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我,1934年5月出生于湖南衡阳,祖籍长沙市人,当时父亲是衡阳邮电局的职工。在我记事时,父亲调到了湘乡县电报局,电报局和邮政局同在一个院子里。这张照片大约是1939年下半年我弟弟出生前(弟弟出生在该年末)照的,中间是父亲黄辰生,左边是母亲魏淑聪,在父母中间最小的是我,其他三个是我的哥哥。这张‘全家照’除弟弟未出生外,还缺了一人,那就是我姐姐,她在1938年去了延安。如今,这张照片上只有我一人在世;没出现在这张照片上的姐姐现在四川成都,弟弟现在重庆。
1942年父亲去世,我们孤儿寡母就离开了邮电局。我大哥黄伞在重庆的报社工作,三哥黄克在湘西的一所国立中学读书。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1944年战火烧到了湖南,我二哥黄实挑起家庭重担,带着母亲、我和弟弟黄旭,为逃避日本侵略者,开始逃难,坐一位亲戚雇的木船离开了湘乡县,因无路费,到达兰田镇(原属新化县现属涟源县)暂住下来,我二哥在矿山找了工作,后又搬至新化县梅城镇,我在那里读了一期小学。左边这张照片就是1944年照的,中间是我母亲、右边是我二哥、左边是我、前面是我弟弟。二哥工作筹得一点路费后,于1945年初继续往西行,到达贵阳后,联系了不要车费的汽车往重庆,当上车时,车上装满了轮胎,坐不了我们四个人,只好让母亲带弟弟先行,行李等都由他们带走,二哥身上留了3—4天的饭钱,第二天我们又上了另一辆车,车行两天后,到达贵州桐梓县过夜,第二天当我们再想上车时,发现车内已装满了货物,司机不让我们上车,进站交涉也不行,没有办法,只有步行了。二哥和我只剩下两天的饭钱,走路最少要5天才能到达重庆,只有节约饭钱了,这天是1945年5月22日,为什么日子记的这样准确,因为过两天就是我的11岁生日(农历4月14日),在生日那天我哥哥为我买了一碗面。两天的钱如何渡过4、5天呢?幸好天气开始转暖,二哥就把身上的背心脱下卖了,第二天遇上下雨,只能在路边检个烂笠箕戴上,一路走去,经过几个汽车站都不让我们上车,大约走了3天,到了一个叫“一品站”(此站名可能记不准确),把情况讲了后,才让我们搭上去重庆的车,到重庆连过江费都只剩下1人的了,快到大哥住的地方碰上大哥时,我禁不住伤心的哭了。童年的这一段苦难,是我一生最难忘的。
1945年秋,我进入重庆李子坝小学读高小,这是我开始集邮的地方,当时集邮很时兴,同学中不少人喜欢集邮。因我两个哥哥都在报社工作,报社每天都有不少信件,旧信封是没有用的,哥哥见我集邮,就每天带回一些旧信封,我将邮票剪下,洗好后若是没有的就保存下来,并自己动手做了简易的邮册,将票分类存放。最后因洗下的票越来越多,票多了就将相同的每100枚一扎。开始与上海、南京等地的邮票社交换,一般是交换外国邮票,因此我也开始集外邮了。
说起集外国邮票,我家住的地方,离外国大使馆不算远,偶然发现大使馆的垃圾中有不少的信封,上面还有邮票,此一发现就使我经常在放学后光顾大使馆的垃圾箱了,每次都有收获,我当时读小学,不懂外文,但我集的邮票多了,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国家的。到1947年买了一本司各脱1946年版的目录,对收集外国邮票就方便多了。
交换来的和拾来的外国邮票重复的不少,就想到了出售和交换,重庆有一个跳伞塔,塔下是一个夜市,夜市上卖什么的都有,也有卖邮票的,我就将多余的、重复的邮票拿到夜市上去卖,顺便也换或买回自己没有的。我记得上夜市的照明工具是嘎石(一种遇水能产生气体的石头)灯,通过在跳伞塔的出售和交换,我的国内外邮票增长速度非常快。
1947年上半年,我随二哥回到了阔别多年的长沙,秋季又在城东二校(现浏正街小学)重读了六年二期。1948年春节过后,随一远房亲戚经武汉到南京(当时大哥在南京报社工作),到南京时学校已开学,我在大哥报社附近的鼓楼第二初级中学读初中。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夏天国民党派记者团到延安采访,大哥报社的记者知道我集邮,特意从延安为我带回了解放区邮票,当时因政治原因,我得到邮票后,不敢公开放在邮册内,而是将解放区邮票放在孙中山像的邮票后面。
1948年年底,解放军取得伟大的胜利,南京面临解放,大哥不想继续为国民党工作,写了个请假条,报社的领导也换了,新来的社长则在请假条上批“准予长假”,大哥从此脱离报社,带着我和三哥及他全家,从南京经杭州回长沙。
到长沙后,我与二哥住在一起,1949年2、3月份,国民党新发行的金元券也快速贬值,邮局发行的邮票还不如纸贵,大约在1949年5、6月份,我二哥叫我去邮局购成版成版的邮票,每次都购几百版,他将邮票几十版、上百版的做一包,按司各脱目录上的广告地址,寄往国外的邮票社,交换外国邮票。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我们大约在7月份陆续收到交换回来的邮票,但因战事关系没有全部收到寄出的邮票回函。
1949年长沙解放不久,我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考入四野的华中军需学校,参军后一段时间没有集邮。1951年1月份分配到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队生产部,大约在4、5月份,中苏友好馆办展览,其中就有邮票展览,又钩起了我的集邮兴趣,几个月内我购买了当时发行的一些老纪特票和一些苏联邮票,放在一个邮票本里。1951年7月我去上海出差,邮票本留在武汉,待年底回武汉时,我的被子等物品包括我的邮票本全都不见了,我因此又中断了集邮。
1969年底我复员(1980年改为转业)回长沙,结束了我20年的军旅生涯。在我离开部队时,‘集邮’还成为要我复员的一条理由,当时认为集邮是封资修的东西。
虽然1952年中断了集邮,但对集邮还是有感情的,1953年发行军邮邮票时,我因不是战士,不能享受此待遇,但因我负责我们单位的发放工作,有机会留得1枚军邮邮票,保存在我的日记本里,直到1980年恢复集邮后,才从日记本里找出来,回到了集邮行列。目前虽价值不是很高,对我来说这是无价的,我会将它永久的收藏。
1979年下半年,在长沙晚报上见到孙德奎先生登了一则集邮交友广告,我这个老集邮的人非常感兴趣,便找到他的单位见到他,共同的集邮爱好,一见即合。在孙德奎先生的联系下,我们10多位爱好集邮的朋友走到了一起,成立了长沙集邮协会筹备组。1981年4月25日正式成立长沙集邮组,我担任常务宣传,负责对外联络,因此结识了全国不少邮友。
1980年10月3-13日,长沙集邮协会筹备组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了首次中外邮票展览,展览用的框是各人从家中拿的相框,这10天我基本上都在展厅守候。我们用猴票制了一个纪念封,此封原准备制500个,当时只卖出100多个,加上送给参展的和工作人员大概也就是200个左右,以后因猴票涨价,有人毁封取票,现在此封可能存世不多了(如图),展览结束后大家合影留念(后排左起第三人是我)。
1982年组建长沙集邮协会,基本上是以长沙集邮组成员为主,我被选为理事,从第一届到第六届我一直担任长沙集邮协会的理事、常务理事。
1983年4月,湖南省举行首届集邮展览,我送的《解放区票》获三等奖。
1983年11月,我到北京参观首届中华全国集邮展览,与我三哥在邮展上照了一个合影。
1983年,我与黄大庆合作办了“封片研究”邮刊,1984年3月出了第二期后,由于财力不支而停刊,因收订刊邮友的3期款(1元),我们就打印了一份“通信录”和1985牛票首日封在“牛鼻滩”寄给订刊邮友,但这是全国较早研究封片的刊物。
1985年5月,湖南省举办第二届集邮展览,我送展的《外国花卉邮票欣赏》邮集获铜奖。
1985年10月,中华全国集邮联等联合举办“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展览”,我的《革命风云录》邮集获纪念奖。
1987年4、5月间,我与黄大庆商量,发起倡议组建“集邮沙龙”,并于5月31日正式成立,“长沙集邮沙龙”一直坚持到今天,已度过了20个春秋,这也是全国较早的集邮沙龙。
1988年3月份,邮票公司经理谢明瑜找我,邮票公司想组建一个信托部,想请我帮忙。因我1985年就退休了,因此我答应了。与邮票公司的几位工作人员一起,终于在5月1日开张营业。因开办信托部在当时还不多,开张的那天人很多,为将信托办至全国,接着由我又办了“长沙集邮信托”刊,于6月1日出了第一期。我记得组织了10整版“T46猴”在第二版登出,每版3000元。刊印好发出不久,我去河南探亲,路过郑州时,去了郑州邮票公司,我把“长沙集邮信托”刊给了他们,他们看到有猴版票,想要一版,我说打个电话叫长沙邮票公司留一版,他们说立即派人到长沙,最后他们到长沙时,猴版票已售完,结果没有买到。探亲回来后,将“长沙集邮信托”第2期编好后,因骑自行车不慎摔成骨折住院,第3期刊还是睡在病床上编的,因我行动不便,谢经理与我商量,从1989年起由我承包,继续办好“长沙集邮信托”刊,为全国邮友服务,直到1990年6月出了总22期后,邮票公司的经理易人,我就没有继续办“长沙集邮信托”了。
在我不想办刊的时候,很多邮友来信,希望我继续办刊,1990年10月我儿子黄石磊办了一份“让品单”,第一号只有一张单页,30多项邮品,刊发出后反映很好,第二号改为2版铅印,到第三号正式出4版了。1991年邮市出现高潮,下半年开始降温,1992年下半年可以说是低潮,就在这时我想开办邮票社,这一想法得到了邮友们的认可。我向工商局办了执照,到税务局进行了登记,我是法人代表,取名叫“长寿邮票社”,希望能够长寿。一切手续办齐于1992年10月18日正式营业,这天正好又是我老伴的生日,因我是长沙市的第一家个体邮票社,当时领执照开业的全国也不多,开张那天长沙市的邮友络绎不绝,全国邮友来信祝贺的也不少,长沙晚报还作了报道。
因个体邮票社在长沙我是第一家,在1993年的春节后,长沙电视台的记者贺大功、主持人王琼到我的邮票社进行采访,拍成电视片在当时长沙有线电视台的“有线大家庭”节目中播放了10分钟,在“有线大家庭”节目中播放10分钟的节目还是不多的,对我也是一种鼓励。
1994年6月,我社与国营长沙再发典当拍卖公司联合举办了一次邮品拍卖会。
1997年10月,在重庆举行的“中华全国集邮展览”,我前往参观。在展览会上,旁听了全国集邮联举行的“学术研讨会”,遇到了不少相识的邮友,特别是郭润康先生(中),张岳峰先生(右二),还有河南郑州的程兵先生(右一)和孔浩鸿先生(左二),我们一起照了一张相,后来郭老成了我们“邮政汇兑研究会”的顾问,他平易近人,今年90高龄,身体非常健康,受到全国邮友的尊敬。
1999年4月,由中华集邮联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全国集邮巡回展览》在长沙展出,我送了“认祖归宗——百家姓趣味封》邮集参展。
2000年下半年我与段辉商量,准备成立全国性的“汇兑印纸研究会”并办邮刊,征求郭老意见,郭老认为成立研究会为时过早,可先将邮刊办好,几经准备《汇兑印纸园地》于2001年2月出了第1期,郭老题词“汇兑印纸园地创刊纪念 物稀为贵 贵在研究 郭润康”。2002年初办刊已一年,联系了不少对邮政汇兑感兴趣的邮友,这时我想成立“邮政汇兑研究会”大家共同研究,征求郭老的意见,认为时机基本上成熟,经过通信选举,於2002年8月15日正式成立,郭老担任顾问,常增书先生担任名誉会长,广东罗平先生为会长,我担任副会长,并将《汇兑印纸园地》改为会刊,郭老为我会成立也题了词“邮政汇兑研究会成立纪念 为传统集邮开新猷 郭润康”。2003年3月在广东顺德“邮政汇兑研究会”召开了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并决定将会刊改名为《邮政汇兑园地》以吸引更多的对邮政汇兑感兴趣的人参加。2004年5月邮政汇兑研究会在长沙召开第二次学术研讨会,88岁高龄的郭老因邮事很忙,未能前来参加,用宣纸写了“汇兑印纸是服务邮汇的有价票证亦称汇兑邮票是邮政史邮票史集邮史的物证应当发扬光大为三史争光 郭润康甲申年五月”。2004年11月邮政汇兑研究会与港澳邮票研究会联合举办集邮展览,我送了两部五框邮集,“从金元汇票看金元贬值”“贵州邮区银元汇票”均获金奖。目前《邮政汇兑园地》已出37期,2007年1月将1至33期装订成合订本,此刊1至22期是我编排后送印刷厂印刷黑白的,从23期后我改用彩色喷墨打印,效果明显不同了。
2005年9月,湖南省集邮协会在芷江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湖南省第十一届展览》,我的“从金元汇票看金元贬值”邮集获镀银奖。
2006年6月,在山西太原举办的《光辉的历程——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全国集邮展览》,我的“贵州银元汇票上的邮资”邮集获一框类二等奖。
由于网络的发展,电脑的普及,集邮在网络上有了新空间。E-mail的出现,通信变得无比快捷。在全球信息化新时代面前,我感到集邮方式不能停留在原有的状态下了,集邮组织也要有新发展。过去全国范围的集邮组织全靠书信联系,现在可以发挥E-mail的功能了。于是,2006年初,我写了一篇“有纸信与无纸信”的稿件,给长沙几位爱好电脑的邮友宾黔生、叶建新、万勇看了,他们一致认为我写的稿件符合现代精神;同时得到了株洲邮友胥奕绯、常州邮友沙振华二位的赞同。大家主张组建一个以E-mail为主要通信联络方式的集邮组织,取名为“E邮迷沙龙”。由我起草了“倡议书”等相关‘文件’,用电子邮件发给与我们有联系的邮友,结果反响热烈。这时我的“有纸信与无纸信”在2月28日《中国集邮报》上也发表出来了,不少见报的从不认识的邮友,也纷纷发来了电子邮件,于是“E邮迷沙龙”于2006年3月1日正式成立。现在“E邮迷沙龙”成员遍及全国16个省市及旅居美国、俄罗斯的,由叶建新先生创办了网上邮刊《E邮迷沙龙》,老友新朋网上交流活跃,充满一片生机。
2006年也是我的邮文发表最多的一年.
在《上海集邮》上发表三篇:3月号“我收藏的‘贵州银元汇票’”,6月号“贵州银元汇票中的信汇汇票初探”,11月号“『贵州末期银元汇票』探讨”;
在《中国集邮报》上发表五篇:2月28日“有纸信与无纸信”,4月4日“银元汇票上的邮票”,4月28日“再说西湖博览会‘美术纪念明信片’的属性”,8月19日“各式各样的邮政汇款副戳”,9月15日“‘收件人付费’特快专递收据”;
在《集邮报》上发表一篇:6月24日“北京二版汇兑印纸发行时间考”;
还在《邮政汇兑园地》《天心阁》等发表了一些。
2007年8月湖南省举行“纪念建军80周年暨湖南省第十二届集邮展览”我送了一部《贵州银元汇票》五框,获金奖,“《邮政汇兑园地》(2001——2006)合订本”获银奖。
我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与集邮打交道,《湖南画报》1994年用了一个版面介绍了我的集邮,标题是“邮票里的人生”,我的这本不成书的书也就用了这个标题,以记录我的一生与邮票的不解之缘。
黄 敦
2007年9月
中间有插图没有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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