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普通邮票研究的特点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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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2年1月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简称集邮联）成立后，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中国集邮文化事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蓬勃发展。无论是主题集邮文化活动、中外集邮文化交流，各级集邮展览还是集邮学术研究，可谓厚积薄发而全面丰收。本文着重就40多年来新中国普通邮票研究的特点及主要成果作个综述，以此求教诸位方家学者。

    一、百花齐放：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普通邮票研究的特点
    普通邮票是最为常见、面值设置最多、应用范围最广的邮票。对新中国普通邮票（简称普票，下同）的研究，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现在发行的所有普通邮票的发行背景、设计艺术、印刷工艺、邮票用纸、版别版式、刷色差异、齿孔、铭记、背胶、组外品、变体票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从中发现邮票与邮政千丝万缕的联系，做到“以史带票”，又能“以票证史”。综观40多年来在普票研究领域先有吴廷琦、刘广实、唐无忌、徐星瑛、赵人龙、白而强等集邮前辈开路指引，后有众多中青年集邮骨干快步紧跟，普票研究形成了如下四个特点：
   （一）研究范围从旧币值普票向各时期普票拓展
   改革开放初期，“刚刚恢复的集邮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很有限，而且交流平台也局限于为数不多的几家集邮媒体。”（集邮联《中国集邮史》第609页，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普票专家唐无忌老师在他的邮文里写道：“70年代后期，毅然停止外邮收集，改集新中国普通邮票，重点放在50年代初期我国旧币面值的普票，而加字改值普票是重点的重点”（《集邮》1987年第9期）。”随着中华全国集邮联的成立，特别是1983年2月在广州召开了集邮联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中国集邮史上第一次成立了专门从事集邮研究的组织，它标志着集邮学术研究作为集邮活动的重要内容受到空前重视。1983年11月创刊的《集邮研究》杂志（图1a/b)，是一份以研究邮票与集邮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性、理论性、资料性的集邮刊物。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创办的邮刊里面也有多篇关于普票研究的文章，较好的推动普票研究的普及与深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白而强、吴廷琦、赵人龙、唐无忌、刘广实等老师先后在《集邮研究》《集邮》《北京集邮》等邮刊发表普票研究文章。后来常珉、王泰来、许明亮、朱培基、钱希清、纪觉英、李秋实、陈国成、赵岳等也加入普票研究的行列，撰写发表了大量邮文，内容涵盖到新中国各个时期发行的普通邮票。
  （二）研究方式从单向度邮文研究向双向度邮集邮文研究并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思想的解放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集邮人士改变以往单一撰写邮文搞研究的方式，而是结合编组不同时期的普票邮集，一方面可以让普票研究成果以邮集方式与大家交流；另一方面通过邮集切合“全、难、罕、新”的要求，加大普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两者相辅相成，让普票学术研究渐入实物与邮学史料有效结合的佳境。最初在1983年全国首届邮展中吴廷琦《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邮票》邮集荣获银奖，唐无忌《新中国加字改值普通邮票（1950-195年）》荣获铜奖，两位老师将邮集修改后分别参加1989年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和法国世界邮展，获得铜奖和镀银奖。获奖后唐老师在《集邮》杂志1987年第9期发表了“我的新中国改字改值普通邮票（1950-1951年）获奖邮集”，与大家分享了邮集编组思路、组集心得及改进意见。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邮展中普票题材邮集还属少数，而到九十年代普票邮集在传统类展品呈现蓬勃发展之势。1991上海全国邮展有12部普票邮集参展，其中徐宝煌《新中国普票（1950-1964年）》捧得大金奖，常珉《新中国旧人民币面值普票（1950-1954）》荣获金奖。1993年北京全国邮展一下子有14部普票邮集同场竞技成绩喜人，荣获金奖3个（道文进、常珉、孙建树）（括号内为邮集作者姓名，下同），镀金奖3个（容源辉、陈国成、叶国闽），其余邮集获奖成绩没有比银奖更低的。在1997重庆全国邮展继续沿袭良好的发展势头，迎来一个丰收年，有17部普票邮集同台角逐，获得1个大金奖（邓琳姝）、1个金奖（陈国成）、 4个大镀金奖（徐宝煌、李秋实、蔡少明、容源辉）、2个镀金奖（夏晓明、张存荣），邮集作者来自大江南北。1998年入选天津全国邮展的5部普票邮集获得2个金奖（邓琳姝、陈国成），3个大镀金奖（容源辉、王月林、陈慰星），凸现普票邮集的竞争实力。进入新世纪后的2001南京和2003重庆两次全国邮展，陈国成和吕景新的普票邮集双双荣获大金奖，吴书庆、李秋实、蔡少明等人的邮集分获金奖与大镀金奖，并继续在2008南昌、2010杭州、2014长沙等全国邮展获得高奖。这些普票邮集作者基本上都是专注普票研究的行家里手，他们在普票研究中理清邮集编组的方向与计划；在编组邮集中找出普票研究的重点与不足，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三）研究交流从集邮者单向沟通向专业平台多元互动
   改革开放后不久，1980年1月《集邮》杂志复刊。1983年2月全国集邮联成立专门的学术委员会。1983年6月成立了中国集邮出版社，同年11月《集邮研究》杂志创刊，这些举措标志着集邮学术研究作为集邮活动的重要内容受到空前的重视。中国集邮研究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有了组织和制度的保证，有了可以沟通探讨邮学的平台，也大大促进了新中国普票研究从以往集邮者的单向沟通转向群体平台研究的多元互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吴廷琦、刘广实、唐无忌、徐星瑛、赵人龙、白而强、钱永昌等老前辈经常鱼雁往来，共同探讨新中国普票印制、发行中的疑点、难点（详见吴廷琦《延陵集邮文存》20多封往来信札），厘清不少彼此疑惑的问题。进入新世纪后，一批有志于新中国普票学术研究的中青年在老一辈集邮家支持鼓励下，于2001年9月借南京全国邮展开幕的东风，成立了新中国普票研究会。50多位来自天南地北的普票爱好者与出席成立大会的福建省邮协杨理正会长、江苏省邮协栾桂馨、杨勇伟、葛建亚等领导一起见证这个旨在探讨研究新中国普票为主要对象的较为专业的集邮团体诞生，福建陈国成以及江苏徐宝煌、香港纪觉英分别被推选为首届正、副会长。普票会成立至今20年来出版会刊《普邮研究》，刊发有研究价值的普票邮文近500篇，牵头举办三届全国性“中国普票学术研讨会”，先后共评选出95多篇获奖论文进行表彰，时任集邮联会长杨贤足、副会长刘广实、许孔让等领导为首届普票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作者颁奖。20年来普票会会员各类别邮集在全国邮展获得280枚奖牌；在亚洲和世界邮展获得182枚奖牌。会员出版各种学术专著39部，其中副会长赵岳《德纳罗密档》专著在2018年泰国世界邮展获得大金奖；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集邮图书评选中陈国成的普票专著和陆游的专著获一等奖，副会长沈敦武等7位会员邮书分获二三等奖。陈国成的《新中国普通邮票》专著（图5a)荣获2018年布拉格世界邮展镀金奖，李秋实的《新中国普票图鉴》荣获2019年武汉世界邮展镀金奖。这些都显示出通过“集约探讨，重点攻关”普票研究取得很好的效果。
   （四）研究途径从线下研究转向线上线下双结合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互联网时代手机微信普遍使用，集邮人之间信息传递更加快捷与准确，大大促进了对集邮尤其是对普通邮票的传统研究。一个整版的普通邮票通过扫描后放到电脑桌面，放到微信群里，大家可以同时了解到成品全张邮票的齿孔排列方式、齿孔度数、色标、厂铭、电眼、校正线位置，甚至某一位置邮票的子模特征。即使手中暂无实物的同好们也可以据此进行有效的研究，及时交流彼此的研究心得。例如笔者多年前在编组《新中国早期普通邮票（1950-1955）》邮集时，发现“普3”800元面值部分版票100号票位邮票图案上天安门屋顶与华表之间天空多了一只凌空的“大雁”，我及时将此子模特征在相关集邮网站发布，并与会员探讨后，又购买了四版有此子模特征的版票，撰写《“普3”800元邮票发行“大雁”子模特征》邮文并发表在2013年11月23日《中国集邮报》；对《“普7”5种面值邮票存在不同版式探讨》，同样也是利用网上便捷研究取得共识，并将此研究成果在2014年第5期《集邮博览》刊出。我们还开展“线上共享研究”，联手福建省邮协邮展委举办2013年首届中国普通邮票网络邮展和2018年第二届中国普票网络邮展，共有68部获奖邮集长期在《八闽集邮网》展示，被《中国集邮报》主任记者王宏伟会士誉称为“不落幕的邮展”，获奖邮集的作者也分别在2018年常州和2016年西安全国邮展期间出席普票会举办的颁奖大会，时任全国集邮联杨利民会长，孙蒋涛副会长等领导为邮集作者颁奖，鼓励大家戒骄戒躁，编组出更优秀的邮集。
    二、厚积薄发：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普通邮票研究的成果
    40多年来在全国集邮联和各省市邮协推动下，在许多集邮前辈带动下，新中国普通邮票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方面研究均取得可喜的成绩，具体成果如下四方面：
  （一）以普票邮票史研究为范式，重点厘清普票特殊时期发行时间
   1.明确新中国解放初期普票发行时间，如普1的发行日期应以“邮电部邮政总局供字第64号”文件《为发行全国通用天安门普通邮票通令》发布的时间——1950年2月10日为准，而不能以提前使用于1950年2月8日的实寄封为依据否定法定的发行日期。“提前售用”不等于提前发行，1950年2月10日确定是“普1”的发行日期不容置疑。（详见陈国成《新中国第一套普通邮票的研究》中国2009国际集邮高峰论坛论文集二等奖论文）
   2.明确几套加字改值普票最早使用的时间。①第一套加字改值邮票不少集邮者依据邮政总局发布的供第271号通令的时间1950年5月5日作为“改1”正式发行时间，但随着部分集邮者根据手中的实寄封、旧票、残片等邮品使用的时间，并结合相关邮政史料，推论出“改1”的200元、500元、800元和1000元四种面值邮票发售使用时间为1950年2月下旬，其中最早使用实物是笔者收藏的贴有1000元面值邮票销“天津1950.2.24”邮戳的横3连残片（详见陈国成《新中国第一套加字改值邮票研究》《2008年全国集邮学术研讨会获奖论文集》二等奖论文）。②关于第四套加字改值邮票（俗称改4）发行时间普票专家唐无忌、吴廷琦等老师根据收集到多件销有1950年7月份邮戳贴有“改4”800元邮票的实寄封，证实“改4”800元面值票的发行日期肯定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公布的1950年8月30日。笔者依据《近代邮刊》《新中华邮讯》史料，结合自己收藏的贴有“改4”800元票销“北京1950.6.28”邮戳寄吉林的实寄封，撰写了《“改4”发行日期的探讨》刊发1995年第6期《上海集邮》，笔者这一观点在2002年版《中国邮票史》第七卷介绍引用。③明确“改8”、“改9”的发行时间。四川刘道宜依据1951年5月19日出版的《邮电部公报》里《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供字第129号通令》撰文《“5.19”有依据》（《集邮》1995年11期）；而东北许明亮在1996年第2期《集邮》撰文《“改8”邮票的发行日期是5月1日》，主要依据是邮电部东北邮电管理局供调字221号《停售东北币邮票发行发售人民币邮票的指示》，证明了“改8”、“改9”在5月1日的发售绝不是个别窗口的提前出售。经过探讨后比较统一的意见就是5月1日作为“改8”、“改9”实际发售日，而5月19日作为通令发布日即邮票正式发行日则合情合理。
   3.明确“文革”后期“普16”多枚邮票不存在“所谓”超前使用。
   针对集邮者手中不在少数的贴有“普16”3分、4分、20分和50分四种面值票实寄封，其使用日期均早于《邮票目录》所标注的发行时间（即所谓的“超前封”），根据狄超英、何欣先生提供的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相关资料，弄清楚“普16”全套14枚邮票分作三次发行，其中3分、4分、20分和50分面值票是发售于1974年8月15日而非1975年11月12日，故晚于1974年8月15日使用的上述面值票不存在“超前使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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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普票收藏为载体，发掘出不少新中国普票的珍罕邮品
   经过40多年来不断发掘，涌现出新中国普票各类变体邮票，主要集中三个时间段：
   1.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变体邮品主要在“普1”“普4”为多。以“普1”为例，仅漏齿长尾票就有500元、800元、2000元，还有200元直齿大移位，2000元齿孔大移位和10000元跳齿变体票，200元长尾票实寄封。“普4”的变体票当以800元横缝双重漏齿最为珍罕；其次是800元折白变体票和1000元折白变体票，还有400元的双面印与接纸印变体票。值得一提“普2”4000元未发行票，之前邮政部门将它视为异类严禁展出。在集邮联支持下，该票正式出现在国内外邮展成为新中国早期普票邮集不可或缺的重要素材。
   2.加字改值邮票重点在“改1”与“改10”两套普票。“改1”发现有500元的底边漏齿票、1000元P12.5和P14两种齿孔加盖大移位、800元（图30）和200元加盖大移位、500元的接纸印变体票变体票，而“改1”香港亚洲版100元邮票则是可遇不可求的珍罕品。全套6枚的“改10”最亮眼的当属中信版50元/50元加字倒盖变体票，；其次光华版50/50元横齿全漏齿版票、中信版50/50元横缝漏齿版票和光华版50/50元的直齿与横齿均漏打的四方连。
   3.文革时期普票的珍罕邮品重点在“普无号”和“普17”，除了大家熟悉的10分解放军P11.5细齿票外，8分工人中心图案下移和上移变体票；20分遵义会址宽翼变体票；8分天安门除了出现油墨污印变体票外，还发掘出接纸印的版票。“普16”的1.5分邮票发现折纸打孔漏齿变体票，“普17”8分邮票发现有部分遮白漏印和套印大移位变体票。
   4.改革开放时期变体票集中在《民居》、《长城》普票，尤以《民居》普票最为丰富。笔者在《集邮》杂志（2021年第四-七期）连载介绍民居普票四大类15种变体票：①齿孔变异类邮品精彩纷呈。有北京民居的部分漏齿版票和无齿票、云南民居漏齿大方连、上海民居、江苏民居、福建民居漏齿变体票，还有迄今为止唯一的北京民居复齿变异版票。②邮票用纸变异类琳琅满目。a.发掘出罕见的北京民居“破纸印”变体版票、上海民居“破纸印”四方连；b.6种面值民居票均出现“接纸印”变体，分别是北京民居、上海民居、陕北民居、四川民居、福建民居与浙江民居；c.四川民居的折白变体，最宽处达3.5mm；d.8种面值民居“胶面印”变体票，以“北京民居”和云南民居使用实例为罕见品。③印刷变异类佳品连连，以部分漏印、遮白和套色移位为多，仅列举东北民居、北京民居云南民居、上海民居和福建民居变体票。长城普票发现50分古北口无齿、齿孔大移位和折白等变体票；80分慕田峪部分漏齿变体票；100分八达岭变色票；30分黄崖关漏色票；200分紫荆关接纸印和胶面印和50分古北口胶面印版票，囿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三）以高水平参展为依托，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普票邮集
   40多年来在不间断的普票学术研究推动下，一茬又一茬的新中国普票邮集历经国内邮展磨炼后频频出现在亚洲国际邮展和世界邮展。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80年代仅有吴廷琦、唐无忌两位老师普票邮集参加1984年澳大利亚、1989年保加利亚与法国世界邮展以及两届亚洲邮展，最好的成绩是镀银奖。但是在两位老师带头下，上世纪90年代就有徐宝煌、常珉、邓琳姝、陈国成、孙建树、吴书庆、容源辉、胡不为等人12部普票邮集分别参加12次世界邮展和10次亚洲邮展，获奖成绩比80年代前进了一步，分别获得镀金奖7次，大银奖9次，银奖1次。令人可喜的作为青少年参赛的陈慰星、王月林的普票邮集双双在1999北京世界邮展荣获大镀金奖+特别奖，显示普票研究后继有人。进入新世纪后普票邮集参展势头更胜以往，无论从数量到质量均有新的发展。邮集作者除了上面介绍过的以外，吕景新、李秋实、蔡文隆、蔡少明、麦子敬等一批普票邮集作者也先后角逐国际邮坛，取得可喜的成绩。笔者根据有关资料统计，从2000年以来，共计获得金奖6个（蔡文隆、纪觉英），大镀金奖16个（陈国成、吕景新、李秋实、吴书庆、蔡文隆、蔡少明、麦子敬、陈慰星），镀金奖19个，大银奖16个。就连1986年陆续发行的《民居》普票邮集在2018泰国世展和2019中国世展也获得了现代（传统）类的大镀金奖（胡玉良、陈国成）的好成绩。让集邮者颇感自豪的是：我们编组普票邮集在国际邮坛争金夺银，同样也能象体育健儿一样为国争光！
   (四)以集邮人才培养为目标，集结一批普票研究骨干力量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历过全国、省级邮展和国际（世界）邮展磨练，集邮联每个年度推出有针对性的集邮征文，一批专注普票研究人士和普票邮集作者脱颖而出，呈现出老中青结合的研究人才梯队。吴廷琦、刘广实、唐无忌、赵人龙、徐星瑛、白而强等老一辈集邮家在前面带头引路，紧接着常珉、傅骥、李秋实、吴书庆、蔡少明、吕景新、徐宝煌、胡不为、沈敦武、陈国成等人紧紧跟上，港澳台集邮家纪觉英、姚鸿光、蔡文隆等人也加入新中国普票研究团队，十多年来还涌现出赵岳、赵洪波等中青年集邮家在国内外邮展异军突起。令人可喜的是各省（市、区）还有一批普票邮集（邮文）作者崭露头角，仅举2021年江苏省邮展为例，就有8部新中国普票邮集参展，获得1个大镀金奖（沈明）、2个镀金奖（孙迁、徐中曙）、5个银奖的良好成绩，从中可以看到普票研究雄厚的群众基础。上述的邮集作者加上经常在集邮报刊分享研究成果的邮文作者，集结成一批普票研究的骨干力量，为我们中国集邮研究队伍增加了人才储备，确保中国集邮文化研究取得更好的成绩！

（作者：陈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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