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早期银信局－王顺兴信局实寄封之信用戳记

苏建初 · 发表于 2007-11-18 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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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南早期银信局－王顺兴信局实寄封之信用戳记
                                                                                 ¤苏建初

   我的一框邮集<<泉州早期侨批>>,参加了2007年9月2日在福建泰宁举办的<<海峡情--两岸集邮展览>>，获一框邮政历史竞赛类一等奖。现将该邮集中的两枚1909年(己西年)通过王顺兴信局运递的实寄封作个简单的介绍。批封的正背面参见(图一)。另一批封的背封盖用的信用戳记更为清晰，一并展示如(图二)。信用戳为竖式文字戳，戳记全文如下:
                                 泉城新门外王宫乡王为针偕弟为奇
                                                            在泉办理邮政分局并收岷信逐帮缴
                                 回所有分送信项概用大银无收酒资
                                                            寓岷新街尾新路异文斋门牌第69号
   戳文详列国内海外地址,并将该号之执掌人及其经营风范守则详陈其中，广为宣之以彰显信用。这种形式的侨批信用戳记让人一目了然，在清末时期甚称最富创意、最实效、便捷省钱的宣传广告。其戳记文字多达60字,创造了已知侨批戳记文字之最。


[ 本帖最后由苏建初于 2007-11-18 03:00 编辑 ]

苏建初 · 发表于 2007-11-18 02:16

据史料记载:泉州王顺兴信局创始人王世碑于1851年(清咸丰元年) “往厦门谋生,经友人介绍,在川走厦门与小吕宋间的大帆船上工作”。当时他年仅19岁，“开初不过为熟人义务传递(银信)并不收费”, “由于他信用日著，互相传报，即使不认识的人，也辗转托人请其传书，给予酬劳。王世碑以此逐不再做船工，而以代客传信款为业”。他就是这样开始做起“走水”生意,之后逐成为富有名望的“客头”。在闽南地区，他干“客头”这行档也算是较早之人。
考<<泉州市邮电志>>载：“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泉州王世碑在新门外王宫村家中开设王顺兴信局。”事实是:在王世碑1898年向大清局厦门邮务总局“挂号”办理营业之前，他看到业务亦益盛, “逐召其两儿子为针与为奇往菲协助,商得在马尼拉的林姓友人同意，将其开设的异文斋刻印店店屋腾让出一部份,开设王顺兴信局，专营信款及汇兑业务。”尽管他很早以前就在岷正式开馆设局,但在目前仍缺少凭证实据的情况下，暂仅能以其向大清官局正式“挂号”时间为限。这样考证早期时侨批局设立历史较为合理。王世碑老人于1912年去逝后(享寿80岁)，在其承传下辈的经营下，王顺兴信局营业愈益发展，“增用人员、分设机构，厦门以廿四崎脚会文堂书局为代理。” “信局业务日益发展，盈利日丰”。虽然王顺兴信局接连于1923年、1927年和1930年三次在海内外遭受当地警匪的敲诈、抢劫，损失巨大，但还能一直坚持到1935年才停业闭门告终。其数十年的经营之道，也足以让我辈侨批研究者们去探考、研究一番了。

苏建初 · 发表于 2007-11-18 02:21

从王顺兴信局戳记观议天一信局的发展
¤吴宝国
这是非常难得时侨批信用戳记,意义重大。戳记中“在泉办理邮政分局并收闽信”字样,不但
证实王顺兴信局早已正式向大清邮政官局“挂号”申办了营业执照,了而且成为厦门邮政总局在泉州的一个“分局”，它不但可以经办海外银信，还可以兼办国内邮政业务！这种“特殊待遇”是其他批信馆无法企及的。这应是侨批研究的新发现！
这枚信用戳记公布了该局海内外营业地址。清末经营侨批银信者,能具营业埸所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用现代语言讲,具备此“硬件”者才算得上“批馆信局”。那些走街串巷四处收揽银信者,只能算作“走街仔”,无固定营业场所的商业活动,对于侨批经营来说,证明其尚未排脱“水客”的地位。顺便说说，大都数“侨批”研究爱好者，将“水客”和“客头”混为一谈,错矣！“客头”比一般“水客”资格更老,经济实力更为雄厚,能解决和办理一般“水客”无能力办到的事,比如:出洋时携带大批货物特产往售,护送“新客”通关南渡,打通关节等等。也有的“客头”做久做大了,甚至雇佣下手,比如:天一信局创办人-郭有品就曾被宋帮“客头”雇佣为“批脚”(李英杰<<闽南天一信局简史>>1996年5月)。再者,有些侨批信局研究者,不知是无知或者是有意,笼统地将某人在干“水客”或“客头”时期的这段经历也当成是在办“侨批局”？！实觉可悲又可笑。要知道，“客头”只是形成初期批馆信局的胚胎。

苏建初 · 发表于 2007-11-18 02:23

这枚信用戳宣传“概用大银无收酒资”,比起以后的天一信局及其他“专分大银不收工资”,之类戳记的使用要早得多。信用戳局应用是侨批一大特色,相对而言,闽南侨批在信用戳的使用要比其他地方更早、更普遍、更具特色,简直就是侨批发展的时代烙印。清未民初是中国民间使用货币最混乱的时期,南方及沿海沿江大肆更甚。侨批就是金融业,主要业务是办理汇款寄钱,保证金融信用才是其生存的基础。
这枚信用戳记,让笔者想到:为什么名声显赫的天一信局,留存至今的实寄封上,还没能看到比王顺兴信用戳更早,更完善的信用戳记？不知研究天一信局的朋友们是否注意到:为什公恰恰在王顺兴信局己具规模的时候,也就是清未民初(1901年-1915年)这十几年里,却成为最难得一见天一实寄封的时期？据笔者了解,苏建初收藏的1917年发自菲律宾宿务的银信,应该是目前发现较早的实寄封了。(图三)批封盖有“天一汇兑银信局,宿务黄雅焱理信”, “

(76)帮”及安海“六年九月六日”1917.10.21)全线英汉三格式戳。若推算,按每月由宿务发送三至五帮批银送达马尼拉汇总,然后统一运往国内解付,黄雅焱开办为天一信局代理揽收银信业务,再早也早不过1915年！
造成这种“断层”现象,是不是可以说,这阶段是天一信局经营比较衰弱的时期呢？笔者认为,即使曾出现这种情况也不难理解。郭有品辛辛苦苦搭建起来的代理机制,尚末形成网络,就不幸于1901年5月12日在厦门染上鼠疫身亡,而这时王顺兴信局的王世碑才69岁,且有二个状年的儿子鼎力协助,1909年之前又将这摊银信生意完全交给“王为针偕弟为奇”令他们两人“在泉州及吕宋两地轮流主持,三年一换”。事实上，王家第二代人亲自接管和经营信局,总比当时年仅17岁的郭有品长子郭行钟, “在其堂兄郭行端辅助下接管天一业务”要来得踏实。两者孰优孰劣？

苏建初 · 发表于 2007-11-18 02:37

或许有人会问:天一信局因利用“山票”投机失败于1928年1月28日招致倒闭,王顺兴信局虽然坚持到1935年,也终因做“票水”(汇价)生意亏空而告闭关门,但为什么天一信局的名声要来得出名呢？
作为集邮学术研究,是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不是粉饰历史,不要夸大其词,不要单挑好的说,应该实事求是。基于这种观念,笔者一再强调:天一信局的出名不在于它设局时间的早晚先后,而在于它能在1915年以后迅速崛起,重新打出“郭有品天一批郊”的招牌,并开始抢占菲律宾以外南洋的其他埠头市场,物色生意伙伴和代理商号,走“杂局”的发展路子。而王顺兴信局太守旧经营,无创新拓展精神,托批寄款对象只局限于菲律宾这一地盘,且以马尼拉区域为主,老是停留在马尼拉—厦门—泉州间往来反复,单调地走“专局”这条路。另外王顺兴信局自诩服务比较周到,所用人员较他局为多,工资亦较高,因而揽收客户费用也较其他信局来的高等等,都制约了其自身的业务发展。其次,天一信局的成名,最重要的还在于它较早地完成了海外批银的传送，从初级、原始的“走单帮”形式,快速地向国际连锁经营模式的转化。特别是1915年以后十二年里,建立起一整套代理揽收、承转交接、委托分解以及资金头寸调拨的机制,确保金融运作的高效率和商业诚信,为后来的侨批业经营奠定了基本模式,有关天一信局的资料缺乏,至今大都为道听途说。但其经营规模之大,信誉之卓著，影响之广泛,且在中外侨批史上占有重要之地位,还是应给予肯定的。
笔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认识王顺兴信局始创人王世碑的嫡孙王清乾先生，他居其父王为奇五个儿子中排末位,他老早就集邮了,也可算个老集邮家。他住在前辈当年经营侨批的地方,是座二层带塔楼的西式大厦洋楼,挺气派的,四周有围墙,前后左右有庭院花园。(参见图四)围墙外是一排排的长长工房,据说是到“批帮”时的作业场所,现都已破损倒塌。王顺兴鼎盛时,又在马尼拉增设<<顺兴布店>>,在泉州新桥头开<<顺成钱庄>>,其后又与友人合股创办<<太原汽车公司>>,对家乡公益教育事业亦尽力之所及,备受家乡赞颂。可惜这么重要的闽南侨批遗址,居然没引起当今社会和本地政府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