加在酴米酿造中，有时一部分曲是在补料时加入。

　　3　投料
　　东汉时盛行的九酿法，到了宋代，并不强调这么多的投料次数。一般为２－３次，投料依据同<<齐民要术>>中的"曲力相及"的理论，控制投料次数及投料量。 <<北山酒经>>中提出了二点：一是补料要及时，二是补料的比例要恰当。

　　4　压榨技术的新发展
　　在北魏时代及其以前，酿酒的后道工序是较为简单的。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酿酒的专用器具种类增加，对于提高黄酒的品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至迟在唐代，已有压榨酒用的专用设备。到了宋代，由于压榨设备的改进，压榨工艺技术的完善，压榨酒技术就基本成熟了。压榨设备有家庭用的，较为简单，也有较为复杂的，用于大型酒坊。
　　<<北山酒经>>中有"上槽"一节。专门论述压酒操作。对榨酒设备虽没有作详细的描述，但从所叙述的榨酒操作过程中可了解当时所采用的榨酒设备的一些基本结构。
　　榨具称为"槽"或"榨"。主体结构应是榨箱。酒醪置于其中。附件有"压板"，" 砧"(捣衣石)，"簟"(竹席)。酒醅可能是直接装入榨箱内， 还未使用布袋盛酒醪。有可能使用滤布。
　　在<<北山酒经>>中对榨酒工艺技术进行了阐述。这在酿酒技术史上是不多见的。其要点有:
　　酒醪的成熟度应适当。在不同季节，酒的成熟度应不同。如在天寒时，酒须过熟;温凉并热时，须是合熟便压。
　　在压榨过程中可能会发热，导致酒的酸败。
　　压酒时，装料要均匀，压板上"砧"的位置要放正，所贵压得均干，并无箭(溅) 失。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出酒率，减少损失。
　　压榨后的酒，先装入经过热汤洗涤过的酒瓮。然后还需经过数天的自然澄清。并去除酒脚。"直候澄折得清为度，即酒味倍佳。


四　煮酒灭菌技术
　　黄酒是低度酿造酒，不宜长期保藏。古代一般选用冬天酿酒。夏天酿造的酒尽快饮掉或卖掉。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加热杀菌技术并不是很迫切需要的。
　　古代加热杀菌技术的采用，可能经历了“温酒”、“烧酒”，再发展到目的明确的“煮酒”。可能在汉代以前，人们就习惯将酒温热以后再饮，在汉代，已有温酒樽这种酒器。温酒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加热灭菌的功能。
　　"烧酒"一词，最初出现于唐人的诗句中。由于诗句中并没有说明烧酒的具体制法，具体含义不清，留下千古之谜。唐朝房千里所著的<<投荒杂录>>和刘恂的<< 岭表录异记>>也提到烧酒，而且讲述了其制法。实际上所谓"烧酒"就是一种直接加热的方式，而并不是蒸馏的方式。这两本书所记载的大同小异，即"实酒满瓮，泥其上，以火烧方熟，不然不中饮"。
　　"火迫酒"的做法与上述的烧酒相同，在<<北山酒经>>叙述得较为详细，其过程是在酒瓮底侧部钻一孔，先塞住，酒入内后，加黄蜡少许，密闭酒瓮，置于一小屋内，用砖垫起酒瓮，底部放些木炭，点火后，关闭小屋，使酒在文火加热的情况下放置七天。取出后，从底侧孔放出酒脚(混浊之物)。然后供饮用。
　　唐代的烧酒和宋代的火迫酒，都不是蒸馏酒，人们采用这种做法的目的是通过加热，促使酒的成熟，促进酒的酯化增香，从而提高酒质。这种技术实际上还有加热杀菌，促进酒中凝固物沉淀，加热杀酶，固定酒的成分的作用。火迫酒的技术关键看来是文火缓慢加热，火力太猛，酒精都挥发了。火力太弱，又起不到上述所提的作用。从酒的质量来看，火迫酒胜于煮酒。书中说此酒"耐停不损， 全胜于煮酒也"。
　　虽说火迫酒质量优良，但生产时较为麻烦，时间也较长(七天)。作为大规模生产，显然火迫酒的这一套作法不大合适。相比之下煮酒较为简便易行。
　　煮酒，可能就是从唐代的"烧酒"演变过来的。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唐代的烧酒是采用明火加热，宋代的煮酒是隔水煮。明确记载的煮酒工艺早在<<北山酒经>>问世之前就被采用。<<宋史>>卷185中"食货志"中有此记载。
　　<<北山酒经>>中较详细地记述了煮酒技术，其方法是：将酒灌入酒坛，并加入一定量的蜡及竹叶等物，密封坛口，置于甑中，加热，至酒煮沸。
　　煮酒的全套设备就是锅，甑和酒瓶。这说明是隔水蒸煮。这种配合是比较原始的。但与唐代的"烧酒"方式相比又有了进步。酒的加热总是在100 ℃的温度下进行，不致于突然升温，而引起的酒的突然涌出。即使有酒的涌出，也是少量的。
　　<<北山酒经>>中关于煮酒的目的是明确的，即为了更长时间地保藏酒。避免酒的酸败。尽管当时人们并不了解酸败的原因何在。煮酒技术的采用，为酒的大规模生产，为避免酒的酸败损失，提供了技术保障。对于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其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
　　我国煮酒加热技术的采用比西方各国要早七百多年。西方的啤酒和葡萄酒的保藏问题，也有类似发生酸败的问题。但在古代一直未得到解决。十九世纪中叶后，由于一些微生物学家的不懈努力，尤其是经过巴斯德的大量研究，发现引起酒酸败的根本原因是酒中除了能引起发酵的酵母菌外，还有杂菌存在。正是这些杂菌使酒发生酸败。通过多次试验，巴斯德发现只需将酒加热到60℃左右，并在此温度下维持一段时间，酒就不会酸败。此法用于啤酒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此法后流行于各国，被称为巴斯低温灭菌法。
　　宋代时人们还认识到热杀菌并非避免酒酸败，长期保存酒的唯一可行方法。 <<北山酒经>>中说:"大抵酒澄得清，更满装，虽不煮，夏月也可存留。"这个结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如现代所采用的超滤技术，用孔径极细微的膜，可将酒中的细菌过滤去除，从原理上来说，与古人的是相同的。
　　<<北山酒经>>中在煮酒工艺中还有一些至今仍价值的技术，如加入黄蜡(也称为蜂蜡)。其目的是消泡，酒液冷却后，蜡在酒的表面形成一层薄膜， 有隔绝空气的作用。


五　黄酒的勾兑技术
　　勾兑技术就是将几种风格不同的酒按一定的比例混合，从而得到一种风味更佳的酒。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有一篇短文，"酒有和劲"，是目前已知最早论述黄酒勾兑技术的文章。寥寥数语，将黄酒的勾兑技术描述得生动而具体。
　　其一，用于勾兑的原酒各有特色，但又都有所缺陷。合而为之，才能完美无缺。用较为柔和的酒，与酒度较高，口味较辛辣的酒酒混合，就得到了口味适中的酒。其二，两种原酒，要按一定的比例配合。

黄定光

邃密商量蔚深沉——河间与易水之争使祖国医学丰采而别致

河间与易水的学术争鸣是金元医学史上的一桩盛闻，始于河间学人对宋代朱肱《南阳活人书》的驳诘，后因李东垣著《伤寒会要》和《伤寒治法举要》，支持、发展了朱肱的有关见解，遂使争论转为河间与易水之争。

明代王节斋在《明医杂著》中说“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虽然听者多认为东垣不能与仲景并列，但也不否认东垣对内伤论治方面的成就。从《伤寒会要序》和东垣学术传人王好古《此事难知》书中保存的一些治伤寒内容，得知东垣伤寒之学，启自仲景，师于元素，向学于朱肱，伤寒是其专长，有独到见解，还创制12首治伤寒的方剂，“发仲景所未发”，以其“论证设方，其应如响”，人称“神医”。对《此事难知》保存东垣伤寒的功绩，《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道：“皆阐明李杲之绪论，于伤寒证治尤详，杲《伤寒会要》久已散佚，惟赖此尚存其梗概。”元好问在《伤寒会要序》中说东垣的学术强项是“伤寒、痈疽、眼病”，治伤寒“指掌在仓猝之际”。清代汪琥在《伤寒论辨证广注》中，归纳了东垣在《伤寒治法举要》的32条要点，并概括其治疗套路是：“治外感羌活冲和汤，挟内伤补中益气汤，如外感风寒，内伤元气，是内外两感之证，宜用混淆补中汤，即补中益气汤加藁本、羌活、防风、苍术也。又一法，先以冲和汤发散，后以参芪甘草三味补中汤济之。”这些是东垣伤寒之学的概况，是东垣治伤寒突破“三禁”的例证，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河间与易水之争。

元好问在《伤寒会要序》中，叙述东垣赞同朱肱，以东垣治例说虚人和夏月以前使用“群阴之剂”的不当，并没言及河间其人其论。但文中透露了两种不同的治疗观念。元好问的医学著作《集验方》，都是经他亲验有效之后才写进书中。在《伤寒会要序》中，他对东垣的论治理路概括得当，但从所举病例中可知东垣赞同朱肱。朱肱以经络解释伤寒六经，用传经理论治疗伤寒两感，又将温病和痘疹等纳入伤寒的范畴以论治，治方除仲景传下的112方之外，又吸收《千金》、《外台》、《圣惠》等方书中的126方补仲景之未备。河间学派肇创人刘完素，对朱肱非常敬佩，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序》中说：“惟近世朱奉议，多得其意，遂以本仲景之论，而兼诸书之说，编集作《活人书》二十卷。其门多，其方众，其言直，其类辨，使后学者易为寻检施行，故今之用者多矣。”但同时也指其不足，说：“然而其间亦有未合圣人之意者，往往但相肖而已。”说有不足之处，并没具体指驳，也没有立为争论的对象。首开论战的是刘完素的亲炙弟子马宗素，他在所著《伤寒医鉴》中，“皆采刘完素之说，以驳朱肱《南阳活人书》，故每条之论，皆先朱后刘。大旨皆以热病为伤寒，喜寒凉忌温热，然《活人书》往往用麻桂于夏月发泻之时，所以贻祸。”(《四库全书总目》卷105存目)其后又有刘完素私淑弟子葛雍等人在《伤寒直格》一书中，批评朱肱六经“传足不传手”之论，斥之为“不经之论”，陈述河间主火用攻下主要是针对当时热病为多，不能说用下法即是伤阳。马宗素等人，在刘完素故去数年后，又借《伤寒直格》重刊之时，在序跋中重申此义。河间一派批驳朱肱，除夏月伤寒不当用温药之外，还有三方面的争论：一是说朱著分证不清，混淆经界，将三阴经的热证当作阴寒证；二是传至阴经的热证不该用温法；三是不该“将阴阳字释作寒热”。总括来看，争论的关键是伤寒该用辛温还是用寒凉。

李东垣三十万言的《伤寒会要》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元好问序于1238年，刊行以后，河间学派与朱肱的争论，转为河间与易水之争。元好问在《序》中，对东垣能突破伤寒“三禁”给予肯定，三禁指的是经禁、时禁、病禁，东垣以“见证得药，见药识施，以类相从”为标格，回应马宗素的“分证不清，混淆经界”的批评，支持朱肱在《证类活人书》所说的“病人有虚有实，邪气传受迟速不等，岂可拘以日数”之论。东垣易水一派，与刘完素河间一派，在治疗思想上有所不同。明代以后，医学界把刘完素的“专主火，遵之经，断自我”和张子和主攻下的一派，称为“霸道医”；称东垣一派和朱丹溪等人为“王道医”。又经历一段时间以后，“王道”之说已成为赞语，“霸道”之说不再提起。因两派主旨是治疗观点的不同，又都具实践性，后人又将两派视为两种风格。

河间易水之争使祖国医学丰采而别致。两家是出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两个不同学派，学说不同，但在立论上却有相同的渊源：两家都援用《易经》之理，又都引发于五运六气。中国古代的医学家多是把《易经》之理论作为医理的根据，刘完素尊离卦之火，李东垣重坤卦之土。河间一派在《伤寒直格》中引《说卦》的“乾为寒为冰”，作为用寒凉立论的依据，创天水散。东垣也引用《说卦》，以“坤为地”而重脾胃，讲气化以泰卦论升降，有交泰丸。刘完素从病机十九条火热条居多而主火，又从“君火以明，相火以位”而创相火之说。他指认病气与岁时节气之相关是病机的关键所在。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六气为病》中说：“一身之气，皆随四时五

黄定光

读两本汉译日本汉学作品发现的一些问题
读两本汉译日本汉学作品发现的一些问题（原创首发，特此声明）

最近对青木正儿先生的作品产生了兴趣。在日本同学处，发现有关青木正儿先生的《〈考槃余事〉序》的两个不同译本，为叙述方便，以下分为甲本和乙本。

甲本：青木正儿著，范建明译的《中华名物考（外一种）》，中华书局，2005年8月北京第1版。

乙本：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著，戴燕等译《对中国的乡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上海第1版。

细细对读这两个译本中的《〈考槃余事〉序》一文，发现很多单独看时不易发现的问题。

问题一：乙本中第3页，“《论语》说：‘恶郑声乱雅乐’”，引文漏字。当为“恶郑声之乱雅乐也’”。甲本不误。

问题二：乙本第4页，“晁说之的《墨经》”，误。当为“晁贯之的《墨经》”。

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墨经》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旧载毛晋《津逮秘书》中。原本题曰晁氏撰，不著时代、名字。诸书引之，亦但曰：《晁氏墨经》。考何薳《春渚纪闻》云晁季一。……季一，名贯之，晁说之之兄弟行。”

甲本作“晁贯之的《墨经》”，不误。

问题三：乙本第4页，“朱翼的《北山酒经》”，误。当为“朱翼中的《北山酒经》”。

甲本作“朱肱的《北山酒经》”，不误。略考如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臣等謹案《北山酒经》三卷，宋朱翼中撰。陈振孙《书录解题》但称为大隐翁撰，而不详其姓氏。考宋李保有《续北山酒经》与此书并载陶宗仪《说郛》。保自叙云：‘大隐先生朱翼中，著书酿酒，侨居湖上。朝廷大兴医学，起为博士。坐书东坡诗，贬达州。’则大隐固翼中之自号也。是编，首卷爲总论，二三卷载制麴造酒之法，颇详。《宋史·艺文志》作一卷，盖传刻之误。《说郛》所采仅总论一篇，余皆有目无书，则此固为完本矣。”

而《郡斋读书志》记载：“《酒经》三卷。右皇朝朱肱撰，记酿酒诸法幷麴糵法。”

因此朱翼中、朱肱当为一人。

《直斋书录解题》载：“《南阳活人书》，十八卷……朝奉郎、直秘阁，吴兴朱肱翼中撰。”实为朱肱，字翼中之铁证。朱翼中、朱肱实为一人，所以胡玉缙先生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案翼中为朱肱之字，当题为宋朱肱撰，方合全书之例。”

问题四：甲本第33页，“林洪的《山家清事》”。乙本第4页，“林洪的《山家清供》”。未详孰是。

考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二十二：“林洪，字龙文，德清柯山人，有《山家清供》一卷。（《说郛》）”。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二，有“宋林洪《山家清供》二卷”。

卷十五又说：“又《广说郛》八十卷。”其中《广说郛》第七十六卷收录有林洪的“《山家清事》。”。清《浙江通志》：“《山家清事》，一卷。宋可山林洪龙发著。”

考陶宗仪《说郛》卷七十四上既有林洪《山家清供》，亦有林洪《山家清事》。《山家清供》，主要讲述吃的食物，如青精饭，碧涧羹等。而《山家清事》，则主要讲相鹤诀、种竹法等隐逸之雅事。疑陶宗仪分引林洪《山家清事》与《山家清供》，当为两书。待考。


问题五：甲本第33页，“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误。当作《洞天清录集》。乙本不误。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作：“《洞天淸录》一卷。宋赵希鹄撰。两淮盐政采进本。”


问题六：乙本第4页，“《洞天清录集》的作者非常感慨：‘此乃总督米盐细务之老婆事，君子岂受用此等哉？”，引文有误。

考《四库全书》中《<洞天清录>原序》，作“是乃大老姥总督米盐细务者之为，谁谓君子受用如斯而已乎？”。甲本不误。


另外乙本第4页将“中田勇次郎”误作“中田永次郎”，此点乃日本同学告知。甲本不误。

从青木正儿先生的《〈考槃余事〉序》译文中的诸多问题，可见甲本差错明显要少于乙本。乙本虽文字畅达，但隐藏着诸多校勘不精、引文失误的错误。希望大家看书时不要尽信书，最好能亲自查询原文出处，这样可以发现一些隐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