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

雪泥鸿爪

第一套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铭的有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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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由来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关于新中国的国体，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反复酝酿，确定为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的政体确定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些有关建国的基本问题，经向新政协筹备会各方面代表宣传和解释而达成基本一致的意见。对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名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此前的文件、指示中，一般常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在新政协筹备会起草各项文件的过程中，一些代表对这个国名进行了讨论。
　　负责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第四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以董必武为首的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先后三次开会，逐一讨论了国家名称、国家属性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并征求了有关专家的意见，写成了政府组织法的草案初稿。经8月17日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为组织法的初步草案。在这个初步草案里，新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已到北平的政协代表及各方面有关人士作《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报告。关于国名问题，周恩来解释说：“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而这两个都包含了民主的含义。在国体上是用共和，在性质上则用民主。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两字比较好，所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可以说是民主了。在外国，“共和”和“民主”是一个字，而在中国，却将它定为两个字了。周恩来继续说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作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时只能是旧民主主义的。在那以后由不完备的旧民主主义进步到完备的新民主主义。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应该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因此，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是很适当的。
　　9月22日，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报告对组织法草案的总纲作了几点说明，第一点就是关于国家名称问题。董必武说：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这个意见，为政协全体会议所接受。向大会提交的几个文件中，原来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均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正式确定，完整准确地体现了新中国的国体，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经过新中国50年的蓬勃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已经成为全中国各族人民历久不息的凝聚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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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诞生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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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毛泽东致辞。最后他呼了三个口号。其中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在新政协筹委会组织条例中，提到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
    在历时五天的会议中，没有人对国名提出不同看法。直到最后一天讨论最后一份文件时，张奚若先生提出质疑。
    从新政协筹备会各小组名单中，可以看到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是第四小组。会议主席张志让先生正在组织讨论。
    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先生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位先生的意见被整理成书面报告，打印了30份，抄送新政协筹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各组长：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他们认为，民主和共和无并列之必要。汉语使用的共和国一词纯系翻译西文列坡勃立克，这个词与共和二字在我国经典上的原意并无关系。西文一字当初并非不可译为民主国。因为西文的德谟克拉西与列坡勃立克的字面含义原无根本区别。不过前者指民主的政治体制，而后者指民主的国家。
    这个意见与张奚若先生的意见大同小异。
    第四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董必武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有一个报告。董必武总结了第四小组的工作，他说，第一次小组会广泛交换了意见。因为没有准备，没有参考资料，有点漫谈的性质。于是推举张志让等七人先准备一个讨论提纲，以便小组全体会上讨论时，可获得若干基本的共同意见。第二次小组会根据提纲起草委员会所提“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基本意见趋于一致。有些意见仍留待起草委员会去斟酌。然后，公推董必武等人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第三次小组会议通过，做文字修改后，提交新政协筹备会作了原则的通过，准备提交政协大会去讨论.
     关于组织法草案的总纲，董必武说，国家名称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讲演，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政协代表提案第四案是由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谭平山、梁希、许德珩、吴耀宗提出来的。
    为提议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中简称中华民国，另由政府以法令规定。提案请大会公决。
    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这次新政协筹委会所通过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确能代表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后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及人民。这一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变革，必须把旧民主时代遗留下来的、本质上不同的、并且为汉奸卖国贼用过的，在中国人民中间已没有一点好感的“中华民国”四个字，毫无留恋地予以取消。
    否则，在我们将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喊起口号来，难道还要有两种？把已经走上死亡道路的旧中华民国再喊万岁吗？难道纪元已改为公元1949年，而仍可以简写中华民国38年吗？
    我们提议，主张统一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把简称中华民国几个字在中国人民政府所有的文件中一律予以取消。
    1949年9月25日深夜，司徒美堂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道：“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二三十位七十老翁接到了同样的请柬。
    周恩来作为东道主，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除三几个人外，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们国家有句古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专门听取长者的发言。
    各位在讨论三大文件时，都看见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他曾在江南乡试中举，也曾加入过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窃国的斗争。他认为，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稍稍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说，政协会议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紧接着，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老人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这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委婉地结束了她的意见。
    第三位发言者是辛亥革命后归隐了38年的生平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它没有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这时，司徒美堂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对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年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以后才改？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口学家马寅初立即表示拥护司徒美堂的意见，他又加以补充说，简称实在不伦不类，不像话的。
    教育学家车向忱又从教育群众的方面阐述了司徒美堂的观点，至于人民一时不能接受的问题，这只是宣传教育的事。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个革命的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老百姓是不是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中华民主同盟会主席张澜和既当过清末翰林又曾留学日本的陈叔通也发表了去掉“中华民国”的意见。
    法律学家沈钧儒从法律观点解释了简称问题。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政协会议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万万不可如此。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如果一定写上，那么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
    周恩来最后说，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送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做出最后决定。
    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第六天的记录是这样的：简称“中华民国”一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大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在毛泽东开幕辞中也讲过。同时，“中华民国”这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会禁止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所用的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其次我们主张用公元纪年，同样也不禁止用38年，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统一的公元的年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性的规定。
    这以后，政协一次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就去掉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黄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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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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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怎样诞生的？



　　  

     1949年7月，32岁的曾联松在上海设计了国旗图案——五星红旗。然而，在征集到的三千余幅国旗设计图案中，五星红旗图案最初却未受重视。

　　1949年的8月中旬，北平饭店413房间被辟成临时选阅室，陈列着3012幅应征的国旗图案供与会的政协委员进行初评。

　　委员们一致看好三幅红底黄色的图案——第一幅是上面一颗金色的大星，旗下三分之一处是一条黄色的横杠；第二幅是上面一颗金色的大星，下面两条横杠；第三幅是上面一颗大星，下面三条横杠。

　　说明书上写道：金色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权，第一条横杠代表黄河、第二条横杠代表长江、 第三条横杠代表珠江，意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

　　五星红旗图案在第一轮的筛选中就被淘汰了！

　　为慎重起见，评选小组将上述三幅图案和其他几十幅图案汇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供大家再一次讨论。

　　编印资料时，田汉问：＂怎么没把那幅五颗星的图案收进去？＂他从被淘汰的一堆设计图案的最底下翻出了那幅图案：＂这个设计简洁大方，而且寓意也深，你们认为呢？＂

　　看得出，大家并不太喜欢这幅图案。短暂的沉默后终于有人吞舌吐吐地说：＂许多人觉得这幅图案好像有点似曾相识的味道。＂在三千多幅应证稿件中，几乎有四分之三的设计图不是模仿苏联国旗就是模仿美国国旗，有的甚至是模仿欧洲一些小国家的国旗。所以在第一眼看到五星红旗时，大家就把它放在了一边。

　　＂它像什么？＂田汉问。

　　＂像苏联国旗！＂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田汉又仔细地看了看图案，然后用手遮住了大星中的镰刀和斧头：＂假如拿掉了这个呢？＂

　　大家点起头来。

　　＂是不是把这张也编进去？＂田汉说。

　　工作人员在它的右上角写上了＂32号＂。

　　几天后，收集了38幅图案的《国旗图案参考资料》送到了毛泽东和代表们的手里。

　　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们。张治中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对国旗的看法：＂你不是说过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吗，在国旗上画一道杠，有把国土一分为二的嫌疑！再讲，用一条杠子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孙猴子的金箍棒！＂

　　与此同时，田汉把五星红旗的图案交到了毛泽东的手里。毛泽东把眼光定格在了大星中的镰刀斧头上，微微皱起了眉头。田汉马上说：＂镰刀和斧头的图案我认为可以拿掉，这并不妨碍整体的效果，反而更简洁了。＂

　　毛泽东的眉头舒展开了。

　　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9月28日，国旗图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9月29日，市民争相订购国旗，旗帜加工厂的工人以空前高涨的热情夜以继日地投入到了国旗的制作中。

　　10月1日，家家户户门前的五星红旗与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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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制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重任，落到了缝纫社女工赵文瑞身上。
　　刚从家庭妇女成为工人的赵文瑞，双手接过新的国旗图案，欣喜的泪珠夺眶而出。她按照政协会议公布的国旗说明，用黄缎子剪出两颗大五角星，八颗小五角星。精确地贴在红绸的正反两面，五角比齐对正，一针一线地缝制。长长的彩线，精细的针脚，缝进了赵文瑞对新生活的向往，缝进了赵文瑞对新中国的热爱。
　　9月30日下午，赵文瑞缝制成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送到了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送到了毛主席面前。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成了全世界所瞩目的焦点，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诞生了。
　　开国大典升国旗时，林治远奉命站在毛主席身旁协助升旗。
　　升旗电钮设置在一个三脚架上，林治远经工作人员指点，把三脚架放在毛主席将要站立的地方。
　　接受前一天晚上的教训，为防止意外，经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同意，林治远还安排梁昌寿守候在旗杆下，准备万一毛主席按动电钮时国旗升到顶还不停止，就立刻切断电源。
　　下午2时55分，毛泽东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登上天安门城楼。3时整，历史性的时刻来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旗。”
　　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意识到这句话有明显缺陷，赶紧小声提醒道：“请毛主席升国旗。”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次，增加了一个“国”字。
　　毛泽东大步走到升旗按钮前，用那双指挥百万雄狮的巨手，按动了电钮。
　　那面巨大的国旗缓缓地升到天安门上空，在22．5米高的白色铁杆上高高飘扬，在新中国的首都上空高高飘扬。
　　这面傲然飞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蓝天之上的五星红旗，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这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推翻了沉重地压在中华民族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真正获得了独立、自由、解放的不朽历史记录。
　　此时，亲手缝制这面五星红旗的普通女工赵文瑞就站在国旗杆下。目睹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她不禁热泪盈眶。
　　10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登载了新华社记者李普采写的报道开国大典的文章。
　　见报前，分管新华社的胡乔木审看了这篇报道。当他看到有关升旗部分内容时说：“电钮升旗的那句，要加上一根电线连着的细节，否则虽然你懂我也懂，但有些读者可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40年前的中国百姓，还有不少人相信神灵。本来就流传着解放军能飞檐走壁、神仙保佑之类的故事。如果再亲眼见到毛主席远离旗杆竟能把国旗升起来，那又不知道要编出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来。因此，胡乔木觉得，还是应该不嫌累赘，写细一些，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是用电线连着的。
　　于是，《人民日报》便有了这样的特别报道：“毛主席亲自按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这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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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现祖国与日月同辉的意思，每天让国旗与太阳同时升起和降落。根据多方提供的资料测算，太阳从跃出地平线到完全升起的时间为2分零7秒。所以，国旗从地面升至旗杆顶用这一时间长度。经多次调试后的升旗机关，恰好使两个时间吻合。
　　天安门广场国旗升降时间，是由北京天文台的天体力学专家林亨专门计算的。
　　早晨，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的地平线相切时，为升旗时间；傍晚，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地平线保持水平时为降旗时间。季节不同，国旗的升降时间也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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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草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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