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侨批业众多起源之寻找

                                                                                               

 

 

    明清之际，厦门就已经有许多小旅馆。到了清朝道光年间，厦门开始大量的人口流动，旅馆业开始繁荣。而清末民初的厦门，曾经存在过大量颇具特色的客栈，它们一直营业到解放初，方才解体消失。这相对其他城市显得突出又颇为发达的服务业，曾经是当时的一道奇异景观。

    厦门的客栈就其接待旅客的服务性质及外表而言，它们与现在的旅社大致相同。它们也设置了服务台、栈间、伙计、伙长（厨师）甚至剃头匠等。但论及资本的投入、来去的客源、结交的各路英雄人物、经营特点以及兼营的项目可就颇具闽南本土特色,而且不同凡响。最主要的是，厦门的客栈产生、兼营了一种行业叫侨批，或者说侨批与客栈是一个共生体。它将海外华侨和家乡紧紧连在一起了。

一，            “水客”开办的连锁、联号与股份制企业

    根据有关史料与从事侨批业的老人介绍，南洋客栈的投资人主要有清末民初的“水客”及散帮，他们利用南洋侨汇经营飘洋过海的大生意，并兼营侨批业务。他们为了自家生意方便和招揽业务，就在南洋与国内设立了对应的连锁客栈，如果经济实力不够则采取联号的办法。

现有史可考证的，清朝年间，泉州水客王世碑即在菲律宾的岷尼拉、晋江安海、厦门设立客栈；民国年间，厦门源兴批局的李成田也在海外与厦门设立联号。清末有厦门人与泉州人开设的晋利、新顺和、连春、三春、捷顺安、东港、广居客栈；民国年间有晋江人与南安人开设的玉泉、捷兴、源兴；永春人开设的和盛、新永兴、永南兴、永万通、德日新、永隆等。清末民初大名鼎鼎的东港客栈等则是厦门禾山安兜的华侨开设。这类客栈大都兼营来往华侨的侨批。这些客栈的旧址大多在已经拆迁改造的鹭江道一带，现存的洪本部、开元路、海后路还有“栈间”，水仙路也有遗迹。

     “水客”走岷尼拉、宿务的称“宋帮”，他们在厦的客栈称“岷栈”；走新加坡、马来亚、印尼的称“洋帮”。他们所开的客栈称呼也不同分别叫“旅栈”或“南洋栈”。新编《厦门市志》解说：“县有县别，乡有乡别，姓有姓别。据不完全统计，民国34年厦门客栈达478家。”也就是说，到了1946年抗战胜利后，由于思乡、返乡华侨人数众多，厦门南洋客栈曾经鼎盛一时。新编《厦门金融志》1948年民信局（即侨批局）一览表统计， 39家客栈与80多家侨批业混合经营。

 

二，            不同于旅社的的客栈古风

    到了民国年间，近代化的旅社已经出现了。但是设施先进、资金充足、管理进步的旅社还是没办法与客栈竞争。

    民国年间的厦门南洋客栈古风尤存，来往之客全为人情通达的熟人。老人们说，其百分之九十为往返南洋的新、旧“番客”（华侨、华人）。他们的收费与服务不同于当时已经出现的旅社。客栈价格低廉，包吃包住，设备简单。但服务招待极为周全，包括类似现在的导购服务、代办车船票务、托运行李，其中最为重要即帮助兑换外币、书写信件告慰乡下亲友。因为早期的华侨与侨眷大多是文盲，这也就是侨批业务了。早期的“新客”大都赤手空拳，顶多腰间缠一条腰带、肩膀前后挂褡裢，甚至盘缠拮据。于是，这些客栈帮他们垫上车旅费、滞留厦门等待船期的生活费，待他们到南洋赚到钱才结帐。当然，也有些客栈老板每年定期派人到南洋收帐。

    在依靠人情关系经营的基础上，多数客栈也主动积极招揽新主顾。这使得厦门港一度有一个专业名词，即闽南语“下海”。也就是每当海外轮船来临，码头边万人空巷，客栈的“下海者”乘搭小船，冒险靠近行进中的轮船跳帮，抢先迎接南洋客，让他们订下“栈间”同时接受海外头盘局委托的侨批。

    新加坡著名侨领、实业家唐裕的长子唐庆铭接受笔者的采访，他回忆：“我外婆姓洪，永春人。她嫁到厦门陈家，她的家公就在现在的鹭江道设了一个汇兑信局，也是客栈。据我外婆说，早年她有机会到集美学村念书，所以她识字也会算术，就帮助家公打理这行业。她家开始从事这行业在辛亥革命之前，到了抗战期间，由于日本人封锁了海岸线，这行业受到了冲击，他们家就没有再做了……”

    （附照片：客栈专用的行李标签）

三，南洋客栈与“客头”的故事

    许多不熟悉闽南话的专家、学者都误以为“客头”是由“水客”演变而来，其实不然。“客头”是在南洋客栈的行业中成长起来，有点类似现在的旅行社全陪导游。他们见多识广，豪爽仗义，奔走内地、口岸、南洋。他们全程为“新客”和“旧客”带路、打点关节，顺便带回海外客栈的侨批。“客头”职业在广东一带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的50、60年代，而侨批业与他们有不解之缘，当然缘起南洋客栈。

泉州王顺兴侨批的“客头”王为针，即在其叔父“水客”王世碑的指导下，经营起侨批业。他成功地将国内的“新客”带到南洋各地，回程顺便捎回侨批。侨批的派送则委托给三盘局。现存实寄封上书“客头王为针收交厦门二十四崎脚会文堂代收代发”。为了将海外的客栈经营好，他与兄弟王为奇每两年轮流一次到菲律宾的客栈管理。在清末民初，年青有为的王为针成为响当当的地方名人。他除了捐资兴学、建筑校舍之外，还经常为地方争议当“公亲”（闽南话：裁决人）。他所主持事务能摆平方方面面，众人皆能接受。而他私下对家人透露当主持人解决纠纷的密秘诀窍：世上俗人之烦恼与争执皆为利益二字，不妨“公亲”掏钱补贴受损一方，则矛盾迎刃而解。如此拿捏、评判行事，当然，所有知情者、家人皆为其胸怀宽广和多金慷慨所叹服。

许多侨批研究人员估计“王顺兴侨批”可能是闽南最早的专业局，遗憾没有可考证的文字。

 

四，在侵略者面前，坚持气节

厦门的大量客栈中有一个较大型的客栈，即金门同乡会永安公司的永安客栈。因为，当年所有金门县的华侨都是取道厦门出洋，而金门县金门同乡会永安公司在厦门干脆就开了这个颇有规模的大型客栈。在抗战爆发之初，大量的金门难民拥入厦门，就寄宿于此。客栈在抗战中也给苦难的闽南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日军占领厦岛期间，珍珠港事件之前，南洋客栈转移到鼓浪屿公共租界。日寇恐吓鼓浪屿各客栈，要是他们不返厦营业，将不许华侨在鼓浪屿登岸，规定种种苛刻条例如下：一、客栈复归厦门营业，请领营业许可证；二、客栈复业，应具连环保状；三、客栈引领客人应在第七码头登陆；四、客栈引接客人及下轮登陆时，需有“警察所”臂章、证章，每章纳费一元五角；五、客栈经理需在“客人招待所”填具保状，以便领取厦鼓临时通行证；六、客人离厦，客栈呈“警察所”缴销临时通行证；七、客栈营业提款超过五百元应向“警察所”声明运用理由；八、客人不得携带下列违禁物品：1、军械2、厉禁书籍，3、爆炸物，4、其它违禁品。这些条例颁布后，没有一家客栈屈服，他们照旧在鼓浪屿迎送客人。

厦岛原有的客栈没有任何一家回去。无可奈何的敌伪只好利用客栈遗弃的设备，开了“大千”、“兴南”等俱乐部或游乐场所，据说还安装了电梯，尤其找来日本、台湾下女经营色情服务与赌博，诱骗归国华侨，企图以此“繁荣厦门”。日寇此种做法与他们早年在南洋与华侨竞争生意、争夺地盘的经营方式没什么两样。

南洋客栈与厦门人民在抗战期间撤离，一度使厦岛成了死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