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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茶道

泉州】王顺兴信局待保护 见证闽南侨批业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王顺兴信局是泉州创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老信局，见证了一百多年前闽南侨批业的兴衰沉浮，饱含着几百年来大陆移民和华侨的辛酸、血泪和荣耀。如今它的命运牵动许多市民的心。

标本“王顺兴”

　　《泉州晚报》报道，数百年前的闽南水客、水手和船主，或称为冒险家，他们开了侨批业的源头。他们冒犯明、清政府的禁令，载运漂洋过海谋生的人们，为他们捎信、带物、带钱。久而久之，有别于内陆驿道的南洋侨批业应运而生。
　　萌芽于“水客”，发育于“客头”，成型于“批馆”，这是泉州乃至闽南潮汕地区侨批信局诞生的基本路径。
　　时间回转到1851年，泉州新门外浮桥王宫村，一个19岁的青年因家贫无地，登上南下吕宋的大帆船，当了一名船工。他就是王顺兴信局的创始人王世碑。关系熟络的王世碑经常义务为乡亲侨眷传递信款。久而久之，托他传递信款的人越来越多，出于感激，不少乡亲侨眷付给他一定的酬劳。于是王世碑不再做船工，专心做起“走水”生意。积攒了一定名望和资本后，他雇用了“水客”，自己当“客头”。光绪二十四年，王世碑在家乡开设了王顺兴信局，专营面向海外华侨的信款和汇兑业务，这一年他已经66岁。
　　今天，不论从哪个侧面观察，王顺兴信局都像一个标本，浓缩闽南侨批信局诞生发展的历史。王顺兴信局开设后规模日益扩大，史料记载，信馆“增用人员、分设机构……盈利日丰”。信局的生意在二十世纪30年代达到高峰。

海上“票号”

　　对于家乡的亲人和远在海外的华侨，侨批业起到情感纽带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很少人知道，闽南的侨批业和闻名于世的山西票号，并称为中国金融历史上的两大奇葩。侨批业也有“海上票号”之说。
　　“出洋华侨赡养国内亲人、投资家乡都依赖于侨批业这个渠道，资本硬通货的输入在很长时间里也依赖侨批信局，他们对泉州经济发展起到了强力支撑的作用。”泉州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刘伯孳说。
　　数十年前，泉州老百姓流传着这样的话：“在王宫，没听到王为针（当时信局的主要经营者）敲银的声音，肯定走霉运。”这个细节即体现了当年王顺兴信局的兴旺，也反映了大量硬通货（白银为主）通过信局渠道输入国内的历史事实。
　　“中国国内产银量有限，对白银的需求量却很大。在闽南地区，这部分缺口多数依赖于侨批业的输入。”刘伯孳说。以闽南和南洋吕宋贸易为例，闽南出口的货物有茶叶、瓷器、铁器等，而吕宋地区能进行对等出口到闽南的物产很少，吕宋地区的贸易逆差大量靠白银弥补。
　　据厦门海关资料记载，1905年到1919年福建省侨汇每年保持在两千万银元左右，闽南对外贸易入超，全靠华侨的侨汇弥补支持。厦门地区的华侨数量不多，这些资本实际上多数流入泉州。在1936年，晋江县府对王顺兴信局账目进行审查，统计结果表明，仅在之前的6年内，信局每年银汇100万银元，其价值折合人民币高达1亿元。

竞争中的共生

　　侨批信局几乎是泉州华侨分布的地理标识。在华侨聚集的地区，也是侨批信局扎堆布点的地方，晋江安海、南安诗山和梅山，永春县当年都有不少信局。在信局发展的高峰期，泉州本土侨批信局的数量多达20多家。
　　大量的信局处于同一个市场，其间衍生的“竞争”与“共生”相互交错的关系，也颇耐人寻味。
　　泉州市集邮协会理事苏建初先生，保存了几枚“天一”信局受理，通过“王顺兴”信局代为运递的实寄封。“天一”和“王顺兴”均为当年知名的信局，他们在市场中，既有竞争，也有合作。
　　这是当时信局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随着侨批业的发展，一次侨批业务可以分为侨批收集、侨批寄出、侨批分送和侨批完成等过程，一般需要多个侨批信局合作。
　　三盘经营制度是最为普遍的经营制度。头盘局在海外向乡亲、朋友收汇、代书信文；而二盘局则在大陆，接收海外的侨批并组织派送。这个中间环节是侨批业的重要枢纽；待侨批到了三盘局就只有剩下派送，与为侨眷代书回文的工作和劳务费了。当时，能同时经营三盘生意的信局屈指可数，出于成本和效率的考虑，多数信局将主营业务外的其他业务分包代理，用一定的方式分享收益。
　　正如“天一”信局和“王顺兴”信局的这次合作，可以推测，这笔侨批业务所需经过的渠道和线路并非“天一”所长，于是“天一”将信件转由“王顺兴”信局代为投送，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方式。

因时而兴因时而衰

　　侨批信局在特定的时期登上历史舞台，满足那个时代人们的特殊情感和实用需求。然而，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兴盛一时的侨批信局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1935年，王顺兴信局倒闭。而在此7年前，即1928年，显赫一时的“天一”信局早已黯然退出市场。
　　尽管信局的衰弱原因各异，但许多学者认为，国家邮政体系的成熟和银行业的发展，大大压缩了侨批信局的生存空间是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国家邮政体系垄断地位的确定，国家邮政局也积极介入侨批业务，同时通过行政手段将民间信局纳入监管。以1925年为例，民国邮政总局照会海峡殖民地总邮务局，将民信邮资再增加一倍，对民间信局影响很大。银行业的发展，则大量分割了民间信局大额票汇的业务。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量海外大额汇款业务被银行占据，民间信局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利润来源。
　　民间信局经营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历史资料记载，王顺兴信局倒闭的直接原因是1923年、1927年、1930年三次遭受警匪敲诈、抢劫，损失巨大。但信局主要经营者王为针的儿子王清宗先生提供了另一个观点。他告诉记者，在王顺兴信局经营状况最好的时候，出现家族成员私吞公司巨款的情况。从而导致信局巨大财务亏空，在突然的一次大额汇兑时，信局资金链断裂而倒闭。之后，其父王为针为偿还债务花费大量心血。
　　尽管尚存争议，但这实际上也是当时民间信局经营的一大问题。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信局经营只能依靠经营者自我克制和约束，经营者挪用资金，或金融投机，一旦失控就意味着侨批信局亏空、倒闭，侨批信局存在的时间一般都不长。如30年代泉州有名的“锦昌批信局”，信局高管大量挪用公款，导致信局周转不灵，于1937年初倒闭。由于侨批业的风险越来越大，信局寿命一般不长，多在10年以内，短者一年左右，超过20年的不多。

人文价值延续百年

　　到了上个世纪的后半叶，由于银行业、邮政业的成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侨批业逐渐演变为延伸服务业。尤其在国内，社会秩序安定，百姓文化提高，侨批业终于款款退出历史舞台。
　　信局、侨批，如同一个世纪华侨史的百科全书。早在多年前，著名汉学家，《闽南》杂志顾问饶宗颐教授就说过：“我们的侨批业非常值得研究。可以看出那时华侨在哪些国家及其活动，还可从华侨的活动看到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侨批信局带有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色，与侨民传统社会具有天然的联系，其商业活动已深深地嵌入跨越国境的华人社会。市文物局副局长陈健鹰认为，王顺兴信局遗址作为泉州最早、规模最大的侨批局，以及富有历史底蕴的传统建筑，有一定的文物和科学艺术价值，是很好的文物古建筑，有较高的文物保护价值。
　　泉州华侨史学会陈如榕先生认为，泉州和潮州同为侨批业中心，潮州的侨批文化已经准备申请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而泉州对此的挖掘保护仍比较滞后，应该予以重视。
　　泉州集邮界的老专家苏建初等人表示，王顺兴信局和漳州的天一信局名望不相上下，且前者的保存资料更齐全。但“天一”信局遗址继几年前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目前已经跻身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之列。“同样是信局，但两者的命运却如此不同，这实在令人惋惜。”为此，他们几个邮界人士深入探寻信局遗存，为信局遗址申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努力着。□记者黄帆

王氏后人澄清：为针为奇不同父

　　市区王宫街，王为针的孙媳妇陈绵绵、陈姗姗等人说，她们依据“奶奶”（即为针的老婆）生前的介绍，回忆了有关信局的一些情况。
　　王顺兴信局的主要经营者是王为奇和王为针。“王为针是我们的爷爷，他的父亲叫王世绸，王为奇的父亲叫王世碑，与王世绸是同一个父亲所生。王世碑创办了王顺兴信局。王为奇和王为针一起承接发展。此前有的媒体在报道时，误将为针和为奇归为亲兄弟，这与事实严重出入。”陈绵绵说。据她和陈姗姗等人说，前几天有媒体刊发报道后，王氏后代族人中炸开了锅，大家纷纷议论起祖先的事情来。最让他们郁闷的是，除了把两兄弟的父亲归为一人外，该报道在报道中，还把王为奇住宅的一角误认为是信局的办公大厅。
　　据介绍，信局的办公门面位于现在的市区南门兜中山南路尾段。除了办公门面外，在市区王宫，有四个建筑与信局最为相关：“书房”、四合院、奇园和船楼。
　　四个建筑中，四合院已拆除。它原与“书房”毗邻，位于现在的王宫街。“书房”包含现在的王宫街35－37号。原为两层小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进行翻建，除了37号保持有二楼外，35、36号改为平屋。“书房”在信局的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天，银子和信件从这里被伙计（相当于现在的“押钞员”、“邮递员”）运出去，然后投递到收件人的手中。
　　奇园和船楼是住宅。奇园是王为奇的住宅，船楼是王为针的。如今，奇园仍基本保留着原来的面貌。船楼建于1929年，在1990年翻建时，保留了原来的船体造型而加盖一层三楼。
　　“书房”是信局重要的“后勤基地”，当年的信局在春节时最忙，除了十余名雇工外，还要雇短工，当时的信局业务繁忙程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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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迷邮斋主

谢谢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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