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中立看西藏政府与明清中国的历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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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资料上看，明朝中国虽然有与西藏的联系，但多属虚的往来（可形容为＂应酬＂），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主权关系。历史学中一般公认明朝是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只想固守中国“内地”，无意再向外发展以避免额外枝节。甚至传示子孙，规定明军“永不讨伐”的国家共十五个。当倭寇侵扰中国海岸的时候，朱元璋采取的对策是息事宁人，命沿海一带的中国居民后撤，并一律不许泛舟出海。与历代相比，明朝在修建长城上花费的力量最多，也反映明朝帝王的心态。因此，认为明朝会对万里之外的偏僻西藏有多少经营兴趣，不太令人信服。
    中国史学界为证明明朝对西藏拥有主权所提供的根据，一是明灭元后，西藏的僧俗首领纷纷上缴元朝的旧敕印信，换取明朝的新敕印信，表示归顺。明朝则对他们进行了重新认可。然而印信只是一个符号，那些首领人没变，权没变，仍然自己管着自己的地盘，对外谁强大就向谁表示个归顺，不过是一种投机。明朝真正的建制只是在毗连藏区的汉人居住地建立了一连串被称作“卫”的地方军政机构。由这个名称也可以看出，明朝对西藏采取的政策，是当作外敌进行防御的。
    中国史学界为明朝中国对西藏主权寻找的根据之二，是明朝对西藏的政教首领赐予了大量名号。1985年中国推出一部号称＂国家重点项目＂的史料选辑——《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关于明朝与西藏关系的部分共81页，封授政教首领的内容就占了38页，将近一半。这种封授只是给个虚名──诸如大宝法王、阐化王、西天佛子、大国师之类，毫无实际意义。不过是朱元璋和朱棣等吸取唐朝受吐蕃威胁的教训，迎合西藏文化所采取的一种怀柔策略，从中不可能产生任何主权关系。还有一个被当作根据的，是西藏对明朝的“朝贡＂及明朝对西藏的“赏赐＂。既然前来上贡，岂非就是表示臣服──这是中国传统的逻辑。从文字记载上看，明朝与西藏的“贡赐＂往来确实不少，不过透过“贡赐＂的表面，有多少属于真正表示臣服的内涵就值得怀疑.
自古以来的中国皇帝都把周边“蛮夷＂上贡当作统领万方之象征，以满足“天子＂心态。明朝虽然内向自守，皇帝的这种爱好还是照样。然而既然明没有采取大国扩张的态势，也就不能产生对“蛮夷＂的威慑，使“蛮夷＂畏惧或有求于中央帝国，那么能靠什么保证其能自觉前来“上贡＂呢？明朝采用的方法即所谓“厚赏羁縻＂。对西藏的朝贡物品，明廷要求只需当地土特产即可。明太祖说：“其所贡方物，不过表诚敬而已＂，东西本身不重要，要的是政治上称臣纳贡的象征。西藏地方的贡品单上几乎都有马匹一项，然后是一些氆氇、硼砂、毛缨、酥油、刀剑、明甲和佛画、铜塔、舍利等宗教品，大部分不值钱。
    而对西藏朝贡者，明廷给予优渥接待。朝贡者一进入内地，即由军卫拨兵护送，沿途提供马匹、车辆、船只和免费供给食宿，入京后住入会同馆。贡品由礼部验收之后，按朝贡者身分高低给予相应回赐。一般来讲，所有回赐皆远高于贡品所值。对法王等亲自入贡者，赏赐尤为丰厚。赏分两种，一种是“正赏＂──即对上贡行为本身的奖赏；还有一种“价赏＂──实际就是给朝贡者所进贡品的酬值。明廷以“厚往薄来＂为原则，赏赐物品的价值一般三倍于进贡物品所。赏赐实物一般为茶叶、绸缎、生绢、麻织、棉布。这几大宗都是藏区的稀缺物品，而且是生活必需品。另有金、银、纸钞。僧人还给袈裟、帽靴等。赏赐中茶叶最为藏人珍贵。进贡者往往用赏赐的金银在内地购买更多的茶叶、药材、铜铁瓷器，运回西藏使用或出售，僧人则为修寺庙大量购买金箔、颜料、供器、乐器等。
    很显然，这种“贡赐＂之间存在的差价使受赐一方有厚利可图，上贡成为一种合算的生意。在获取厚利的吸引下，西藏向明廷“朝贡＂的人数不断增加。贡使入明所受的良好待，也使入贡队伍日趋庞大。每个进贡团动辄数百人乃至上千人，浩浩荡荡来内地免费旅游，甚至出现假名冒贡的现象。甘青、四川藏区的熟番，也纷纷伪造印信，冒充乌思藏的生番进京上贡，参加到这种“贡赐贸易＂之中。以至当时形成入贡者“络绎不绝，赏赐不赀＂的局面，给明朝政府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明廷不得不颁布级别不够不许上贡的限制，够级别的也只许三年一贡，且每一贡的贡使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人。然而那时的局面是想不让上贡都挡不住，如国师以下不许贡的规定就没能执行下去。贡使团人数仍有一团即达到1470人之多。把别人来占便宜当作对主权的效忠，只能被视为是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最后一项被说成中国对藏主权的根据──明朝与西藏有比较密切的茶马互市贸易──就更加软弱了。西藏有马，中国有茶，两方互有需要，这种贸易在唐宋时期就已广为开展。明初由官方垄断交换，后来成以民间交换为主。不过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有贸易就说有主权是不能说服人的，中国现在与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贸易往来，岂能意味着对它们都有主权？
    到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情况有了变化。清不是汉人的王朝，而是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满族人灭了明，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王朝。满族人对汉人进行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异族统治，控制地广人多的汉族地区，不得不联合蒙古人以弥补自己以少治多的力量不足。然而同为北方部族，满清政治家又深知蒙古在历史上摧毁过许多强大王朝，威胁性极强。为了自身安全，满人必须能同时控制蒙古。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满清统治者把目光转向了西藏。
    满人要玩弄连环套的统治术──借助蒙古人在军事上控制汉人，再借助西藏佛教在精神上控制蒙古人，他们就必须不畏西藏的山高路远去经营西藏和控制藏人。
    自蒙古人的元朝帝王大兴喇嘛教以来，藏传佛教逐步成为蒙古全民族的信仰，达赖与班禅也成为所有蒙古人共同的精神领袖。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如果能够控制西藏和西藏的的宗教领袖，那就可以在很大程上控制蒙古人。反之，如果不进行这种控制，让西藏和蒙古自己联合起来，就很容易形成祸根。轻则失去西部百万里之地，重则威胁整个大清的社稷江山。
    为了利用西藏宗教和对西藏进行笼络，清朝皇帝带头推广喇嘛教，包括自己受戒。顺治年代，五世达赖喇嘛应邀到北京，顺治皇帝亲自出城迎接。当时采取的礼仪是二人平起平坐。藏人后来因此而强调，达喇嘛与清朝皇帝是＂帝—师＂关系，而非＂君—臣＂关系。不过，如果保持客观心态的话，应该能看到在那种表面的尊崇之下，清朝存在着很强的利用之心。以清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乾隆的话说：“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指达赖和班禅），各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除了在目的上表明对西藏宗教出于利用之心，乾隆还特地以“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之辞表明自己并非真信西藏宗教。清代史学家魏源对此也有总结：＂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
    除了从宗教和感情上笼络西藏，清朝也对西藏采取了政治、行政和军事上的措施，以达到对西藏的实际控制。清初中国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国力强大，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周边势力无能与之敌。而当时西藏内讧不已，战乱纷争，又值以达赖为代表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急剧扩张，与自元以来一直统治西藏的蒙古汗王发生激烈的权力争斗。各方势力都需要寻求自己的靠山和保护者，也需要一个居高临下的仲裁权威，清王朝正好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当时每逢西藏地方统治者之间发生纷争，双方都争着向清廷申辩和解释各自的行动，争取清廷援助，清廷也就利用那些时机，或是派兵入藏平乱安抚，或是进行审判裁决，得以实现对西藏的进一步控制，扩大清对西藏的权力和影响。清对西藏进行的重大制度变动或人事变动，几乎都是在对西藏用兵之后挟余威而完成的。这是当时西藏与清王朝之间的典型关系。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当时的西藏还有一个抵御外敌侵略的问题，它北邻强悍的准噶尔蒙古，南与善战的廓尔喀人接壤，以它自身的实力，不足以威慑侵略者，发生战争也难以取胜。这也使得西藏有依附清廷需要。有大清的保护伞，可以威慑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发生战争也可以得到救援。清政府利用西藏的这种需要，自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起开始在西藏驻军，系统地控制西藏的要隘、大路等军事要害，从而进一步控制了西藏。清朝在西藏的驻军保持了近二百年，一直到清亡.
    为了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清王朝还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仲裁地位，如清初年＂蒙强番弱＂，故采取＂抑蒙扶番＂之政策，后蒙古力量逐渐衰落，又改为＂扶蒙抑番＂。在西藏内部采取＂多立头目，以分势＂的策略，使其彼此牵制，不能擅权。当达赖势力强大之后，转而扶持班禅以为平衡。这种分而治之使各方势力无论求发展还是求自保都不能不依附清廷。
     从1727年（雍正五年）开始，清朝开始向西藏派驻＂驻藏大臣＂，直到辛亥革命，历185年，从未间断。对于驻藏大臣的角色，今天的北京与达兰萨拉的宣传机器各执一词。北京方面一直宣称驻藏大臣是国对西藏具有主权的标志，是代表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主权管理的官员。达赖方面则说驻藏大臣不过是满清皇帝的大使，负责传递消息而已，顶多对西藏政务充当一下顾问的角色，从来没有实际权力。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先引用上世纪末一位名叫达斯（Sarat　Chandra　Das）的外国人的描述。1881年，他在西藏江孜目睹过驻藏大臣的一次游行。那次游行是为庆祝大清皇帝登基周年举行。“一些人抬着大约两英尺见方的木板，上面写着驻藏大臣的官职及对整个西藏行使最高权力的委任状。除了驻藏大臣的随员及侍从外，还有来自卫藏地区的大约三百名高僧及达官显贵。八名中国士兵抬着一驻藏大臣的轿子。大约五十名藏兵拉着拴在轿杠上的长绳索。队伍在圣殿及去世圣人的灵塔前致意之后，由傅拉协摆率领从东门走出寺院。政府官员走在前列，军需队尾随其后。然后是中国官员，最后是乘坐着华丽轿子的首席驻藏大臣。在整个行进过程中，西藏人始终处于次要地位。中国人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炫耀其至高无上的权力……”
    1950年11月西藏噶厦政府面对中共大兵压境时发出的《致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书》，曾经这样界定清朝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在1912年以前的年代里，中国皇帝与至尊达赖喇嘛个人之间确实有过亲密友的关系。这种联系和交往是滋生于一种共同的信仰基础之上的、可以准确地描述为宗教导师与其世俗的追随者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政治含意。＂
    然而，“追随者＂和“信徒＂在“导师＂的领地如此耍威风，是难以说服人的。事实上，清朝皇帝至少两次革除过西藏最高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名号（六世达赖和十三世达赖），规定所有的达赖转世灵都要经皇帝批准认可。清还对原属西藏管辖的地区进行了分割──设西宁大臣治理青海，将东部藏区划归四川、云南等内地省份，在那些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以缩小西藏的地方势力。至今中国治下的“西藏自治区＂，亦是按那时划分的界线。
    因此，中国皇帝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肯定是有“政治含意＂的。至少在中国皇帝一方，是把西藏当作臣属的，而西藏一方，至少也不敢公开反抗。除此，其它的解释难以自圆其说。
    然而，换一个角度看，主张西藏历史上一直保持独立的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所谓＂天高皇帝远＂形容西藏再合适不过。坐在万里之外的紫禁城宝座上的中国皇帝，有多少时间顾得上西藏呢？而驻在拉萨的国皇帝代表——驻藏大臣，对西藏到底有多少实际权力，也的确存在疑问。
    有一个小故事对此是很好的注解：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清朝的驻藏大臣任命了一个名叫然巴的西藏贵族担任政府（噶厦）大臣（噶伦）。根据章程规定，驻藏大臣有这个权力。但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召了然巴，对他说：＂驻藏大臣已委你为噶厦成员，但你不是我的噶厦成员。＂这一句话就足够了。然巴立刻离开拉萨，回到他自己的庄园不再露面。于是噶厦就去向驻藏大臣呈报──然巴死了。驻藏大臣当然不相信几天前还好端端的然巴突然会死，可即使怀疑其中有诈，他又上哪去找出然巴，证明其没死呢？最终他只好同意十三世达赖喇嘛委任的人担当噶伦。章程赋予他的权力在实际中等于不存在。
    这个小故事可以作为当时中藏关系的典型写照，充分地表现了驻藏大臣的无奈。但是不管怎么样，十三世达赖喇嘛不能对驻藏大臣说：“这是我的国家，我想任命谁跟你没关系。＂所以，应该承认国对西藏拥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只不过那控制的开始时间是在十八世纪的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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