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戳，其中一个戳请大家看看！

黄定光

绍兴府寄浙江南浔，中间一个杭州戳不清，请大家帮忙看看！

cannon928

著名的杭州通商场，只有几个不清的戳票供参考，抱歉！

黄定光

谢谢陈先生补充图片。

因为这个戳的上格英文hangchow，我是看明白了，是杭州的意思。
另外一部分settlemnet，我就糊涂了，按照就是拼音的翻译真不知道啥意思。看来是英文翻译了
settlement的英文翻译见http://www.iciba.com/settlement/

cannon928

上面英文的这种排列方式所见种类不多，所以还是可以大致认出来的。

黄定光

这是一个完整的实寄封，杭州通商场只是作为中转戳

昨天的我

这个上面不是英文而是威什么的，具体名字忘记了哈哈，

jmineh79

戳样式为横框英中日戳
settlement应译为租界
杭州通商场算是比较早被日本等国黑走的地方了

黄定光

戳样式为横框英中日戳
settlement应译为租界
杭州通商场算是比较早被日本等国黑走的地方了
jmineh79 发表于 2009-6-26 23:46

谢谢您的解释！settlement确实有殖民地的意思

http://www.nciku.com/search/en/detail/settlement/1712093

黄定光

杭州关及“洋关旧址” 劳志鹏

http://www.hangzhou.gov.cn/szx/zxtx/2004-02/T240725.shtml

拱宸桥“洋关旧址”终于被列入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了！这和上海市把“外滩建筑”申请加入世界文化遗产一样，创导者颇需一定的见识和胆略。
我国沿海城市设立通商口岸管理海外贸易及其他对外事务的专职机构——“市舶司”，始建于唐代，职责是检查出入海港的贸易船舶、征收舶税、收购政府专卖物品、招商揽资等。杭州市舶机构始建于北宋年间，宋太宗统一吴越政权后，在原吴越国“博易务”基础上设立了“两浙市舶司”，管理两浙各港口海外贸易事务。《宋会要》载：“端拱二年（９８９）五月，沿自今商旅出海外蕃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谍，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淳化年间，宁波港海外贸易渐兴，咸平二年（９９９）九月，两浙转运使王渭上书朝廷，乞求“只就杭州一处抽解（税）。”为加强舶货抽解管理，朝廷下令在杭州、明州分设市舶司，归属两浙市舶司管辖。市舶司是一个富得冒油的肥缺，朝野各部为财政（税金）均争夺此权，故市舶机构隶属关系经常嬗变。南宋绍兴元年（１１３１），杭州成了京都，改称为临安府，原市舶司改称为“临安市舶务”。《乾道临安志》载：“市舶务在保安门外诸家桥之南”；《梦粱录》载：“市舶务在保安门外瓶场河下。”后在城北梅家桥（今水星阁南）设立市舶新务。淳祐八年（１２４８），改称为“行在市舶务”，并在钱塘江岸清水闸（今南星桥一带）建署。
宋初，外国货物运抵国内口岸后，均由当地市舶机构统购统销，违者重罚。淳化二年（９９１）始立舶货抽解（税）制度。“抽解”，也称“抽分”，宋元两代政府均通过当地市舶机构向进港外国商征收实物税。据《宋会要》孝宗隆兴二年（１１６４）八月十三日条呈两浙市舶司利害之奏文云：“抽解旧法，十五取一。其后十取其一。又其后择其良者，谓如犀、象十分抽二，真珠十分取一。”元代时，抽解史细，根据舶货原产地，有“单抽”、“双抽”之分。双抽者，蕃（外国）货也；单抽者，土（本国）货也，蕃货进口时要抽一次税，运销内卖地再抽一次税；单抽是对土货而言，止于卖处收税。蕃货的二次抽解标准：细货于二十五分之中取一；粗货于三十分之中取一。宋元两代政府均重视海外贸易，对远道而来的外商视为嘉宾，杭州羊坝头、新四三桥均有外国舶商居住地，城东崇新门内荐桥附近多住犹太人、基督教徒之富族；荐桥以西为回回人所居，俗称“八间楼”。外国商人居住地称“蕃坊”，由市舶司会同当地政府共管。杭州市舶司还经常为外商举行盛大“犒宴”，进港接风，离港饯行。建炎二年（１１２８），提举两浙市舶司吴说的刘子中记载，“每年犒宴，诸州所费不下三千贯。”宋代杭州舶商馆驿很多，著名的有：浙江亭，在杭州城南跨浦桥（又称跨步桥，今三郎庙附近）南江岸，是一所政府开设在杭州港候船的宾馆；都亭驿，位候潮门里，是馆专接待外国使人，豪华富丽，还有原始的冷暖设备并灶房负责膳食，堪称“涉外宾馆”。隆兴二年（１１６４），接待过安南国的贡使；怀远驿，在南山慧因峰下的法惠寺（会净慈寺附近），它是南宋最早的国宾馆，绍兴七年（１１３７），接待过三佛齐国的贡使，二十五年（１１５５），先后接待过安南、交趾及占城等国的贡使，有的使团达一百余人。其他还有北郭驿亭（在余杭门外）、仁和馆（在清湖闸东）、邮亭驿（在朝天门外）等……
明宣德四年（１４２９），在杭州城北十里外北新桥“据桥为关”，设北新关。此地乃（钱塘）江（运）河汇渠之处，楚、闽、越之要冲，水浮陆走者必由焉。初设时主要是征收船税，后增加征收商税，兼有管理海外贸易之功能。隶属户部，亦称“户关”或“户部分司”。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改北新关为北榷关（简称北关。武林门称北关门）。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十二月，左宗棠奏请将北榷关暂缓开设。然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光绪元年（１８７５）、二年、八年，清政府户部曾多次要恢复北关征税，但终因浙江巡抚等地方官再三申奏理由，朝廷才放弃开关征税之议。足见政府和地方对财税争夺之激烈。
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１８９４－１８９５）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清王朝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紧接辽东溃败，京师震动，朝廷派李鸿章赴日。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三月二十日，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马关春帆楼开始谈判，五月二日清廷批准《马关条约》，八日换约。其中第六款：辟苏州府、杭州府、重庆府、荆州府沙市四地为对外通商口岸。同年十月五日，日本驻沪总领事珍田舍己提出在涌金门外的西湖旁开辟租界，而浙江官员以逼近“旗营”，反对此处辟为商埠，后商定在拱宸桥附近划出土地作为日本商民居留贸易之地。翌年９月２７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浙江巡抚廖寿丰委藩司聂缉椝与日本驻杭领事小切万寿之助（此人前系日本派驻美国纽约领事）签署了《杭州通商地址》和《杭州日本租界原议章程十四条》两个文件，正式确定西沿运河塘路，南至拱宸桥，北至瓦窑头，东临陆家务河，直径３里，横约２里，周长１１２里，面积约１８００亩，为通商场地。其中北半部辟日本租界，四周界址：北，从运河东岸之瓦窑头经长公桥、南石桥至陆家河；西，从瓦窑头沿运河东岸迤南至乌龟桥；东，从一沟至陆家务河交界外迤南至茶汤桥；南，茶汤桥迤西至运河东岸（此地后为浙江麻纺厂址），面积约９００亩。
公共通商场和日本租界的设立，正式撕开了杭州对外通商的口子，英美等国按有关“利益均沾”约章，要求在拱宸桥通商场内租地经营。浙江巡抚无奈，照复诸国，在通商场地南部沿运河一带允许各国商人租地。至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三月，英国租地３３５亩，美国１２４亩、法国１１１亩、意大利和瑞士３１亩。总至，甲午战争后，欧美等垄断金融资本不再以对中国倾销商品为满足，随之而来的是在华开避租界，直接控制领土，以保障资本输出的最大利益，杭州拱宸桥一带成了各帝国列强经商、投资、掠夺、抢劫的乐园，各种物货进出口关卡检查和租界内所有马路、桥梁、沟渠、码头以及巡捕之权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中国政府没有主导权，当然谈不上平等，这就是和现在主导权掌握在国人手里的平等互利的对外开放政策最本质上的差别。
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七月，杭州设立“海关”开港通商。杭州关机构全称为“杭州关税务司署”，时称“洋关”，为区别于明清两代杭州所建的钞关（常关），又称“新关”。关署建在杭州拱宸桥通商场（现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三幢二层红砖瓦楼）。设置时，在关署前竖“新关”界牌。１８９６年９月８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令杭州关开关，１０月１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杭州关举行开关仪式，对外宣布行使职权。首任杭州关税务司为英国人李士理（四品衔兼任杭州邮政司），杭嘉湖道邹谓清兼充监督。依第一年开关扳单为例：由外洋进口或通商口岸运来，以煤油、白糖、纸烟为主，但在市场上销售的外国货远不止这些，大量的西式服装、布匹、铁器及新奇的百杂货满充市场，然海关的进口量似手没有递增（关平银二百七十八万两，比上一年还约减一百万两），其原因就是大宗洋货没有经过海关，而由上海装车直运杭州，利用当时的沪杭铁路江墅支钱由艮山门站每日五、六次往来至拱宸桥站，而外国人在拱宸桥通商场外均租有货栈。反之，凡中国运出的货物，都要受“海关”检查后发给关凭才能运出。所以，这一年杭州的土货如丝及茶叶、棉花、烟草，菜饼等运往外洋及其他通商口岸却有关平银一千三百五十四万两，比上一年增加四百万两。开埠设关当年，进口税就比上年短收五万三千五百零八两，而出口税却比上年多收了七万四千七百二十九两。据《杭州对外经贸志》载：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１８９６—１９００），进口商品由２５个品种增加到７０个品种，特别是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鸦片首次报经杭州关进口，当年进口量为９７９６担，值银５４３８００关平两。鸦片俗称“烟土”，杭州人叫乌烟，关册统计项下却称“洋药”。１８９９年，愚昧无知的杭嘉湖道台还对进口鸦片发给津贴，每箱三两八钱，这就促使烟商将历来由宁波“浙海关”进口的鸦片改报由“杭州关”进口，是年杭州关进口鸦片１９６２７担，比上年增加一倍。１９１１年浙江省督府才奉令禁烟，次年杭城正式颁布告示，违令者重罚，家产充公或长期监禁或处以极刑。同时于城内设官办“戒烟局”，掌管杭城禁烟之事。自１８９７年至１９１１年，报经杭州关进口的各种鸦片计２２１８２１９担，平均每年２０００担以上，１９０４年最高，达２４９４担，值银１８１４９３２关平两，约占当年杭州关洋货进口值的３５％；关税项下约占３９％。
拱宸桥“洋关”历史沿革如下：自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八月二十五日开关至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１２月１０日关闭，近５０年。民国２６年（１９３７）１２月，日军侵占杭城前夕，杭州关根据海关总税务司建议，撤退温州瓯海关待命，途径安徽，在歙县成立“杭州关驻氏溪办事处”临时机构。１９３８年２月，杭州关职员一行抵温州，暂由温州瓯海关任用，５月底接海关总税务司署电令，全体职员赴上海江海关待命，６月３０日，在上海成立“杭州关驻沪办事处”临时机构，办公地址为上海江海关大楼第二层楼，关务由上海江海关兼管。１２月，改由苏州关税司兼管，至１９４２年９月，又复由上海江海关税务司兼管。１９４２年７月，伪总税务司署下令在杭州成立“杭州关转口税征收筹备小组”，址延龄路（今延安路）常冈旅馆内。翌年９月１４日，伪“杭州关转口税局”正式成立，代理局长内田润平（日本人），局址在杭州市清波桥４５号。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胜利，民国政府接收海关，伪转口税局日籍职员全部离任，杭州关奉令恢复原建置，处址设于清波门广福里１号。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４日，总税务司署驻上海办事处电令：“杭州关立即闭关。”１０日，杭州关主任张元桢对外宣布杭州关闭关，并发布杭州关停止稽征公告。
杭州关闭关后，上海江海关在杭州设立办事处（址仍在清波门广福里１号），杭州地区的进出口贸易，皆由上海江海关驻杭办事处负责办理，直至１９４９年５月３日杭州解放。
至于日本租界和通商场的租地期限，本为３０年。民国１５年（１９２６）期满，加之中日关系日益恶化，民众早有呼声要求政府收回租界，反对换契续租，然而当时军阀忙于内战，无暇顾及，在１９２４年４月不准许日本续租３０年。民国２６年（１９３７）７月，抗日战争爆发，日本政府作出撤退长江沿岸各口岸和苏杭一带全部侨民决定，租界内日侨先后离杭。８月初，日本驻杭领事松村雄藏撤离，宝石山东麓石塔儿头驻杭州领事馆下旗，日租界由杭州市政府“代管”。杭州沦陷后，在民国３２年（１９４３）１月９日，汪伪政府与日本订立了“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３月１４日又签订了“租界交还实施细目条款暨了解事项”，汪伪政府于３月３０日名义上收回了杭州等地的日租界，然而整个杭州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蹂躏，还何谈借还？自至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８月，抗日战争胜利，是年１１月２４日，中国政府公布《接收租界及北平使馆区办法》，杭州日租界终于收回了！

缘缘故故

很好，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