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上海邮商史话

黄定光 · 发表于 2008-9-17 18:52

立即（登录 / 注册）普邮网，您将有机会与普邮网网友有更多互动交流，大家都会因此而获益！欢迎加入普邮网邮友大家庭！

您需要登录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成为网站会员

x

http://www.e1988.com/philatelyArticle/philatelyArticleShow.asp?ID=268

上海邮商史话
作者：中邮网www.e1988.com 刘肇宁　　发布时间：2005-12-28
上海的邮票商店
李辉堂
上海市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第一大城市，它与世界各地直接相连，是接受外国新鲜事物最早和最快的地方。
集邮这项活动原本起源于欧洲，由于上海外国人较多，因此集邮活动首先传入上海。早中1897年上海《申报》上便刊登出一则收购邮票的广告，当然是外国人刊出的。这大概可以算作邮票交易的雏形。
19世纪，在上海出现了中国最早从事邮票生意的人；20世纪初，上海又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集邮组织，不久还搞起了邮票拍卖。上海产生中国最著名的集邮家，号称“邮王”的周今觉；解放前上海先后有过百家以上的邮票公司、邮票社及私人邮商；有数十种大型邮刊先后出版；邮票进口业务在中国居首位。解放前，上海的邮商左右着全国各地的邮票市场，支撑着中国集邮事业的大半个江山。
在中国各大城市及省份中，20世纪前一半时间，上海是居排头兵的地位，有名称的邮票商店在百家以上；无名称，仅以个人身份从事邮票生意及业余邮商，数量无法统计。
上海邮票的吞吐量非常巨大，中国早期各种名贵邮票几乎都被上海的邮商所控制，要买或要卖，都必须与上海邮商打交道。
上海的邮票行业在中国邮商史上是独占鳌头的，绝对无法回避和抹杀他们的贡献。
上海邮商在中国邮商史上占有最重要一页。
中国最早的邮商——李辉堂
中国最早从事邮票生意的人，在邮坛上公推李辉堂。
李辉堂（1869—1943），广东四会县人。出生于原籍，7岁时随父到上海经商。20岁时，进入上海马理逊洋行，学习建筑图打样，并且开始学习英文。
当时，骑自行车去街上兜风是一件非常时髦之举，李辉堂也买了一辆，每星期六必去骑一圈。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一位外国人杜比的自行车坏了，李辉堂主动帮他修理。修完后，两人闲谈，杜比告诉他自己喜欢收集邮票，请他协助找些从信封上洗下来的旧邮票。在此之前，李辉堂还不知道邮票是何物，更不知道还有人在收集它。过了几天，李辉堂从洋行往来的信件中，剪下来不少邮票，都送给了杜比，杜比回赠他一些饼干糖果和10元钱。由此李辉堂开始与邮票结缘。
19世纪未和20世纪初，李辉堂住在上海云南路会东里，后来搬到江西路桃源坊105号，便从事邮票买卖活动。为了经营邮票生意，他还在当时的报纸上刊登“收买人头”和“龙头”的广告。
20世纪初，李辉堂从业余邮商转为职业邮商，在上海四川北路设店经营邮票。那时，中国人很少收集邮票，顾客几乎都是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在这条街上，还有两家邮票商店，店主都是他的广东同乡——陈绍周与冯兴记——他们两人经营邮票时间都不长。陈氏故去，冯氏返回广东。
如果考证中国邮商的起源，最早的3位职业邮商都是来自广东，在以后的发展中，广东籍的邮商也是举足轻重，如广东花县的钟笑炉。
李辉堂从事建筑打样时，曾带有两个徒弟——冯荣龄和庄梁立。师父业余从事邮票生意，徒弟也效仿。后来，师父弃职业邮，他们二人也成为邮商，分别设店四川路与宁波路口及虹桥口。庄梁立与费拉尔的遗孀相识，从她那里得到一些费拉尔的遗物，卖给了上海著名集邮家德铿（A.DERCKING德国人）和邮商施开甲（R.SCATCHARD英国人），赚了不少钱。
1898年起，大清国家邮政开始发行伦敦版蟠龙图邮票，上海有位朱世杰的邮局服务者，那时尚未集邮，也无邮识。有一天，朱世杰卖邮票时，发现面值5角邮票全张漏打齿孔，只好用剪子剪开出售。李辉堂此时正在洋行任职，已经具有一此邮识，嘱托上海、北京、天津、福州等地邮局内相识的人员，遇有漏打齿孔或错印等邮票，他都可以高价收购。朱世杰闻之，非常后悔曾费功夫把漏打齿孔的邮票剪开。
李辉堂与朱世杰两人商订，凡遇中缝漏齿邮票，面值在1角以内者，每3对作价1元。朱世杰后来发现了不少这样的邮票，差不多每星期会有两三次，多则百余对，少时也有数十对，李辉堂都是照价收取。
大清伦敦版蟠龙图邮票发行之初，漏齿邮票常有发现，面值半分、1分、2分、及5分最常见，1角者极少，7分和1角6分两种从未发现，2角者也很难得，3角邮票只发现15对，还售出了10对。朱世杰只剩下5对，以7元一对的价格都卖给了李辉堂。
李辉堂把从朱世杰处买来的漏齿邮票，以每对2元的价格都卖给了邮商施开甲。施开甲则以每对5元令或6先令的价格又转售给英国吉本司邮票公司或美国司各脱邮票公司。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施开甲才发现李辉堂这些变体邮票都是来自朱世杰处，遂直接从朱的手中进货。
辛亥革命以前，李辉堂主要是在家中接待外国集邮者，替各国集邮家补配中国邮票，他的待人态度是相当诚恳的，从不得罪任何一位顾客。那时，中国邮票非常便宜，他是以1角钱收进100枚旧邮票，其间最少有1／10是万寿加盖改值邮票，当时是不分长距和短距的，更不分万寿日本版和上海版，复盖邮票则往往是被挑出后扔掉。一天，有位外国集邮家花1角钱从李辉堂那里买了一枚红印花贰分倒盖邮票，还想再找一枚，李辉堂非常不解，直到那位外国人说他还要买倒盖邮票，李才醒悟过来，说是卖错了，如果再买，售价则是1元一枚。那位外国集邮家还是又买了2枚。还有一次有位外国人要卖给李辉堂一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索价100元，李还价92元，未能成交。李辉堂藏有不少万寿2分、3分及5分等全张邮票，每张售价都是1元。
1919年7月初，美国在上海邮局发行“美国总统像第一次加盖改值邮票”，李辉堂从美国邮局买下了其中面值2元的全部复盖邮票，将2枚送给售票员作为酬谢，其余均按面值10倍至50倍售出。
当时，美国在华客邮邮局设在上海外白渡桥，今外滩公园附近。美国客邮局的职员张某与李辉堂是至交，李曾拜托张某代为注意变体邮票，多年未果。1922年12月下旬，美客邮邮局行将结束之时，张向李辉堂出示一全张面值2元的复盖邮票，而且只按面值卖给他，以示友情。
张某在美国客邮邮局即将结束时，奉命将所存邮票全部销毁，面值2元者数量不多，置于最下层。当张某发现这是一张复盖邮票时，设法将其挪于上层，趁美国人不注意时，藏于他处。
这张复盖邮票，系加盖时略有移动所造成，并非全张每枚邮票都见清晰复盖痕迹，在全张右下方复盖最明显，左上方则不清晰。李辉堂将其撕开后，分等级出售。
李辉堂一生多次经手名贵邮票。例如，1922年4月，棉加义邮集第一次拍卖时，其中有一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当时争购这枚邮票的人，只有那么两三位，结果被李辉堂以银200多两（约合150美元）的代价拍获。第二年，他私下卖给上海一位收藏家霍雪侯，售价不详。霍氏在保存30年后，于1955年在香港以750美元的代价转让给美籍夏威夷华人收藏家李罗拔（ROBERTC.H.LEE）。
在“万寿八倒”邮票中，有一种“万寿加小字壹分倒盖”邮票，李辉堂在民国初年曾获旧票2枚，分别卖给德铿和梁芸斋。但是，这种倒盖邮票当时在集邮界被认为是伪品，而且时间还相当久，然而李氏深信绝非品，只是说不出道理来，直到40年代中期，也就是李辉堂逝世以后，才被上海国粹邮票公司主人陈志川考证为真品，其论文发表于《国粹邮刊》上。李辉堂经营邮票方式，相当保守与陈旧。民国以后、他不做广告，只买卖一些高档的中国早期邮票，也不设立门市，仅同当时著名的大集邮家交往，如周今觉、袁寒云等。
袁寒云在《说邮》中，记有“予初自复祥易得省新1元，继以辉堂之介，自布许易得3分作2分倒盖……”“清海关邮政局第一次大龙文券之阔边3分新者，已极罕贵，而阔边5分新券，尤为难得。难者为华邮大珍品之一，有求之累年，而无一购者。昨岁今觉，曾以一枚见赏，虽边际微有裂痕，而胶水完好，色泽鲜洁，已自诩宝矣。顷以辉堂之介，又得一枚，视前尤为精美完善……”“予近以李辉堂之介，得自德意志国人某君所藏邮券一巨册，就中珍品，累累，颇有仅存之奇宝，爰缕述之，以志邮录。”“中华民国临时中立邮券有二分一品，今觉藏一连残函者，曾于邮话中记之。其外惟李子辉堂有之，亦连残函。
从袁寒云几则简略的记载，可以看到当年李辉堂曾卖给（包括介绍）他不少名贵的中国邮票。李辉堂虽然终身专门经营邮票生意，而且经手中国珍罕名品难以胜数，可惜他不注意研究邮票发行的来龙去脉，真伪鉴定，没有个人的邮学著作，更没有自己的邮集。据说此人还相当主观与自信。
由于经营手段落后，因此后来营业不振，无法与同行竞争，晚年生活苦不堪言，既吸食鸦片烟，又双目失明。所剩邮票被其继室以极低之价全部卖掉，对他并予以虐待。上海集邮界曾准备赞助他的生活，因其无独立生活能力，找不到能使李辉堂真正受益的办法，只得中止进行。
李辉堂在外国人主持的“上海邮票会”担任过中国籍董事；在周今觉任会长的“中华邮票会”里担任过拍卖部主任；在“中国邮商公会”里担任过第二届会长。
上海最早的邮票商店
李辉堂、冯荣龄和庄梁立等人虽然在20世纪初，便在上海设店经营邮票生意，但是时间都很短，在未能考证出这些邮票店的名称和确切的地址之前，只能暂时搁置一边。
李辉堂是中国第一位邮商，但是在他一生中，几乎都不设立门市部，实际只是位“个人行为”的邮商。
上海最早的正式邮票商店，一般公认为是“上海五洲邮票社”。店主徐子珊起初是在上海城隍庙市场摆摊出售中外邮票的，后来，大约在1915年前后，才成立“上海五洲邮票社”，最先在上海法租界敏体尼阴路锦余里31号；后来迁到上海大世界首福里32号后门；附图是1935年1月1日杭州出版的《新光》复兴版第3号“上海五洲邮票社”的广告，此时已迁到上海四川路308号鼎祥钱庄内设立总号，分号则在上海霞飞路599号博览书局内。1940年前后歇业。
上海五洲邮票社在经营期间，买卖比较公道，集邮人士都乐于与之交往，流通票品甚多。徐子珊本人不集邮，也不研究集邮业务，更无邮票真伪鉴定能力，虽然经手珍罕邮票，往往他并不识货，售价也不昂。当时上海一些著名集邮家都把上海五洲邮票社视为获得佳邮的好去处。
朱世杰与集古社
朱世杰（1880—1953）祖籍安徽省。太平天国期间举家迁到苏州，朱世杰便出生于姑苏，自称上海人。
朱世杰原名朱耀宗。20世纪初，便在上海邮局任职，那时中国邮政有一天项规定，邮局职员不准集邮，更不能经营邮票生意。朱耀宗当然也要遵守这项规定，只好用他儿子朱世杰的名字从事邮票生意，以致后来朱世杰这个名字在集邮界广为流传，成为一位著名的邮商，朱耀宗也不好再去纠正，索性使用这个名字在集邮圈里活动。
朱世杰少年时在钱庄学过徒，22岁考进邮局，最初的窗口出售邮票。由于他出身于钱庄，对于点银元具有娴熟的技术，卖了两年以后，便派他为驻海关接收邮政包裹的税饷员，专门负责点验银元。
1905年，朱世杰被调回邮局的邮票处任职，主要任务是每天下午出去收帐。那时，邮局为了与民信局竞争，对汇款人非常优待，只要写封信或送上一张纸条，通知邮局汇款数目和接收人的姓名和地址，款到月底再付也可。朱世杰每天便去收这些汇款条子和索取汇款。这种汇款方法虽然方便了汇款人，可是拖欠者也越来越多，邮局的呆帐增多，损失很大，朱世杰建议取消这种优待办法，后来得以采纳。
1910年，朱世杰被任命为上海城内分局局长，这时他的集邮兴趣已经非常浓厚，并且也具有相当丰富的邮识，他暗地里收集了大量邮票。每天经他手出售的伦敦版蟠龙图邮票，凡是刷色销有不同者，他都自己买下来。后来，他的一部专门研究伦敦版蟠龙图邮票刷色的邮集，便使不少高等集邮家羡慕不已。
1912年，朱世杰调任上海天主堂街分局局长。又过了两年，调到邮局挂号处。1920年，调邮局邮票处，专门管向各分局拨发邮票，他是整天在邮票堆里过日子，这样好的机会，恰恰让朱世杰赶上。
1925年，朱世杰又被调到无法投递处工作。
1931年，朱世杰告老退休，离开了邮政局。
20年代初，朱世杰便在上海法租界吕班路蒲拍坊42号开设了一家邮票店，名为“集古社”。备有大量华邮出售，并收购中国名贵邮票。附图是1939年10月上海出版的《新光邮票杂志》第七卷第7期上的广告。
1926年，朱世杰编印出版《中国集邮图谱》。这是解放前被广泛采用的一种中国早期邮票定位册，该册包括：“中国官邮局邮票、上海工部书信馆邮票及中国各商埠邮票，共83套，变体，920枚，并明信片30种。”附图是1926年9月1日上海出版的《邮乘》第二卷第3期上为《中国集邮图谱》作的广告。
朱世杰做为邮商，是以稳健著称，很少与邮市发生联系，只是慢慢地出售他手中多年存留下来的邮票。凡是朱世杰出售的邮票，在其背面均盖有“C.CHU”字样小戳，以示永久保真。朱世杰的邮票存货非常丰富，在30年代中期，他曾与中华邮政当局进行过一次空前绝后的“官民交换”。1936年，有位外国贵宾要求参观中国邮票，当时交通部所属邮政总局只得临时准备，可是发现所缺邮票甚多。邮政总局计划配成10部全套中国邮票存档。
为了解决缺票问题，邮政总局决定向全国邮商征求，采用招标方式。邮政总局的标单是按上海邮商巴巴多泊罗出版的《斯蒂芬邮票目录》上的标价，普遍偏低。邮政总局征求品按当时邮市价格，至少在3万元以上。
上海集古社的朱世杰备货最为齐全，然而标价比其他邮商都高。他可以为邮政总局补配1897年日本版石印蟠龙图邮票面值2元者10枚和5元者6枚；北海票（即小龙图邮票加盖大字改作洋银邮票）3全新10套；商埠邮票大全套3部。上述邮票虽然不包括价格昂贵的上海工部局书信馆加盖改值邮票，可是邮政总局仍然无力支付这笔款项。朱世杰考虑到邮政总局的为难之处，主动提出不必付现金，采用邮票交换的方式，这对邮政总局是非常优惠的，而且也没有难办之处。朱世杰提出，要求邮政总局用库存的以下邮票交换，即：加盖“限滇省贴用”单圈和双圈孙中山像邮票各100套；加盖“限滇省贴用”北京版烈士像邮票100套。以上两项均按邮票面值计算。他又自愿按法国香槟邮票年鉴的标价，向邮政总局购买1912年发行的加盖楷体“中华民国”欠资邮票100套。
这是中国集邮史和中国邮商史上，唯一的一次“官民”邮票交换。
邮商朱世杰在这场交换中，是站在邮政总局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体谅邮政总局的实际困难，才使建立10部中国国家邮集之事顺利办成。同时，也为后来集邮界保留下来一些可以流通的邮票，例如加盖“限滇省贴用”邮票，在发行时由于面值太高，很少有人去买全套邮票，买复品者就几乎没有。正是因为朱世杰这次交换，使后来的集邮者才有更多的机会得到这些邮票。
朱世杰是位邮商，也是位集邮家。他有自己的邮集：全部中国商埠邮票及其变体，新旧各一；中国纪念邮票全部；大龙至万寿加盖四方连；上海工部局封票笺片全部；清至民国加盖“国币”伍拾元明信片全部；1921—1932年全部中国首航实寄封等。
朱世杰对中国早期邮票是有相当的的研究，也具有很高的真伪鉴别能力。他的邮识非常丰富，先后编写出版过《中国邮票目录》和《中国集邮图谱》，并时常在各邮刊上发表自己的集邮著作。
朱世杰有3个儿子，都跟着他做邮票生意，真可称为“邮商世家”。
朱世杰曾任中华邮票会的董事，中国邮商公会审定部主任等。

陈复祥和他的邮票社
陈复祥（1902—1970）苏州人。
自幼生长在上海，小时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办的华童公学读书时便开始集邮。当时，该校毕业生可以被保送到英属各殖民地机构中去任职，并有高升机会。但是年轻的陈复祥却立志献身集邮事业。
陈复祥的父亲陈兰庭经营南京至上海铁路线上的餐车，在苏州阊门外开设铁路饭店。上海文监师路住宅门眉上有“陈兰记”三字。陈复祥的住宅系建于民国初年，为一正二厢，二层小楼，虽不富丽堂皇，但是相当宽敞。他曾在此经营过“陈复祥邮社”、“中华邮票社”及“中华邮票公司”，也曾使用过“邮商陈复祥”牌号。
1941年6月10日上海出版的《新光邮票杂志副刊》上广告为“邮商陈复祥”字样。
同年同月上海邮版的《新光邮票杂志》第九卷第3、4期合刊上改称“陈复祥邮社”。
同年11月，在新光邮票会主办的《邮票展览会出品目录》上，又改称“中华邮票公司”。
1946年5月31上海出版的《邮话》第44期上，陈复祥刊登的广告又称“中华邮票社”。
陈复祥集邮开始得很早，在中国“邮王”周今觉集邮之前。他是中国人最早自己办的“上海神州邮票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陈复祥对中国邮票有相当深的研究，鉴定能力在国际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最为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对（1923年新疆发行的木戳加盖“航空”二字邮票的真伪鉴定。
1932年11月至1933年6月间，新疆邮政当局曾将已加盖“限新省贴用”字样的北京老版和新版中面值5分和1角的帆船邮票及1角5分和3角的农获图邮票，用木刻戳加盖“航空”二字使用。上海最先见到这种加盖邮票是谢大任教授，谢与一位在新疆任职的美国人通信获此邮票，后来又委托他代购全套邮票。不久，谢大任把此事告诉了陈复祥，陈立即与这位美国人联系，购买了不少新疆木戳加盖“航空”邮票。谢大任还寄了一套给美国司各脱邮票公司，为此这套邮票收入了司各脱邮票年鉴。
这套木戳加盖邮票，发售数量不多，发行地点又偏僻，出现多种仿制品，使集邮家难以辨认真伪。陈复祥凭他深厚的邮识功底，再加上他对这种木戳加盖的研究，在真伪鉴定时，总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他的鉴定在当时的国际邮市上，形成了固定的价格：此种木戳加盖邮票如请陈复祥鉴定，加盖签章，须付200元。这是新疆加盖“航空”邮票，不但大大地提高了陈复祥在国际邮坛上的知名度，也为他赚了一大笔钱。
1935年，陈复祥卖给美国专门从事航空邮票生意的邮商萨纳尔亚一批新疆木戳加盖“航空”邮票，共有新票20余套，另有2枚小套邮票若干，每套按200美元计，总成交额达4800美元以上。按当时邮市价格计算相当于8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的价值。这笔交易是陈复祥邮商生涯的顶峰。
30年代中期，上海有个“公兴拍卖行”，每逢周末便举办一次邮票拍卖，拍品中有新疆木戳加盖“航空”邮票，面值5分和1角两种。上海有位专门收集片笺的集邮家谢鄂常，他从北京大学万灿文处得到面值5分和1角两种邮票各100枚，在自己出售一部分，便以7角5分一组的代价，全部卖给了陈复祥，陈又以3元一组的价格出售。在公兴拍卖会上则高达5元一组。面值1角5分和3角两种邮票，上海则较为少见。陈复祥为此专门印刷征求信件，寄送给各位集邮家，多方搜寻。可是只找到20余枚。
那时，陈复祥出售新疆木戳加盖“航空”邮票4全新，售价200元，四方连为800元。当时1美元全国币3元。由此推算，陈复祥卖给美国邮票商那批新疆木戳加盖“航空”邮票，获利是相当丰厚的。
陈复祥也曾经手过红印花“小壹圆”邮票。1897年初，棉加义在上海邮局直接购出2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1922年，棉加义邮集分两次在上海拍卖。第一次有1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被李辉堂拍获；同年年底，第二次拍卖棉加义邮集是时，是由上海鲁意斯摩洋行主拍，又有1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票背微薄脱胶，被陈复祥以银220两拍获，约合132美元。次年，陈复祥以350元的代价卖给了周今觉，从此这枚邮票进入周今觉的副集。1943年，集邮家王纪泽以130两黄金买下了周今觉这部副集，主要目的是就是为了这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1965年，王纪泽将个人收藏的红印花邮票全部捐献给邮电部。这枚红印“小壹圆”邮票现藏于北京为“中国邮票博物馆”。
红印花“小壹圆”邮票的旧票，知其下落者，多年来只有一枚。20世纪初，由雷奔（汉文名“芮朋”）保存，曾在经时布鲁塞尔邮展上展出过，并荣获奖牌。后来，雷奔将这枚红印花“小壹圆”旧票与其他若干枚邮票装于一个框内，长期悬挂室内。1927年，因袁寒云极力催促，陈复祥把雷奔这一框邮票全部买下来，据说是1500元左右，这枚红印“小壹圆”旧票以1000元的价格卖给了袁寒云，其余邮票因长期置于室内，品相不佳，只卖了300余元。陈复祥做了一桩赔本的生意。
陈复祥是邮商，同时也是集邮家和邮学家。他是一位有国家和民族观念的邮商，多次从国外收购或交换回那些早年被外国人携带出去的大批中国名贵邮票，转售给国内集邮家。
陈复祥是高水平的邮商，在邮商中有一定声望，也受到同业的敬重。抗日战争爆发前两年，国内邮商曾组织“中国邮商公会”，陈复祥被推选为主席。
陈复祥有自己的邮集，如大龙、小龙、万寿、红印花、商埠票等专集，他还特别注意收集邮戳和实寄封，他的《海关邮戳集》和《商埠邮戳集》都是非常罕见的邮史资料。《海关邮戳集》中的一部分曾在1957年莫斯科邮展会上获银质奖。
陈复祥编著的集邮书刊很多，第一本中文邮票目录和上海最早的中文邮刊——《中国邮票汇编》和《邮票月刊》——他都参加编写。后来，他又替外籍邮商罗门编辑了著名的《罗门目录》（1941年出版）。解放后，他又不断为《集邮》月刊撰稿。
十年浩劫期间，陈复祥的藏品遭到彻底毁坏，如尚存的红印花“小肆分”四方连，“小二分”大方连、“大壹圆”四方连等名贵邮票，被扔到地上，任人脚踩，陈氏痛苦万分。
1970年12月8日，陈复祥因气喘病复发，不治逝世，享年69岁。遗有二子二女，其中一位儿子陈世明也业邮。

张包子俊与奥伦多邮票公司

张包了俊（1902.2.7—1994.6.13），祖籍安徽省，其曾祖经商到浙江杭县，落户于此。
张包子俊的祖先本来姓“包”，后来他的“先世”过继给姓张的，遂改为姓张。1927年，北京出版的《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的会员名单上，第53号还印着“张子俊”。就是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在旧书信中，无意间发现一件他祖母的遗嘱，说明他们家世演变的过程，说包氏也无后，命后人应以“张包”为复姓，张子俊便改为“张包子俊”，他的后代，也沿用这一奇怪的复姓，其子叫“张包钜”。
张包子俊毕业于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早年曾在浙江省政府、青岛市政府，浙江外海水上公安局某处任过职。
张包子俊是我国著名的集邮家，邮学家和集邮活动家，是早期三大邮会之一——新光邮票研究会——的创始人。在集邮从四十年代起，便被誉为“中国集邮元老”。
自9岁起开始集邮，1917年又收集航空专题信封，在中国张包子俊大概是第一位专题集邮的收藏家。大约1923年左右，杭州潘光震和几位同学在自己家里组织“新光俱乐部”（简称“新光社”。张包子俊、潘光震、郑汝纯都是杭州青年会集邮组的成员，李弗如是杭州青年会的干事。不久，张包子俊、郑汝纯、李弗如也参加了新光社，并专门从事集邮活动。1925年组建“新光邮票研究会”，会址就在他家：杭州严衙弄二号。出版会刊《邮票先声》，自任主编。
早在三十年代，张包子俊在青岛市政府任职时，便曾租用青岛邮政信箱第55号，进行通信买卖邮票，按他自己所说“其实也不过是大一点的交换而已，买卖的门槛还不够精”。（见1948年7月31日上海出版的《近代邮刊》第三卷第7期上，张包子俊写的“邮老师”一文）。那时，他只是个业余邮商。真正下海干邮商则是在上海。
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被日军占领，张包子俊不愿为敌寇服务，未到上海。在1944年11月上海出版的《邮话》第35期上，他写有“上海邮市动态”一文，其中写道：“余于事变后来沪，见猎心喜，试为贩邮之业，合作者有张承惠、柳至川、钟韵玉诸君，阵容堪为一时之钜……不料12月8日东亚事变，余等首蒙打击，……不料十二月八日东亚事变，张柳二君相率以世去，韵玉今亦自立门户……”
1937年，张包子俊开办了“奥伦多邮票公司”，最初在上海沧州路206号，后迁到上海爱文义路福田邨71号。该公司主营中国邮票，由他和妹夫钟韵玉主管，外国邮票由柳至川负责，其妹张包平之协助。
1942年6月，柳至川脱离奥伦多邮票公司，另立“东方邮票公司”。奥伦多邮票公司，由张包子俊与钟韵玉2人一直经营到1945年抗战胜利。
1945年冬，奥伦多邮票公司从上海迁到杭州，地址：杭州仁和路41号，由张包子俊一人经营。钟韵玉则曾在上海经营“上海邮人服务社”。
1946年底，张包子俊正式结束了奥伦多邮票公司。在杭州经营“清泰第二旅馆”。
张包子俊在经营奥伦多邮票公司期间，曾于1942年1月创刊《邮话》，到1946年5月停刊时，共出刊33期。
1940年底，张包子俊，钟韵玉及徐秉鸿还曾开办过“上海邮人服务社”，门市部便在奥伦多邮票公司，函购部在上海斯德朗路四维村1号A。社址：上海慕尔鸣路220弄3号。

钟韵玉与邮人服务社
钟韵玉（1907—1996），浙江杭州人。1920年前后开始集邮。1925年底，成立“新光邮票研究会”时，他也是发起人之一。同时任该会图书部主任。
钟韵玉是著名集邮家张包子俊的妹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钟韵玉到了上海。1940年冬，由张包子俊、钟韵玉及徐秉鸿三人合作创办“上海邮人服务社”。在上海永安公司文具部设门市部，同时在奥伦多邮票公司和德孚邮票社设集邮品经销处，还在上海台斯德朗四维村一号A设函购部。
上海邮人服务部专门经销上海协进文艺社生产的邮集、邮册、护邮袋、防水透明纸、胶水纸、邮票钳、量齿尺等，此外尚有集邮书报，杂志及邮票。当时上海邮人服务社的集邮用品行销国内外、颇负时誉。
约1942年，张包子俊与钟韵玉因经营“奥伦多邮票公司”，难以同时顾及上海邮人服务社，故改为由徐秉鸿一人经营。
徐秉鸿（1910—1943）字茂君，江苏镇江人。在上海永安公司文具部任职，由于该部出售中外混合袋票，为此与邮票结缘。他自己独自经营上海邮人服务社仅一年有余，便病逝。
1944年5月1日起，又为钟韵玉掌管上海邮人服务社。次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钟韵玉返回杭州报业任职，担任浙江新闻社社长兼编辑部主任。最初，他在《浙江新闻》上，以“新光邮票会杭州分会”的名义开辟“集邮园地”。后来于1948年12月3日创刊《中国邮报》，同时开办“邮人服务社”，借用此报进行通信拍卖，每半个月一次。
1949年4月底，浙江新闻报社停办。《中国邮报》也中断。经邮人服务社与《中国邮报》编辑部磋商，于同年7月5日复刊，取消浙江新闻副刊名义，改由中国邮报社发行。
1949年8月15日《中国邮报》发行了最后一期，即第20期，邮人服务社及中国邮报社发表“联合启事”，宣布停止经营和出版。
在此期间，钟韵玉还编辑出版《中国集邮人名录》。
十年浩劫期间，钟韵玉大部分藏品都被抄走，全部损失。
“文革”以后，钟韵玉又担任《浙江集邮》的编辑。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又编辑《新光邮票会健在会员录》一书，在1995年出版。

陈志川与国粹邮票公司
陈志川（1917—1977），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杭州。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曾供职于两浙银行，后又自行开办和丰米厂。自幼爱好绘画和集邮。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被日寇侵占。1938年春，陈志川避难到上海，又萌生集邮兴趣，在市面上购买不少自己喜爱的早期华邮，同时也结识了一大批邮友。
陈志川并不满足于单纯的集邮与购邮，于1940年6月，在上海霞飞路塔华公寓内开办了“国粹邮票公司”，正式下海经营邮票。在买卖邮票的同时，也不曾忘却自己的收藏。陈志川重点收藏的是海关大龙邮票和红印花加盖邮票及相应的实寄封。有一段时间，陈志川号称“大龙邮票专家”，后来他又喜欢收集有关邮政与邮票的史料，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集邮文献收藏家。
1942年3月，陈志川独自创办《国粹邮刊》，至1946年7月，共发行42期。该刊正如“发刊词”中所说“纯以研究邮学为立场，不作营业上之宣传”。这份邮刊撰稿人，除主编陈志川外，还有不少是当时邮坛上第一流的著名邮人，如周今觉、张赓伯、王纪泽、陈复祥、严西峤、钟笑炉、吴乐园、邵洵美等人。发表的内容，有对邮票、邮史的探讨研究，有述邮坛的掌故见闻，或是记叙报道性的，或是集邮常识性的，大多具有一定的知识性、可读性。如张赓伯撰写的“邮海沧桑录”，其内容广泛涉及我国邮政初创、集邮风气初开始的不少掌故见闻及邮史、邮票、邮人、邮商、邮展、邮会、邮刊等多方面的珍贵史料。又如一芹的《海上邮人小志》，连载33期，介绍了当时上海30多位邮人，为后来保存了若干活的史料。
在抗战期间，陈志川以个人财力识力，出版这份不靠广告费滋养的邮刊，每期成本费都超出售价数倍，实属不易。
国粹邮票公司于1945年2月停止营业，陈志川结束了他历时5年的邮商生涯。从3月1日起，《国粹邮刊》以“国粹邮票研究出版社”的名义继续出版。
陈志川两度出任新光会刊编务，1944年5月至1945年7月任该刊第11卷的主编；1948年5月至8月又任第15卷的主编。
1948年5月，中华邮政总局与新光邮票会在上海联合举办邮票展览会，陈志川是那次邮展的中坚分子。
1949年春，陈志川离沪去香港，1950年4月又出版1期刊物式的《国粹邮刊》第43期。
后来，陈志川迁居台湾，又编撰了《海关大龙外洋实寄封邮资之考证》、《中国早期邮政的史料考实》、《陈志川邮学论著》等作品。
1977年3月11日，陈志川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享年62岁。
在陈志川一生中，从事邮商的时间比较短促。与其说他是邮商，还不如说他是一位颇有贡献的邮学家。

钟笑炉与近代集邮商店
钟笑炉（1903—1976）广东花县人。原名钟流，又署垦牛，莫文名H、L、CHUNG。少年时代读过六年私塾，后到上海学生意，长期居住上海，经营“广东袜厂”，实际是一家百货商店。
钟笑炉是在38岁时，由于外甥女求他帮助识别外国邮票上的国名与地名，又有同乡好友指点，受到启迪，从此才开始集邮的。
钟笑炉集邮起始，虚心好学，求知若渴，邮识提高很快。他明智地认识自己既无周今觉、郭植芳那样拥有万贯家财，又没有陈湘涛，姜治方那样广见博闻的经历。他要量力而行，选择了自己主攻方向，是专门收集整理和研究近期发行的中国邮票。经过几年的努力，在集邮界里，他获得“中国近代票”权威的美誉。
钟笑炉善于利用放大镜仔细观察邮票的版式将征，进行分纸、分色、分型、分齿的研究。他从整张邮票中，找出母模暗记、子模暗记和全版暗记，伴以纸质、水印、刷色、背胶及齿孔的研究，推测和论证邮票的印制和发行过程。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钟笑炉停办了广东袜厂，转业为邮商。1946年1月，钟笑炉创办“近代邮票研究社”，开始出版《近代邮刊》，他自任主编，每月出版一期。办刊非常认真，选材严谨，注重研究，图文并茂，深受集邮者的爱戴，至今有很高的保存价值。从1946年1月至1951年12月，《近代邮刊》共出版六卷72期。
钟笑炉作为邮商，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无论亲疏，凡出售邮票给他，都是按质论价。遇上不识货的卖主，他也如实相告售品的实际价值，按照实值付款。对同行邮商，愿让利共同发展。偶有不法邮商伪造珍邮，鱼目混珠，牟取不义之财时，钟笑炉便用《近代邮刊》及时予以揭露，免使集邮者上当受骗，以正视听。凡遇疑品，经钟笑炉和《近代邮刊》鉴定后，辨明是非。遇有邮票求教者，有问必答。特别是对青年人和初集邮者，一贯热情接待，坦诚相告。他在集邮者和邮商中间，包括国外，都享有很高的信誉。1995年，日本邮趣协会在出版已故集邮家水原明窗遗著《中国解放区邮票图鉴》一书，在扉页印着钟笑炉的照片，下边是水原明窗遗墨：“想念我的集邮老师已故钟笑炉先生，他是独具慧眼邮识超群，卓有成就的近代集邮权威，教益难忘”。
在上海有信小学教师钱万能，家中有四五个孩子，每月收入不够支出，此人便利用当时集邮者对苏区红军发行邮票不够了解的心理，肆意伪造多种所谓中央苏区邮票，然而这些邮票却瞒不过钟笑炉的眼睛。可是在拍卖会上，钟笑炉把这些假邮票都买下来，他认为这是对钱万能家庭生活的一点支持，同时告诫钱以后不要再做了。钱万能很受感动。后来，钟笑炉在《近代邮刊》上，把这批臆造品，用专版公谱于众，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史料。
在四十年代后半期与五十年代初，与其说钟笑炉版邮票生意，倒不如说他专心办邮刊，因为在任何邮刊上也从未见到过他做邮票买卖的广告，更没有开办“邮票社”或“邮票公司”，只有一个名为“近代邮学研究出版社”的机构，是为出版《近代邮刊》而设立的。
1949年以前，钟笑炉为办《近代邮刊》。还曾经给自己惹过不少麻烦。1947年3月出版的《近代邮刊》第15期上，有东北邮票管理总局发行的“双十二”纪念邮票，这套邮票的图案是一幅漫画，不知何人告发，触怒了当时上海市政府，以理由“刊载毛泽东肖像，且未向社会局登记”，抄了钟笑炉的家。
据钟笑炉遗著“《近代邮刊》片逝杂记”中记载：
“终于，麻烦发生了。
   1948年9月某日，上海警备司令部侦察课韩金宝（这是回忆当时他出示的名片，可能有误）。为了总第30期登载毛主席像邮票的事，找过我三次，最后一次他对我说：“我已调查清楚了，你这个广东袜厂百货商店老板，开店不管店，不务正业，你已犯法了”。
一、你没有办过登记注册手续，怎么只出版刊物？二、在刊物上公然为共产党邮票作宣。三、你宣传共产党在鞍山平信五十元，而我们的信邮资是五千元，你宣传共产党钞票值钱。
1948年11月，国民党上海市社会某甲（记得他的名片上有“市党部宿舍”，“上海市社会局检查科”字样，姓名记不清了），由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一个陪同前来我外，说奉市长吴国桢命令以无登记证非法出版刊物及刊登共产党邮票为理由，勒令：
一、具结立即停止出版《近代邮刊》。
二、没收所有《近代邮刊》总第30期的库存邮刊（约交出40余册）。
三、没收在邮刊上登过的有毛泽东像的邮票（我只从抽斗内拣出有关区票—袋交给他）。
当天晚报登出一则新闻，意说广东袜厂百货店主钟流，因犯有无登记证和出版刊物，并刊登共产党邮票，已被拘捕的消息。
钟笑炉主办的《近代邮刊》是当时中国唯一横跨1949年两个时代的大型邮刊。它承上启下，为后世留下不少宝贵资料。有关解放区邮票的记载资料，绝大部分都出自钟笑炉之手。在1949年5月，上海易手之后，《近代邮刊》于6月底便复刊，他冠以“解放区邮票概述”为题，陆读详细介绍各大解放区的邮票，至今仍是撰写这部分邮票发行史的有用材料。从五十年代，日本水原明窗编写《新中国邮票图鉴》一书开始，到八十年代香港杨乃强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图鉴（解放区）》，都是采用钟笑炉的材料。
1976年1月，钟笑炉逝世。八十年代初，他的亲属主动将钟笑炉遗留下来的邮票，全部捐献给上海集邮协会。该会并为他设立了“钟笑炉集邮基金会”，每年以此奖励集邮先进份子。

钱万能与他臆造的邮票
钱万能（？—1965）又名钱启祥，浙江慈溪人。
1931年8月1日，钱万能创办“万能邮票社”。地址：上海康脑脱路108弄78号。
是1940年1月上海出版的《新光邮票杂志》第八卷第1期上刊出的万能邮票社广告。
30年代后半期至解放前夕，在邮人对苏区邮票还不了解之时，1944年前后，钱万能开始经营解放区邮票，但是绝大部分是臆造票。据上海邮商傅湘州著文：“……他时而告诉人们一个机密：醒世钟者（按：钱万能曾经营“醒世钟广告公司”），新四军也。我是新四军派在上海的负责人之一，负责筹集军费，醒世钟广告公司是我们的联络点。这些邮票是从游击区来的，卖出的钱筹集军费。那时许多沦陷区民众自觉解囊购买这邮票，一些爱国热情很高的人，还甘冒风险为其推销。后来发现这些邮品是伪品，有人认为钱万能有精神病，不会伪造，只是转手买卖。其实不然，这些票就是他伪造的”。（见1984年北京出版的《集邮研究》第4期第30页。）
钱万能大量臆造多种所谓苏区邮票，制作手法相当拙劣，有时便用小学生手工泥制作，印成后便出卖，或送拍卖行拍卖。据傅湘洲文：“钱本人不会刻章，他和上海卡德路（今石门二路）一家刻字店来往很密，我曾目睹他在该店进进出出，一次他与店主同进后屋，随后拿出一个纸包，里面装着的很可能是木质印章。有一段时间，不论盛夏严冬，钱万能紧闭房门，外人无法看到室内活动。有客上门，钱一反常态，来客必在门外久候，钱方开门纳客。显然他是印制“邮票”。后来，在他家生火用的木柴中，常有一方方的图章，有一次多达十几枚。这些都是他伪造解放区邮票的罪证”。（见：同前）
那时，上海对苏区邮票有一定认识的集邮家只有钟笑炉一人。钟看钱万能是位小学教师，收入相当菲薄，孩子又多，生活艰难。在拍卖会只要遇有钱万的邮品，便全部买下来。事后劝其不要再作，钱万能后来还真的停止了这项制伪。附图均为钱万能制做的臆造品。
新中国成立后，钱万能又触犯法律，被捕入狱。1957年获释，曾经营了几个月的邮票生意，仍然无法维持全家生活。钱万能又无别的养家糊口能力，被安排去宁夏劳动就业，在劳动中间，因犯破坏国家财产罪，第二次被判刑，后来死于狱中。
钱万能曾编辑出版过多种邮刊，如1940年3月创刊《万能邮刊》，到1941年10月，共出版4期；1948年10月将《万能邮刊》从月刊改为双月刊，到1949年4月，出版3期；1948年1月，以上海邮刊社的名义创刊《上海邮刊》到1949年8月，共出版四卷20期。钱万能主编邮刊，有个突出的特点，是非常幽默。他还著有《和尚也爱集邮票》一书。

王纪泽与万寿邮票公司
王纪泽（1900—1982），江苏镇江人，幼年在老家入私塾。后因其父王善征谋得北京金城银行东交民巷分行管理外库职务，王纪泽随迁居北京。
1917年，王纪泽进入北京汇文学校求学。因为他是从私塾转入学堂，一切对他都十分新鲜，特别对地理知识更觉茫然，对外国地名几乎是一无所知。一位地理老师送给了一些花花绿绿的外国邮票，使他大开眼界，从此迷上了邮票。
1919年“五四”运动时，王纪泽正在北京燕京大学经济系读书，他参加了这次爱国运动。
1920年前后，其父王善征从原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 德国人）遗集中，得到红印花加盖“小肆分”和“当伍圆”两种邮票各1枚，送给了王纪泽。王纪泽特地请人做了两本活页贴票册，紫色封面，金字题书：“中国；邮票集，王纪泽搜藏，民国九年三月二日订”。
1921年，王纪泽在北京大有银行任职。1928年去沈阳银号，先后在范家屯、开原等地银号任负责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纪泽返回关内，途中邮集全部丢失。
1931至1937年间，王纪泽在河北省定县、清风店等地银行任职。
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纪泽随河北省财政厅所属机构，长途跋涉，到了汉口。中途又将邮集损失。
1940年，王纪泽取道香港回到上海，既能照料已退休的老父，又使全家得以团聚，遂定居上海。
王纪泽到上海后便失业，有人介绍他去日伪银行工作，但是被他回绝了。他宁愿去一家颜料店当销售员。
王纪泽特别珍惜他父亲给他的“小肆分”和“当伍圆”邮票。别的邮票都丢了，只有这两枚邮票一直保存在身边。上海集邮家梁芸斋劝他以此2枚邮票为基础，专集“红印花”邮票。
王纪泽的集邮生涯相当坎坷。早在20年代，他就收集了一部高水平的中国邮集，毁于“九.一八”事变；进关后，他又重新收集一部中国邮集，可惜又损失于“七七”事变，除了红印花邮票以外，他还收集了一种新疆木戳加盖“航空”邮票专集，然而1940年在上海又遭抢劫，倒霉的事都让王纪泽赶上了。
王纪泽的夫人是张包子俊的幼妹张包平之，他们的结合，还贯穿着一段有趣的故事：张包平之多年来协助哥哥张包子俊处理新光邮票会的事务，王纪泽是张包子俊的邮友，又是新光邮票会的理事，经常与张包平之见面。经著名集邮家陈葆蕃和张赓伯两人介绍，王纪泽与张包平之结合。张包子俊提出嫁妹的条件是，要王纪泽集齐当时所有纪念邮票的全新四方连，王纪泽当然照办不误，还以“万寿”纪念邮票横双连新票为聘礼，象征长寿和白头偕老。
王纪泽不抽烟，不喝酒，就是迷恋邮票，张包平之竭力支持。解放后，生活安定，子女成人。王纪泽年过花甲之后，深度近视的眼睛又蒙上了白内障。张包平之向丈夫提议，把心爱的邮票放到最可靠的地方——捐献给国家。王纪泽有点不好意思似地同妻子商量：“让我玩到70岁，好吧？”他们一起通过温习近代史，抚今追昔。张包平之说：“抗美援朝时，你欣然送子参军，毫不自私，现在捐献邮票，迟不如早，为什么还犹豫呢？”夫妻俩畅叙抱负，精神境界豁然开朗。他们终于在1965年冬天，把《红印花专集》献给了邮电部，其中包括著名的红印花“小壹圆”新票，现藏于北京中国邮票博物馆。
这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在黄光城著的《红印花小壹圆票存世考图鉴》一书中，编号第17枚。1897年初发行时，是棉加义从邮局购买的。1922年12月1日，上海鲁意斯摩洋行第二次拍卖棉加义邮集时，有这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被上海邮商陈复祥以银220两拍获，次年转让给周今觉。1943年12月，王纪泽为得到这枚邮票，只好买下周今觉的副集，在保存20多年后捐献了。
抗日战争期间，王纪泽在上海为了生计，曾一度下海成为邮商。
根据1942年9月上海出版的《邮话》第9期上的广告可知，1942年9月9日，王纪泽与严西峤合作经营的“万寿邮票公司”开业。地址为上海福履里路506号懿园内34号。
同年10月间，严西峤退出万寿邮票公司。
1943年初，王纪泽除主营中国邮票外，又增加外国邮票业务，万寿邮票公司也迁到上海拉都路锦村5号。
据1943年8月上海出版的《邮话》第20期上的广告，可知万寿邮票公司于1943年中停业。
此后，王纪泽改用个人名义经营邮票。
王纪泽曾任新光邮票会上主席理事、审查部副主任等。

袁必成与成记邮票社
袁必成（1916）浙江慈溪人。
自幼生长于上海，早年丧父。少年时期便在外商洋行当学徒，非常刻苦，自修英语。在洋行任职，便经常接触到外国来信，他向别人把信封要来，将邮票撕下，保存起来。数量多了以后，便与上海四川路上的邮票商交换，或卖给他们。
抗日战争爆发后，洋行关闭，袁必成也失业了，便只好下海当起邮商，最初只是在街上摆摊卖邮票，勉强维持生活。后来，受到著名集邮家张承惠的指点和支持，于1937年12月22日，在上海四川路临近南京路口的惠罗公司对面恒茂钱庄内租下一个柜台，竖起了“成记邮票社”的招牌。由于地处上海闹市区中央，业务发展很快，因此成记邮票社逐渐成长起来。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四川路一带的外币兑换钱庄，因为欧美侨民多被日军关入集中营，外币交易又不准进行，所以兑换业务不得不转入地下，进行黑市交易。恒茂钱庄的业务也不例外，袁必成趁机游说店主李某，将钱庄改为邮票社。可是，两人合伙时间不长，袁必成便从恒茂撤出来，在上海四川路上的大通银行对面找了新址，即四川路337-9号。袁必成经营相当得法，业务发展很快。这时，袁必成的成记邮票社，与法租界环龙路谈贵生的华外邮票社和霞飞路包伟民的伟民邮票社，合称为上海的“三大家”，其中以袁必成的成记邮票社气派最为宏伟。
对时，袁必成以经营低档和中档的中外邮票为主，兼营批发和出口。日军占领上海期间，大宗邮票出口非常困难，袁必成便在店中进行邮票拍卖，每星期六下午举行，拍卖所收佣金，维持邮票店支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成记邮票社的拍卖业务发展更快，形成上海集邮家聚会之所。当币制改革时，将国币改为现金元券，上海邮商间的大宗邮票交易，多在成记邮票社进行，使成记邮票社无形中成为邮票交易所。那时，店中高悬一块黑板，每日标出若干热门邮票的买卖价，有千套价、万套价；有现套价，有期货价。袁必成不管你是买空，还是卖空，反正他从中收取佣金，鉴于交易数字非常大，他的收入也相当可观。
1949年5月，袁必成从上海到了香港，在德辅道中亚历大行的楼下，一家帽子店里租了半间房开始业邮，同时在香港各报上刊出广告，还编印了一份售品目录，用通信函购方式打通了东南亚一带邮友的通道。袁必成在上海经营邮票拍卖业务多年，对中国早期邮票的了解，远远高出香港当地邮票商。这时袁氏手中又美国同行资助的数千美元，可以作为流动资金，在香港成记邮票社开张后，存在上海的邮票陆续也都弄到香港，后来在九龙开了分店。香港德辅道的店拆迁，袁必成又租下大新公司文具部一个柜台，不久在大道中华人行的写字间设立成记邮票总社。
1952年2月4日至10日，袁必成在香港遮打道思毫酒店画厅举办了一次“古今邮票展览”，盛况空前，只第一天便有近万人参观邮展，拿出10万枚中外邮票赠送给小观众。那天到场的观众有许多位是名人，如方业光、郭植芳、肖作斌、陈江峰、杨成一、严西峤、陈志川、李颂平、胡新、余禄佑等。这场展览会的最大特点是展品全部出售，类似现在的展销会。当时还出版了《古今邮票展览会特刊》，共二期。
这次展销会后，袁必成将成记邮票社迁至日本东京，总社地址：东京日本桥私书函196番，雇佣了17名工作人员。
成记邮票在东京最著名的三越百货公司内设立集邮部；同时在驻日美军福利社内也设立集邮部，以批发业务为主。后来，袁必成赚了大钱。
1971年，为纪念日本邮票发行百年，袁必成又举办了一次邮票义卖，3000余项拍品，售得10万美元，全部捐献给当地慈善事业。
1951年，袁必成将成记邮票社的总社迁往香港，上海改为分社。
六十年代，袁必成迁居日本。1971年为日本邮票百年纪念邮展举办过一次义卖，3000余项拍品，售得10万美元，全部捐献给慈善事业。

严西峤与现代邮票社
严西峤（1915——）。
严西峤毕业于上海城南君毅中学，曾致力于研究文学和音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严家以经营杂货布匹为业，客户往返，书信很多。当时正在行用北京新版帆船图邮票，严西峤见到后，都把它们从信封上剪下来，泡在水中，邮票脱落后，为了使其尽快干燥，用火熏烤，邮票都变黄色，成时后来的笑柄。
严西峤最初收集外国邮票地，读完《邮乘》后，才知道中国邮票内容如此丰富。那时，上海公兴拍卖行，每星期六举办中外邮票拍卖会，在这个拍卖会上，他又结识上海著名邮商陈复祥，陈介绍严西峤参加中国邮票会。在三十年代中期，他开办了“现代邮票社，专门经营中国名贵邮票，兼售商埠邮票。社址，就在他家上海浦东塘桥路严宅。
1939年10月中旬至12月初，严西峤因事去云南近三个月，现代邮票社的业务，交其弟严西川代管，但是其“舍弟西川代为收转，不意彼不将信件转交，私与各主顾往来，其中诚实交易者固多，而收款延不寄货者，亦有若干起。并经本人详细调查，乃悉彼年轻识浅，受人愚弄，以致得款胡乱花用等……由本人责令悔过自新，所有各埠汇交本社之帐款，亦当一律料理清偿……”。
四十年代起，严西峤便不在使用“现代邮票社”这个名字，改用“邮商严西峤”。
1948年底，严西峤去香港。

绿光邮票社的张氏父子
“张氏父子”是指绿光邮票社前后两位主人——张寄文和张天铎。
张寄文（1893—1939）江苏吴县人。
出生于上海南汇，其父在上海新开河面粉交易所任职，张寄文长大以后，也从事这项业务。
从20年代起，张寄文便开始集邮，目标并不明确，世界各国邮票他都收集，集邮范围非常广。
1935年10月，张寄文与集邮家黎永锦、邮票商朱世杰、张景盂等人。一同成为新光邮票会的永久会员。不久，张寄文便在其住所：上海南市城内西唐家街38号，挂起了“绿光邮票社”的招牌，专营通信业务。后来，邮票生意成了他的主业。经营方式是像当时苏州五洲邮票社主人张景盂学习，主要对象是初集邮者，售品目录以外国邮票为主，其中又多是小套票和袋票，物美价廉。
张寄文的儿子张天铎出生于1914年11月，自15岁起便从商，跟着父亲经营邮票。但是，张天铎非常好学，自修了图书馆学和社会学，在生意之余，他还立志创办天铎图书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打乱了张天铎的计划，唐家弄一带成为战场，被日军全都烧毁。张寄文携子逃到英国租界避难，虽然出逃时，随身带了不少邮票，可是张天铎的藏书全都损失殆尽。此后，张寄文一病不起，延至1939年1月去世。
张天铎接任父亲遗业绿光邮票社，仍不脱家庭化的经营模式。抗战期间住在上海新闸路济康里15号。当时，他是一家大小同居一室，床上床下，桌子上桌子下，到处都堆放邮票、信函、信封，同时夹杂着小孩的衣裤、尿布等，杂乱无章，卖品目录与往来帐目倒是放在醒目的地方，邮票货倒也不少，可都是廉价品。
张天铎的经营方式，是注重出版卖品目录式的邮刊，1946年创刊《绿光邮刊》，名为月刊，到1948年11月，共出版三卷，共计多少期不详。他是自编自写，有铅印，也有油印，开数时大时小，页数有多有少，无一定规格。出版的目的是为招徕新顾客。
张天铎进货渠道，一部分是用中国邮票的袋票与国外邮商交换外国邮票，另一部分是在上海各邮票拍卖会买来。
抗战末期，张天铎从欧洲法国和比利时邮市购得中国早期邮票一批，听说都是旅欧集邮家姜治方的复品。
张天铎身材矮胖，不善交际，生活俭朴，品性厚道，和蔼可亲，集邮界赐他外号是西游记中的“沙和尚”。

傅湘洲与湘洲集邮服务社
傅湘洲（1928——），上海浦东人。其祖辈以经营典当为业。其父从小便让他学习珠算和米南宫十七贴，有意让他继承祖业，当一名当铺老板。可是他自9岁那年便迷恋上五颜六色的邮票。最初还是小打小闹，后来由于结识了钟笑炉等集邮界名家，更沉醉于邮票之中，藏邮也日渐丰富。
傅湘洲的集邮癖好最终被父亲察觉，认为他“玩物丧志”和“废时失业”，除了大发雷霆之外，在他16岁那年，把他藏在家里的邮票全部焚毁。傅湘洲自然痛心疾首，言辞不免激烈。其父盛怒之下居然还要操刀。傅湘洲爱邮胜过亲情，义无反顾地脱去外衣，以示与家庭决裂。
16岁的傅湘洲离开家庭后，去找钟笑炉。钟笑炉为他准备了两大册当时比较热门的好销邮票，逐套逐枚仔细标好售价，交给傅湘洲去卖；邮票售出钟笑炉与他“七三”分成。
1946年春，傅湘洲在钟笑炉的鼓励与支持下，创办了“湘洲邮社”。在1946年5月上海出版的《邮人》第2期上曾刊出广告，地址为：上海戈登路昌平路口新余屯33号（即傅湘洲的住家）。后来在上海霞飞路690号设立了“湘洲集邮服务社”门市部。
此时，傅湘洲除了以业邮维持生计外，还多拜各名家为师，如钟笑炉、钟韵玉、张包子俊等。他钻研邮识，致力于传统版式研究。不久，他又参加了新光、甲戌、金竹、无锡等邮票会，广泛交结各地邮人。
1947年冬起，时局动荡，百业凋零。傅湘洲不得不结束邮票社的业务，离开上海到南京去另谋职业。
1949年春，傅湘洲回到上海，重新开业“湘洲集邮服务社”（一度又称“中国通讯之友社”）。这时，傅湘洲继续对华邮进行研究。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其间，除反复浏览了一二十部中期华出巨集，贪婪地、尽情地从中吸吮了无数宝贵的传统研究知识，还在他（注：指钟笑炉）的指导下，进行了两次版式研究实习。”后来，傅湘洲的研究文章经过钟笑炉整理在邮刊上发表。
傅湘洲一边集邮，一边从事邮票生意的生涯，一直持续到1956年。公私合营后，他被召进邮电部门工作，后又调到集邮公司，直至退休。
自80年代以来，傅湘洲以花甲之年，重新活跃于邮坛。他的多部邮集在国际、国家及市级邮展上获奖。《中信版细“16”修饰复体票》等多篇学术论文刊于《集邮》杂志等报刊。
当年因集邮被父亲逐出家门的傅湘洲，不但近年自己又在上海昆山路吴淞路口主持了邮票社，还支持自己的儿媳在上海卢工邮市租赁摊位，经营邮品，成为“邮商世家”。

徐星瑛与中国邮票通讯拍卖会
徐星瑛（1918——）
徐星瑛从1947年6月开始经营通讯拍卖邮票业务，每月出版一期拍卖目录。拍卖是每月1日举行，截止日期是每月月底。
中国邮票通讯拍卖会简则：
1、凡参加拍卖者，应备足覆件邮资，以便通知拍卖结果。
2、接受拍得通知时，请即将款汇交本会。
3、接受拍得通知，而于每月所定限期以前，未将拍款寄交本会者，则认为弃权，其拍得品，移与次高价者为得主。
4、出品者俟本会收到来款后，按拍卖底价，除去汇费佣金及邮费，即刻将款汇付：
A、拍品底价不足一百万者，不取佣金。
B、拍品底价超越一百万以上，征取佣金，但拍得款全部为出品人所有；
C、拍出时按拍出价，向出品人百分之八；
D、拍回时按拍回价，向出品人征百分之二；
E、拍品无授主或被弃权时，除一律按底价征百分之一，以外每号再征三万元，以资贴补印刷邮资等费。
5、出品者应于每月底之前，将邮票寄交本会登记，并注明邮票种类、枚数及拍卖之底价。
6、委托拍卖之邮票，本会认为有不适宜时，得拒绝接受。
7、截止日期：
A、出品邮票逾期到会移为次期拍卖；
B、参加拍卖逾期无效；
C、汇付拍款以发信日戳为凭，逾月到会概作无效。
8、本简则有未尽善时，得随时修正之。
并有规定：
“拍卖品：本会拍卖之邮票，凡诸集邮同好皆可委托办理，每人每期以五十号为限，而每号最低底价暂定国币十万元。
拍卖：任何人皆可按拍卖邮票底价以上这合意价格，并指明邮票编号，寄交本会。由本会按拍卖方式，采出最高者为得主，而拍卖结果个别通知之”。
中国邮票通讯拍卖会地址：上海市南市北张家弄瞻猗坊2号，同时租用上海邮箱232号。

博士集邮社
赵士骏与博士集邮社
赵士骏（1928—1985），苏州人。
以幼年时代起就喜欢集邮，四十年代参加了当年盛极一时的新光邮票会。
1946年4月，赵士骏挂起“博士集邮社”的招牌，租用上海1968号邮箱，进行通信买卖。
1948年，上海邮展上也有赵士骏的展品。并且担任展场的义务警察，不辞辛苦地维持秩序。
赵士骏早期以收藏与买卖华邮为主，中后期则中外邮票兼营，尤其重视英属地及西欧各国早中期邮票。五十年代，赵士骏以经营邮票和邮品出口为主，他是上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经营出口业务的两位邮商之一，另一位是钟笑炉。
赵士骏与英国著名华邮收藏家台维德爵士往来较多，向他提供清代蒙古实寄封，普通封每个售价2英磅，挂号封售价3英磅，有特殊戳记的实寄封，另外计价。五十年代末期，赵士骏为蒙古实寄封，专程来北京，住在中国集邮公司程本正家，从集邮家赫崇佩都那里买去一批蒙古封。赫崇佩所收藏的蒙古封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在东安市场南花园邮商季子荣那里5分钱一个买来的。
五、六十年代，上海邮商纳税以营业额为准，营业额越高，纳税比例也越大，一般每月超过500元则纳税之外利润便很少了，为此绝大多数邮商每月营业额都控制在500元以下，多了不做。赵士骏作生意则笔笔有帐可查，十分认真，详列清单，照章纳税，成为典型的守法户。赵士骏出售邮票，品相差的，假的绝不出售，旧票上如果是伪戳，也一律剔除，邮德相当高尚。
赵士骏一子一女，其子是九十年代上海鸿雁邮册厂厂长；其女在邮市业邮。
广告刊于1948年5月31日上海出版的《近代邮刊》第三卷第5期上。

夏镇波与新新邮票社
夏镇波（1915—2000）浙江温州人。
幼年在温州龙景庆小学上学，因家境贫困后来辍学，15岁时去浙江青田宏源木行附属的胜康钱庄学生意。由于青田是有名的侨乡，侨居法国的人最多，汇款凭证和往来信封上贴的邮票引起夏镇波浓厚的兴趣。
抗战爆发后，随其兄于1938年来上海，在立胜木行任会计，他开始收集中国邮票。1939年春，他参加了新光邮票会。
1941年，新光邮票会举办一次世界邮展发行一百年的邮展。夏镇波参观后大开眼界。经过几年的努力，早期中国邮票，他基本上都收齐全。1948年，邮政总局和新光邮票会联合举办的邮展上，夏镇波展出“大龙”、“小龙”、“万寿”及“民国”等样票，被誉为“上海新进之名集邮家”。
1948年，夏镇波在上海林森中路697弄19开设“新新邮票社”，经营中外邮票地。夏镇涛是夏镇波的弟弟，此人并不集邮，也未做过邮票商。夏镇波只是利用夏镇涛这个名字，做通信生意。
1950年，夏镇把新新邮票社迁到上海瑞金二路62号，开设“第一斋邮社”，继续进入上海思南路邮局工作。
广告刊于1948年12月3日杭州出版的《中国邮报》第1期上。

上海老资格的邮票商店
二十年代，张子堂在上海华泰钱庄内设立邮票部，经营中国邮票业务，但是作风比较守旧，到四十年代，便已无法与其他邮票社竞争，业务趋于冷落。
1946年，张子堂把邮票部迁到上海中正中路840号，更名为“普饴邮票部”。1949年以后歇业。
“包氏兄弟”
“包氏兄弟”是指包志良和包伟民，上海集邮界当时称他们两人为“包氏兄弟”。
1928年，哥哥包志良创办“黄浦邮票社”，后来改称“黄浦邮票公司”。最初开设于上海巨籁达路晋福里寓所，不久成立邮部，租用上海邮箱877号。附图是1946年4月1日宁波出版《邮目》第2期上该公司的广告。
1939年，黄浦邮票公司在上海南京路262号享达利钟表店3楼设立门市部。
包志良的弟弟包伟民也从事邮票生意，最初设店为“伟民邮票香烟画片社”，地址在上海八仙桥恒茂里南街口，附图是该社于1939年6月1日上海出版的《集邮杂志》第一卷第2期上的广告。后来改名为“伟民邮票古币公司”，地址在上海林森中路650号，租用上海邮箱4026号。附图是该公司于1946年1月31日上海出版的《近代邮刊》第1期上的广告。
包志良曾以上海“黄浦邮票社”的名义，于1939年5月创刊《集邮杂志》，16开大型本，但是只出版了2期，便停刊了。
包志良曾任新光邮票会理事。
王逸民和他的邮币公司
店主：王逸民。
据1935年1月1日杭州出版的《新光》第四卷第3期上的广告名为“逸仙邮币公司”，地址在上海四川路501号；同年2月1日杭州出版的《新光》第四卷第4期的广告上，更名为“逸民邮币公司”，地址未变。
该公司主要经营“古旧邮票”和“金银铜币”。
据1937年5月杭州出版的《新光邮票钱币杂志》第六卷第5期的广告，王逸民又更名为“上海环球邮币公司”，地址也改为上海南京路90号。
“上海环球邮币公司”，店主王逸民，地址：上海南京路90号。经营中国历代古泉钱币、银砖、钞币铜版、大汉铜圆、大龙邮票、航空旧票、纪念信封等。
王逸民曾任新光邮票会理事。
“光华邮票社”，店主黄德光，“专门买卖中外古今邮票”，社址在上海法租界禘鏖路桃园里5号和公共租界吕宋路邑庙市场66号。除了印刷卖品目录外，还曾出版《光华邮报》。
“云光公司”，是在香港和上海两地经营的公司，上海特约门市部在上海四川路仁记路口的大华什志公司，同时租用上海邮箱1075号。“买卖中西邮票，只限大宗交易，中国普通小型邮票，尤为欢迎”“有大批花色邮票”供应。
“沙沙集邮社”，在上海江西路303号。“专营买卖各国古今新旧邮票”“重价收购名贵华邮”。
“万国邮票公司”，地址：上海法租界贾西义路勤乐屯5号；广东汕头至平马路76号楼上。“买卖交换英属票，中国票、满州票。
“中国邮票公司”，店主陈海忠，地址：上海霞飞路798号。“专营买卖中外古今新旧邮票，特别注重英国及英地邮票”。
“女子邮票社”，“专营买卖中外邮票及成套纪念票，并收买交换各种古旧邮票”。地址：总社在上海戈登路新闸路北360弄41号；分社在上海南京路河南路。
“华外邮票社”，店主谈贵生。约创办于1930年，“专营通信买卖交换中外古今新旧邮票”，零售兼批发。社址：门市部在上海环龙路243号；函购部用上海邮箱4020号。
“绿州邮票社”，创办于1993年，社址：上海小西门尚文路松雪坊7号。经营、拍卖中国邮票。1936年12月起发行《青春》邮刊，主编人：松雪坊，共发行7期。

上海邮商的鼎盛时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成为一个孤岛，各行各业的人物都云集此地，形成了上海的一片虚假繁荣。邮票行业也不例外，不少银行家、大学教授、高级职员等，本来都是集邮爱好者，到上海后无所事事，其中有些人便下海当了邮商。他们一则是为了维持生活，二来则是为了有个精神寄托，把牟利倒款在第二位。在整个四十年代，上海到底出现过多少家邮票商店，现在已实难统计出准确的数目，有的开办时间很短，有的又是几个人合办，有的并无地址，只是租用一个邮箱，形式上是五花八门。本文只根据几个大型邮刊上广告里出现的邮票商店，做以简单介绍。
“德孚邮票社”，代表人沈德孚（中源），经营者是马福秀。社址：上海静发寺路1443号。1942年前后开办，通信买卖交换邮票及集邮用品。直到1957年公私合营时才终止邮票业务。
“真光邮票社”，店主陆志新。该店原在苏州营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迁到上海经营，地址：上海霞飞路471号。“专门买卖中外邮票”。约四十年代初停业。
“大地集邮公司”，店主沈燮康。地址：先在上海圣母院路高福里49号，后来迁往上海襄阳路256号。“专营买卖各国古今新旧邮票”。
“复兴集邮社”，店主陈德清。开设于1940年左右，1945年8月前后停业。社址：上海江西中路325号。
“晨光邮票社”，店主沈国钧。1944年左右开业，有一段时间是与陆建平合伙经营，1949年前后歇业。社址：上海东昌路472号。
“民主邮币社”，店主王松龄。1944年左右开业，“专营通信买卖交换中外邮票”。租用上海邮箱第2075号。一直营业到1957年公私合营时才歇业。
“合众邮票社”，店主陆静哲。1945年左右开业，专门收购中国邮票供应出口，与国外邮商进行交换，进口外国邮票后，再行批发各地。1954年后改为制做集邮册。社址：上海成都路桂馨里81号，同时租用上海邮箱517号。1956年，陆静哲转业到上海集邮公司。
“姐妹邮票社”，由原成记邮票社两名女营业员于1946年左右开设的，仅营业了两年时间，便歇业了。社址最初在上海四川路339号，后来迁到北四川路4号，并设立函售部于上海北山东路26号。
“中国邮学图书公司”，店主谈佐麟。1944年从苏州迁到上海，经营中外邮票与集邮书刊。地址在上海吉祥路129号，同时租用上海邮箱4024号。1949年迁回苏州。1951年又在上海南京西路100号大伟行内经营邮票部，不久迁到南京西路190号西部福利公司二楼，后来又搬到南京西路成都北路口开设“亚州邮票社”，“文革”开始后停业。
“大同邮票公司”，店主胡新。1944年起开始经营中外邮票。地址在上海林森中路乐安坊19号，同时设函购部租用上海邮箱4057号。1949年以后，胡新将大同邮票公司迁往香港。胡新曾任香港的邮商会会长。
“碧浪邮票社”，店史济人。三十年代未或四十年代初开业，初期只经营通信买卖邮票，主要供应中国中期邮票、复体邮票及解放区邮票。1947年增设门市部，在上海市中华路1341号，仅维持了三个月停关门了。函购部在上海老西门庄家街68号。1949年以后，放弃邮票社名义，改用“史济人”个人名义经营邮票，“文革”开始后停业。
“汇文邮票社”，店主谢朴。1935年创办于杭州，1938年春迁到上海，租用上海邮箱1389号，进行通信买卖，收购当时行用的中国邮票，出口国外，交换外国邮票，批发给各地邮商。1941年春，改为租用上海邮箱5009号。1949年初，谢朴去世，汇文邮票社停业。
“万象邮社”，店主包正力。从1945年起，租用上海邮箱435号，进行通信买卖邮票。社址：上海万竹街107号。1957年公私合营时停业。
“上海集邮社”，店主邓伯昭。1936年4月改名为“东方集邮社”，不久歇业。社址：上海天潼路5146弄G41号。
“樱桃邮票社”，店主张杰。专门收售交换各国邮票及各种邮票册。社址：上海菜市路十六弄三襄坊第7号元昌广告公司内。
“迪民邮票社”，店主陈北麟。约1944年开业，“买卖中外邮票”。1966年“文革”开始停业。社址：上海新昌路太平弄56弄19号。
“业余集邮社”，店主王燮如。专营“通信交换买卖中外古今邮票”。零售兼批发。社址：上海四川南路42号。
“国信邮票社”，店主章彭年、卢绪澜。“专营通信买卖古今邮票”。社址：上海南无锡路45号。
“近代邮票社”，店主顾培钧。是“近代邮票批发商”，交换买卖中外邮票。社址：上海象山路143弄11号，同时租用上海邮箱373号。
“复兴集邮社”，店主陈德清。“专营收买出售中外邮票”。社址：上海江西路325号。
“新生活邮票公司”，店主王明才。“专门通信买卖交换近期国邮”。地址：上海海宁路929弄5号。
“经纬邮票社”，店主梁有成。周正。“专营买卖交换各种邮票”。门市部在上海四川路570号，同时租用上海邮箱1810号办理函购。
“友联邮票社”，“买卖中外邮票”，社址：上海三马路石路东首同安大楼115号。
陈德清，上海浦东人。30年代在上海英商太古洋行任职员，是位集邮家，以集外邮为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太古洋行被迫歇业，陈德清失业，于1942年上半年前后，在上海江西路325号开办了“复兴邮票社”，其实只是在江西路弄堂口一家钱庄里摆了一张小写字台，挂牌而已。
陈德清虽说是在经营邮票，实际上是以邮会友，并不以盈利为目的。他们售品绝大多数是自己的藏品，售价比同行便宜许多。复兴邮票社开设大约只有三年多的时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他便又重回洋行任职，业余仍然集邮。
大约80年代初，陈德清病逝。
地址：上海象山路143弄11号：上海邮箱373号。
交换买卖邮票，是近代邮票批发商。
复光集邮社
店主：陈德清
地址：上海江西路325号。
约1940年开业，1945年停业。
“专营收买出售中外邮票”。
附图广告刊于1943年12月1日上海了版的《邮话》第24期上。
陈德清曾任新光邮票会理事。
新生活邮票公司
店主：王明才。
地址：上海海宁路929弄5号。
“专门通信买卖交换近期国邮”。
附图广告刊于1946年6月11日上海出版的《新光会刊》第3期上。
经纬邮票社
店主：梁有成、周正。
地址：门市部在上海四川路570号；上海邮箱1801号。
“专营买卖交换各种邮票”。
附图广告刊于1944年7月上海出版的《邮话》第31期上。
友联邮票社
地址：上海三马路石路东首同安大楼115号。
“买卖中外邮票”。
附图广告刊于1944年7月上海出版的《邮话》第31期上。
“亚州邮票社”，租用上海邮政信箱1167号，买卖交换中外邮票。
“中国亚州邮票公司”，1940年成立。
“新新邮票社”，店主夏镇波，夏镇涛。社址：上海林森中路697弄19号。
“光华邮票社”，社址：上海南成都路50弄5号。
“维多邮票社”，店主沈清。“专营买卖邮票”。社址：上海武定路32弄27号，后迁上海肇同路77号。
“金海邮币社”，店主张瑛。经营“名贵稀币”，收购、寄售、拍卖多种方式。社址：上海北京路137号。
“平安邮票社”，“买卖中国邮票”，社址：上海河南中路155号。
“邮票通讯拍卖”，主办人应诗瑜。每月举行一次。地址：上海泰兴路寿椿里3号。
“锦春邮票社”，租用上海邮政信箱4250号，进行通信邮票生意。
“顺昌邮票社”，租用上海邮箱2252号，进行通信买卖中外邮票。
“伟康邮票社”，店主王伟康。“专营买卖交换中西邮票”，社址：上海大通路334弄7号。
“光星集邮社”，店主林庆安。“经营中外邮票欢迎交换”。社址：上海泰康路西林里2号。
“卿记集邮社”。“通讯交换买卖代售各种集邮用品”，租用上海信箱1094号，进行营业。
“邮谊社”。租用上海邮箱345号，进行买卖邮票的业余集邮家的服务组织，自称“新型的邮票社”。
“昆山邮票社”，店主徐师亮。“出让华邮套票西邮袋票”，租用上海邮箱433号，进行经营。
“大同邮票社”，店主俞虞臣。“专营通信买卖交换中外邮票”。社址：上海天主堂街42号。
“青年邮票社”，店主顾杏生。通信交换买卖邮票。社址：上海安平街52号。
“国际邮票社”，主办邮票通读拍卖业务，每月一次，同时买卖中外各国邮票。租用上海邮箱1094号进行业务。
“艺果邮票社”，店主桂志和。主要经营中国邮票。社址：上海静安寺路1688号，后来迁到上海武夷路77号。
“新生邮票社”。“专营买卖中西邮票”，租用上海邮箱754号，进行通信交易。
“良友集邮服务社”。“专营买卖各国古今邮票，不设门市，只限通信”，租用上海邮政信箱第4026号，进行交易。
“华北邮票社”，店主李纪润。“专门买卖华北六省加字新旧邮票”。社址：上海泰山路424号楼上光华贸易商行。
“重庆景侣邮票公司上海洽处”，租用上海邮箱4039号，进行联系。
“东方邮票公司”，店主柳至川。“专门供给西洋成套邮票与国内邮商”。地址：上海黄家沙7号。
“华中邮票社”，店主梁锦洪。“买卖交换中外邮票”。社址：上海四川路681号，同时租用上海邮箱5003号，办理函购业务。
“新华邮票公司”。“专营通信买卖交换中外邮票中外钞票”。通讯处：上海邮政信箱第4001号。
“友讯集邮服组”，负责人方殷（杨毅）。“专为邮友忠诚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交换征求或出让金元票。”地址：上海南市码头街144号。
“光星邮票公司”，总经理方慧清、副经理方梦日。1949年3月开业，“买卖中外邮票，欢迎通讯交换”。地址：上海晏海路计家弄38号。
   国光邮票社店主何堪，主营世界各国邮票，曾出版《邮花杂志》。地址：上海福熙路四明屯91号。
“万国邮票公司”，自无锡迁至上海西摩路280弄10号。
“一德集邮社”，自四川万县迁至上海圆明园路169号217室，设函购部于上海漂阳路源茂里28号。
“公平邮票公司”，店主冯云浦。地址：上海四川路慈昌里A10号。
“鸿雁集邮社”。社址：上海古拔路61弄18号。
“大可邮社”。社址：上海界路均益里27号。
“增你智集邮社”，店主周正，原是经纬邮票社的两位股东之一，后来梁有成撤股，由周正一人独自经营，改名“增你智集邮社”，社址仍在上海霞飞路1412弄10号。
“先施邮票社”，社址：上海南京西路857号。
“合众邮票社”，店主徐美燧。社址：上海成都路183弄7号。
“大光邮票社”。社址：上海法租界白尔部路澳阳里23号，同时租用上海邮箱4129号。办理函购。
“联合邮票公司”，店主张荛峰。地址：上海常德路637号。
“汤荣昌烟杂店”，店主汤荣昌。专门收购、清洗、整理废旧信封上的邮票，供应出口商。地址：上海浙江南路。
“新大昌邮票社”，店主何雨亭。社址：上海新闸路池滨路227号。
“张葵臣业余服务”。地址：上海厦门路157号。
“华东邮票社”，店主俞润泉。社址：上海福佑路256号。
“上海邮票社”。社址：上海霞飞路531号。
“华洋集邮社”。社址：上海城隍庙。
“倍高邮票社”。社址：上海北四川路4号。
“玲珑邮票社”。
“蟠龙邮票社”。
“韬光邮票社”。
“缤纷邮票社”。
“集成邮票社”。
“方寸邮票社”。
“歇浦邮票社”。
“丽光邮票社”。

上海还有一些人，并无店名，只以个人姓名经营邮票者。他们当中不少人是业余从事邮票交易，有的是曾在上海从事过一段时间邮商的集邮家，只有一部分人是下海的专职邮商，在专职邮商中有的人虽然有邮票社，可是用自己名字的时间比用邮票社名字还更长，更响亮，如严西峤。
已查考出用个人姓名从事邮票生意的人有：
范广珍、严正、陶人影、薛福中、朱朴庐、王振家。施文骥、范极、周祖贞、张洁斋、戴礼轩、胡伟民、潘天启、陈倩、陈绍周、沈中源、陈竞斋、马则新、陈世明、朱泽民、李长海、万衡山，方禾青、吴愚全、陈松锐、李之仁、黄德光、蒋清如、顾自铭、朱崇彬、沈昔斯、戴鸣则、林春荣、冯云浦。

上海的集邮用品厂商
“协进文艺社”，店主郭永斌。专门生产各种邮集、邮册、护邮袋、邮票钳等集邮用品，也从国外进口胶水纸，放大镜，防水透明纸、铝质量齿尺、验水印器等。
社址：上海江宁路1080弄125号，同时租用上海“玫瑰园”，店主姜梦飞。“专印制各式集邮簿册、活页票插、大小玻璃纸袋，新邮票保护袋，量齿尺、卖品目录、收价表及其他工商业印刷品等”，也经营中国及远东各国邮票。
地址：上海西门路天和里14号，同时租用上海邮箱4044号。
除上述两个厂家外，上海还有：梁芸斋（1894—）广东南海人。
梁芸斋在上海海关任职近40年，是一位著名集邮家，也收集古钱币、纸币、电车票等。
从20年代未开始，梁芸斋便在上海出版的邮刊上登广告出售“保护邮票袋”，到40年代初，还增加“芸式邮票夹”。他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集邮用品生意，既由国外进口，也自己设计和生产。
梁芸斋曾任中华邮票会董事兼藏书处主任，新光邮票会主席理事。
附图广告刊于1940年6月上海出版的《新光邮票杂志》第八卷第4期上。

上海的邮票市场
40年代末期，上海主有两个邮票市场，即邮票摊群。
一个在上海四川路桥南堍，经营者主要有沈锡成、叶少亭、包正力、王家驹、杨毅等。
另一个在上海河南路棋盘街，经营者主要有邵玉麟、顾金桃、包伟民、林子堂等。

上海的外国邮商
在旧中国，上海是外国邮商最多的城市，与天津、哈尔滨等地的外国邮商相比，邮票商店规模大，经营邮票的外国人多，并且有数家外国邮票公司，还用英文出版过中国邮票目录。
品斯（C•PIENS英国人）是上海最早从事邮票买卖的外国人。此人原为上海屈臣氏汽水公司经理，酷爱集邮。从1910年前后起便以经营邮票为副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邮票相当便宜，品斯人欧洲买了许多邮票，复品也不少。
品斯曾主持上海鲁意斯摩拍卖行的邮票拍卖业务多年。其人素性傲慢，人缘不佳，但是为人尚称正值，他曾从德国购入大批加盖“临时中立”字样邮票，后来被鉴定为伪品，他便将存货扫数销毁，不再出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汇回升，中国邮票从欧洲再返回的贷源逐渐减少，品斯的业务也趋于衰落。后来，品斯病逝于上海。
薛多尔（THEODRE SIDDALL美国人），与品斯同时从事邮票生意的外国人。他待人殷勤多礼，集邮人士都乐于与他交往。其人腿有残疾，行走不便，可是却极为热心集邮活动，每逢集邮者聚会，无论酷暑严冬，还是狂风暴雨，他总是持杖出席，从不间断。1925年，他编印出版英文版的《中国及商埠邮票目录》，是最早的一本华邮专门目录，影响很大。晚年歇业后，迁居菲律宾，但是只过了一年，便又重返上海，准备恢复原来的邮票业务，然而却不称心，郁郁以终。
巴巴多波罗（PAPADOPULO希腊人），薛多尔逝世后，遗业由巴巴多波罗继承，取名“斯蒂券邮票公司”，最初在上海文监师路142号；后来迁至上海大同路101号披亚士大厦三楼68号；三十年代末，又迁到上海静安寺附近。
司蒂芬自称“中国最大的邮商”，专售中外邮票、邮具、邮污、胶纸、票钳、显微镜、水印盆等。备有“各种选票簿，只须有切实保证人或略寄信用金来，即可寄送。自印邮票目录，函索即寄。为推广在华销路起见，对于华人主顾，格外欢迎。”
巴巴多泊罗曾任上海外国组织的“上海邮票会”拍卖部主任多年，此人私心甚重，经常以不公正手段将拍品低价据为已有，最后被取消主拍资格。日本军队完全占领上海后，将欧美侨民集中于集中营内，巴巴多波罗夫妇也不可幸免，从此终止了他的邮商生涯。
施开甲（RSCATCHARD英国人），任职于上海工部局工务处，管理租界建筑施工制图。他是位集邮家，专集远东各国邮票，业余兼做邮票生意。施开甲为人忠诚和蔼，与上海各国邮人都能友好相处。
上海著名邮商陈复祥介绍施开甲与周今觉相识。周通过施开甲从费拉尔遗孀手中以银2500两的代价买过来红印花“小壹圆”四方连邮票。
1924年5月15日，施开甲给周今觉的信中写道：“支票二千五两奉到，如不能购得足下所欲得之票，则将原款璧还”。
余将竭力效劳，但恐此妇只肯将全部包括世界各国一并出让耳，姑试为君图之。请勿向任何人言及此妇，因行名薄中有彼地址，可能为他人捷足先得也。
余认为二千五百两单购华邮部分实为善价，但女子往往良机当前，让其错过。余觉华邮部分不宜再增价过多，或者由余独往全集购下，然万不能出一万二千两之数，且须仔细阅过方可。余将试于星期六往”。
休门（A、SCHUMANN俄籍犹太人），1923年休门夫妇到上海开设“美古邮票洋行”，“出售中国名贵邮票、英属地邮票及欧洲成套邮票。兼售贴票簿及集邮用品”。地址：上海爱文义路1237号。
休门夫妇性格开朗，待人热情诚恳，买卖公平，人缘甚好，中外集邮人士都乐于前往，业务十分发达。
1942年，以“美古邮票公司”名义，出版《中国邮票专门目录》，后来又出版《满洲国邮票目录》。
1950年，休门夫妇结束美古邮票公司业务，携货随前苏联接侨船，喜归故土，准备度其幸福晚年。不料进入前苏联境内后，休门即告失踪。
罗门（ROMAN俄籍犹太人），原来是搞运输行业的，后业兼营邮票。开始时邮识甚浅，备货寥寥无几，而且都是外国廉价邮票。后来，罗门认识了陈复祥，得到他的指导和支持，业务才迅速发展，并且开始经营早期中国名贵邮票。
罗门邮票社（公司）“专门买卖高贵华邮”“出售苏俄及英属地邮票”。地址：上海法租界环龙路B字97号，同时租用上海邮政信箱601号。
1941年，由陈复祥负责编写，出版了英文版《中国及商埠邮票罗氏专门目录》，在集邮界影响很大。
1949年10月后，罗门因间谍罪，被上海政法机关逮捕，邮票及其他财物被查没充公。
在上海还有一些外国人兼职做邮票生意，如布许（E、BURCH）、罗伟廉（德籍犹太人）等。

解放初期的上海邮市
约三十年代中期，上海邮政管理局开始设立集邮台。当时叫“上海集邮组”，设在上海北四川路口的上海邮政局三楼，集邮组独占一间房，有柜台和桌椅，窗明几净。工作人员都是懂集邮的青年人。
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后，最初尚未干涉邮政。中华邮政总局虽已撤到重庆，但是仍然指挥着沦陷区内各级邮局。上海邮政当局俨然有沦陷区邮政总局之姿态。集邮组也还供应各种邮票。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上海租界也被日军强行接收。邮政大权从此落入日伪政权手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上海邮政局集邮组的业务，进入鼎盛时期。
1949年5月以后，上海集邮组继续营业，邮票供应也很丰富，现行邮票一应俱全，还有不少是邮局窗口早已停售的套票。
五十年代初，上海的邮市是以南京东西路为主线，从东到西，大小邮票社、邮票摊不下数十家（个）。首先，从福利公司（俗称“老福利”，南京西路称“新福利”）起，由于生意清淡，将部分柜台出租，曾经营“年代邮票社”的顾培钧也租了一个柜台，出卖中外邮票。后来福利公司歇业，顾培钧迁到沙市路口乐达尔西服店内继续卖他的邮票。上海四川中路（南京东路附近）的“成记邮票社”，曾一度名声很高，业主袁必成去香港经营“成记邮票社”后，上海的“成记邮票社”业务一落千丈。为了维持生计，每周一次的邮票拍卖会倒是还举行，然而却是相当勉强，过了段时间也停业。
上海四川中路曾有大小钱庄十余家，主要经营中外币兑换业务，有的也做生意。后来，由于金融管理办法改变，全都结束了营业。只剩下几个邮票摊仍在经营，香港路口有家金鹰药房，蒋锦松曾在此下海做过一段时间的邮商。在隔壁大楼的楼梯处有多人设摊，出卖邮票。沈钧成（阿发）最为突出。高中档邮票都能配到，有“纪20错版“、淮南票、“放光芒”等出售，还有老山东、黄家驹、叶少亭、包正力（阿无）等人。
上海四川中路滇池路对面是罗遇时开设的“大众邮社”，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对面原费文元银楼关闭后，店面出租，后面有一小间，由徐星瑛，王富鹤、张启华三人合租，每人设一个柜台，由于不是店面，顾客较少，只能做老主顾的生意，后来因为拆房，三人便分散经营。
徐星瑛迁到现在上海邮票公司附近一家照相器财商店里经营中外邮票；张启华则回到福建路广东路弄堂口刨花堂里出售邮票，1956年公私合营后并入工厂。
上海河南路（福州路与广东路之间），有好几家邮票社和邮摊。杨毅（方殷）在眷写社内设邮票专柜。斜对面的平安大楼门口，邵玉麟设摊经营邮票。隔壁弄堂内老聋子收旧货。也卖旧邮票，1元钱一市斤。
浙江中路479号的钟笑炉，在将广东袜厂百货店关闭后，在其住家二楼，经营邮票业务，名为“近代集邮商店”，“买卖近代邮票，发售近代邮刊，兼售集邮用品”。
五十年代初，新光邮票会拍卖部，星期日下午2时至5时，星期三晚7时至9时，隔周间接举行，地址在上海延安中路金门戏院斜对过828号二楼203室。拍卖目录由朱朴庐负责。
南京西路1000号，谈佐麟开办“大伟行邮票部”，“专营稀罕的中外邮票，著名的邮书刊”。不久停业。
   南京西路成都路口的“亚洲邮票社”，业主谈佐麟，经营中外邮票地、集邮用品及集邮书刊。
上海南市老城隍庙大门内，史济人开办着“碧浪邮票社”，每月举行一次“邮票通讯拍卖”。
陆静哲租用上海邮箱517号，每月举办一次“业余通迅竞卖”。
天津路的赵世骏在家里开设“博士邮票社”，专营高档邮票，兼营出口业务。据说他是上海获准进行邮票出口生意为数甚少的几位邮商之一。
湖北路汤荣昌烟杂店，是多年来就经营旧邮票生意的，五十年代初，仍做100枚邮票一捆的普票，供应出口商。
南京东路114号，有顾培钧开办的“福利公司邮票部”，后来迁到成都路口。
成都路威海路附近，陆静哲（福山）曾在此设摊卖过邮票，后来改为在家制做邮票册。
北京西路650弄内（石门一路附近），有薛福中的邮摊，后经徐沛然介绍在南京西路茂名路对面镜框店内开设“福中邮社”。六十年代，薛福中去澳门定居，曾任澳门邮票会会长。
陈北麟曾在北京西路成都路附近设店面经营邮票生意。弄堂内有柳至川经办的邮票公司办公室，负责邮票邮出口业务，后来柳至川去了香港。
南京西路南汇路对面静安别墅旁，宣鼎开办一家邮票社，专门经营外国邮票地。1981年7月3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鼎因诈骗罪和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宣判书中说，宣鼎于1946至1958年间在上海南京西路摆设邮摊，买卖邮票。邮票进出口业务为中国邮票总公司后，他改行到上海人造板厂工作。1961至 1964年间，他违反海关规定，利用邮票走私，被海关查获，没收311个邮包。1979年，宣鼎又利用赠送和代购物品为诱饵，骗取内蒙古，新疆等地6个邮电局7名职工为他盖销倒换日戳，伪造集邮品首日封，实寄封共500余件，其中大部分寄往国外。
江宁路对面，有一家出售工艺品的商店，邮商陈海忠曾设立过一张写字台，经营邮票生意。后来，陈氏全家去了香港，定居美国，以经营古玩为业。
南京西路西路附近，有马福有开设的“德孚邮票社”。
延安中路840号，儿童剧场斜对面是“普饴邮票社”，业主林子堂（聋鬅），店东面就是原新光邮票会的会所。
延安中路华山路口弄口有何雨亭（老广东）的邮摊。后来，何氏全家迁居香港。
淮海路上有包伟民开办的“伟民邮票社”，经营中外邮票，兼营香烟图片。
思南路对面曾开办过“湘洲邮社”的主人傅湘洲摆的邮摊；思南路南昌路口有谈贵生经营的华外邮票社。
新闸路济库里15号（石门路口）有张天铎经营的“绿光邮票社”。
愚园路605弄内有苏州已故张景孟开办的“五洲邮票社”，那时是由其子张心华主持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