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普19 一枚最具特种邮票特性的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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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6月发行的“普19·北京长话大楼图案”普通邮票，看上去似乎是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细一琢磨，其实不然。首先它具有新中国普通邮票的几个独特之处：第一，它是唯一的一套单枚成套的普通邮票；第二，它是普通邮票中第一枚30×40mm的“大票幅”邮票；第三，使用的周期极短，发行不及三个月，即被“祖国风光”所取代；第四，尽管没有数字，但从周期推估，它很可能是普通邮票中印量最少的最常用面值邮票（有人称印量为2000余万）。由此可见，“普19”是新中国普通邮票中的一枚最具特种邮票特性的普通邮票。
　　选题的确立“北京长话大楼”建于1975年，楼高94．17米，比北京饭店1974年落成的东楼（90．95米）要高，也高于1954年落成的北京展览馆的尖塔（90米），作为当时北京乃至全国最高的建筑，登入方寸，理所当然。况且中国的普通邮票向来喜好把北京的新老建筑作为票图的选题。发行时间的确定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可以发现，“普20·北京风景图案”的发行时间是1979年4月2日，跑在“普19”的1981年6月5日的前面，由此我们有理由推估“普19”应最晚在1979年初就已经确定发行。但据悉1979年初确定的“普19”并非单枚成套的“长话大楼”，而是6枚一套的“邮政机械”。但由于种种原因，“邮政机械”未获准通过，胎死腹中，而高面值的“普20·北京风光图”又因急需而“越号”发行（在普19未出炉之前就用“普20”的“番号”匆匆出发），邮电部于1979年3月27日以（1979）邮票字第233号文件通知，定于1979年4月2日发行“普20·北京风景图”普通邮票三枚，为雕刻影写版套印，票幅为25×40mm。于是留下了“普19”的空缺，而姗姗来迟的“长话大楼”是为了填补空缺才应运而生的。尽管我们不清楚“邮政机械”被否决的确切时间，但从1979年4月“普20”发行到1981年6月“普19”发行，时间长达2年又2个月，“填补”一说难以自圆。再则“普19”与紧随其后的“普21”发行时间仅仅相差3个月，为什么不让“普21”来“填补”“普19”番号的空缺呢？普票的志号没有印在邮票上，空缺的填补远远要比纪特票来得方便。由此推测，“长话大楼”的发行似乎不是仅仅为了“填补”，应该还“另有原因”。
　　“另有原因”的推估“普19”8分单枚票的设置很可能还有出于取代“普18”的8分票———“农业学大寨”的考虑。1978年6月30日发行的“牧区学大寨”特种邮票之后，大寨已开始不再出现在新邮票上了。1978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凡是”遭到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像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大寨”的样板地位受到了动摇，“农业学大寨”出现在中国一枚使用最广泛的普通邮票上已不合时宜。在成套的“邮政机械”方案遭到否决，以较快的速度拿出单枚的方案作为权宜之计无疑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设计与印刷的延误1979年拨乱反正，百废待举，邮票也不例外。从1979年初到1981年6月，多套纪特新邮竟相采用雕刻版，如国际题材的“斯大林百年”、“三八妇女节70年”、“列宁110年”以及“古代科学家”、“传邮万里，国脉所系”、“铁路建设”、“庚申年”、“植树造林”等都采用了影雕套印，而对外交往的迅速扩大又急需一套高面值的雕刻版的普票（普20），因此相对没有时间压力而印量又较大的“普19”在设计和印刷安排一再被拉后，最终拖到了1981年的年中。邮电部1981年5月21日以（1981）邮票字第501号文件通知，“定于1981年6月5日发行第19组普通邮票一套，共一枚。图案内容为北京长话大楼，面值0．08元，规格30×40mm，单色雕刻版印刷，背面刷胶。”它的发行时间几乎要与新一轮普票（普20·祖国风光）挤在了一起，最终似乎只能是与“长城”普票并肩作战，共同取代越发不合时宜的“普18”8分票———“农业学大寨”。
　　票幅的问题“普19”票幅为30×40mm，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普邮之最大。普邮由于用量大，世界各国的普邮大都采用较小的票幅，以降低印刷的成本和更加实用。我国“文革”前之十余年基本确定了普邮小票幅的格局，从1950年发行的普1，到1964年发行的普13，都基本控制在这样的格局里。但“文革”中这一格局被打破，普票都加大了票幅，直到1974年的“整顿”之后，又重新采用小票幅，既1974年12月发行的“普17”。此后1977年3月发行的“普18”又恢复了“文革”中期的票幅，而“普19”则更大，明显地在票幅上一套大过一套。这多少是因为处于剧烈动荡的时代变化中政策与思路难于延续，再则“普19”单枚成套似乎可以成为“票幅大一点问题不大”的理由。如此票幅又进一步强化了“普19”的特种邮票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