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申报》地图

龙龙的龙

      140年前的1872年，《申报》创刊；100年前的1912年，史量才接手《申报》；80年前的1932年是《申报》的大庆之年，著名的《申报》地图随之诞生。

一

       两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商人美查到中国经营茶叶和布匹。在生意不顺的时候，他决定投资文化产业，《申报》遂于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刊。“申”是上海的别称，据说源于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申报》是旧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是中国现代报纸的开端和标志，上海很多老人至今仍将报纸称作“申报纸”。
        美查1889年回国安度晚年并于1908年去世，1909年国人席子佩正式接手《申报》，由于经营不善又于1912年10月正式转让给史量才（1880—1934年）。史量才成功地将报纸发行量从7千猛增至1932年的近20万份，开创了该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他也一跃成为中国报业大王并被推举为世界报业大会副会长。上海人把英国人亨生发明的私人豪华马车称为“亨斯美马车”，把拥有这种马车的人称为“大亨”。致富后的史量才成为中国拥有这种马车的第一人，堪称中国第一位“大亨”。
       到上世纪30年代初，申报馆集聚的财力已相当可观。1932年是《申报》创刊60周年，整整一个甲子，也是史氏接手《申报》20周年，意义非同寻常，因此史量才很早就积极筹备大庆。1930年秋，在一次商讨纪念活动的聚会上，中国地质学的开山鼻祖丁文江（1887—1936年）提议编制地图。史量才在《中华民国新地图》序言中对此事有详细记述：“申报既确立方针，将廓大为群服务，会六十周年且至，集同志谋所以纪念，或请设边疆旅行团，丁先生文江曰：‘诚欲从事边疆调查乎？一、图，二、籍，斯为主要。籍无论己，顾安所得精且确之地图者？权轻重，较缓急，盍先事制图乎？吾国自清康乾后，局部测绘，有之，汇合以成全国精图，殆犹未也。其先事制图便！’则皆曰：‘善’！议以决，时民国十九年秋也。”
       丁文江建议编制地图绝非心血来潮。1913年，丁文江创办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并任首任所长，该所被誉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轫地和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蔡元培语）。该所图书馆（现中国地质图书馆的前身）号称东亚第一地质图书馆，搜集的实测地图当时在国内首屈一指。丁文江提出编制地图，就是希望将这些成果用于公开出版，惠及社会大众。后来曾世英说：“地质调查所图书馆以十余年之精力，搜藏图籍至富，适申报馆欲以地图纪念其六十周年，本图遂得材料之供给、财力之资助，而完成焉。”正是由于丁文江及其创立的地质调查所的巨大贡献，后来《申报》地图的署名丁文江居首，并在国外被直接称为丁氏地图（V.K.Ting Atlas）。
        除了地图，申报馆为纪念60周年还出版了《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申报丛书》《上海名人词典》《上海文库》和报纸“读者问答”、“读者顾问”等栏目的汇编，创办了申报图书资料参考部、新闻函授学校、业余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流通图书馆等，做了不少公益事业。
        1931年9月1日，《申报》刊载《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年宣言》，宣布“于今日起划此一年度为纪念年”，提出将着力宣扬科学、剖析经济、关注社会问题、沟通政府与国民、激励青年、鼓吹移民殖边、促进国家和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可谓志存高远、雄心勃勃。
        然而，接踵而至的九一八事变令时局动荡、国难当头，《申报》的很多纪念活动都无法如期完成。特别是在1932年1月28日至3月3日的淞沪抗战中，史量才集上海各界名流组成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并被推选为会长，忙于筹款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到4月30日，十九路军全线撤退，上海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申报》无心庆生，只在时评中写道：“60年中殆无一日非国难，60年来之本报可谓一部国难实录，一部鞭痕层叠、血泪交织的丧礼日志”……

二

        地质调查所在北京兵马司胡同9号（现15号）的图书馆、办公楼、研究室3栋楼分别于1921、1929和1930年建成。后来，1952年成立地质部时这里曾是其办公地，后又不幸沦为大杂院。进入新世纪后，国土资源部积极协调对该处的保护，它于2011年3月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这座有着不同寻常意义和经历的小院，也是《申报》地图的诞生地。
       时间拉回到1930年的北平。当年秋议定编制地图后，这项工作很快就在地质调查所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自1921年丁文江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到1938年，另一位中国地质学先驱翁文灏一直代理、担任所长。具体主持编图的，是著名地图学家曾世英。
       曾世英（1899—1994年）1920年到天津顺直水利委员会开始从事制图，1928年该会改组为华北水利委员会时被任命为绘图室主任。由于不满该会外国人当权、只为保证天津租界免受水灾服务，1929年他经该会测量处主任吴思远介绍结识了丁文江。当时丁文江应铁道部之约踏勘计划中的川广铁路，需要一位精通测量的人相助，曾世英遂欣然随丁文江入川并于1930年完成勘测任务后转入地质调查所编图。
       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3人商定图集编纂原则后，1930年冬，曾世英邀请方俊襄助，并物色了安炳焜、杨秋涛、李树明、王锡光等10余位绘图员在地质调查所夜以继日地编绘地图，平均每天工作竟达到12小时。他们参考地质调查所中国测制的7700多幅地图及国外1500多幅英、德、法、俄、日文中国实测地图，且编图且制版，于1933年3月完成《中华民国新地图》的编制及雕刻铜版任务。由于当时国内印刷水平不够，只得拿到日本东京的小林又七印刷厂印刷。
       之后，由于《中华民国新地图》难以普及，决定另出其缩编本，不到半年又编成《中国分省新图》。图编好后，有人主张仍去日本印刷，在曾世英的主张下，该图交由上海中华书局印刷所（现中华印刷厂的前身）印刷。通过该所的努力，16开本、定价2.5元的《中国分省新图》于1933年8月16日先于其母本出版。《中国分省新图》出版后销售甚速，于半年后的1934年2月16日即再版。
       1934年4月20日，时隔《申报》60大庆两年之后，8开本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姗姗来迟，终于面世。其定价是《中国分省新图》的10倍，各方面的价值也高出不少。

       这两种地图，封面均标明“申报六十周年纪念”，统称为《申报》地图。编纂者均署为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其中，“丁氏创其计划，翁氏定其体例，曾氏则任其工作”（王庸《中国地理学史》）。
       与此同时，曾世英和方俊还校订了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编制，刘季辰、李庆长编绘的《中国分省图》。该图于1934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比《申报》地图有所逊色，但发行量也很可观。

三

       《申报》地图成功推出后，催生它的两位元老却连遭不幸。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聘请黄炎培做设计部长，李公朴主持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在报上发表宋庆龄、鲁迅、巴金、老舍、茅盾、陶行知等进步人士的文章。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独裁政治，在1932年的一次会面中以“我有100万读者”回应蒋介石“我有100万军队”的威吓。1934年11月13日下午3时许，史量才与妻儿等乘车由杭州回上海，至海宁附近翁家埠达闸口时惨遭国民党特务枪击遇害，1936年春被秘密安葬在西湖西边天马山、吉庆山、鸡笼山环抱的山麓。他死后，报界再无人敢与国民党抗争，《申报》趋于保守并在抗战胜利后完全被国民党所控制。
       1936年1月5日，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不幸殉职，以其“死在哪里葬在哪里”之遗嘱被安葬在岳麓山上。
       1956年，丁文江去世20周年时，胡适完成了他最长的传记、给新体传记作示范的《丁文江的传记》。此书出版后，李敖在书评中论其不足时说：“简略之处如提及丁文江对地理学的贡献，似应该把他与翁文灏、曾世英合编《中华民国新地图》《中国分省新图》的事叙述一下，这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且前后编绘花了两年半的时间，也是丁文江的重要著作。”
       1936年8月10日，《中国分省新图》第三版出版。该版在首页加印立体图一幅并附赠红绿眼镜，显得十分超前。翁文灏在三版序言中特别提到方俊（1904—1998年）的贡献。其实，在编制初版《申报》地图时方俊就“始终襄助编纂，厥功最多”。曾世英与方俊经历也颇有交叉：曾世英生于湖北红安，幼时随父母流徙到江苏武进，而方俊虽生于广州，原籍却正是江苏武进；方俊小曾世英5岁，曾世英享年95岁，方俊享年94岁；曾世英毕业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科，方俊在唐山交通大学读的也是土木工程；中途缀学后，方俊于1926年也进入天津顺直水利委员会从事制图，后来二人先后转入地质调查所并成为编制《申报》地图的骨干。由于种种原因，《申报》地图没有方俊的署名。对此，丁文江去世前还专门谈及方俊“既图上无名，稿费也无份，我们是很对不起他的”。后来，由于翁文灏的推荐，连大学文凭都没有的方俊得到奖学金赴德国耶那的地震研究所学习，奠定了他一生研究的方向。
       1937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也出版了第三版的《中国分省新图》。
       1939年8月10日，《中国分省新图》第四版出版，中国地形图编纂会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曾世英在本版序言中提出了实现地名标准化、仿效欧美国家设立地名审查委员会的主张，是他后来献身地名学的早期伏笔。
       四版出版的同年同月，由曾世英、方俊、周宗浚编纂的1：300万《中华民国地形挂图》及《中华民国地形挂图地名索引》由申报馆出版。这张挂图是建国前最好的全国地形挂图之一。西柏坡毛主席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幅这种挂图，纪念馆为确认该图价值还派人专程走访过陈述彭院士，1997年5月该图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鉴于地质调查所图书馆搜集的地图资料更加丰富，曾世英、方俊等就牵头于1947年3月开始继续编图。到1948年7月1日，《中国分省新图》第五版出版。至此，《中国分省新图》所有5版全部出齐。

四

       五版出版后，后续编图并未停止，直到解放前夕被迫中止并于1949年2月将完成和半成的图稿由南京运往上海申报馆。同年4、5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5月27日，《申报》因系国民党官方报纸被停刊，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翌日在申报馆出版第一期。
       6月初，曾、方二人同往请示时，编图之事得到解放日报社长范长江和副社长恽逸群的积极支持。7月，解放日报社设立舆图部并由曾世英负责继续编图，图名被称为“中国人民地图”或“人民图”。到1951年3月，该图全部46幅图的编绘、清绘任务完成，并于1950、1951年先后交北京新华印刷厂制版印刷。遗憾的是，因为国界线问题图集半途停印，没有公开出版。曾世英后来谈到：“解放前新图未能尽事，建国后在《解放日报》的支持和出版总署的重视下，才得完成。新图在资料更新、图集结构、制印工艺等方面都较《中华民国新地图》有所改进，但因故没有问世。16开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1957年出版后深受好评，实际上是该图的缩编本。”这本有着《申报》地图血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而且是使用较广泛的普通地图集”（喻沧、廖克：《中国地图学史》），至今多次再版，成为中国地图出版社的品牌图种。
       新中国成立后，地图出版的特殊性很快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1950年5月，解放日报社舆图部移交出版总署，改称新华地图社，曾世英任社长，并于1953年3月迁北京。1954年12月9日，公私合营地图出版社（即现中国地图出版社）正式成立，曾世英任副总编辑，这里唯一的“公方”正是新华地图社。
       建国后，方俊转入地球形状学、大地重力学研究并于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世英则在编制多种重要地图的同时主要致力于地名学研究。晚年的曾世英谦虚地说：“我很惭愧。因为我虽然工作了60多年，但归纳起来只不过做了两件事：一是参加编绘了《申报》地图，再则是做了一些关于地名方面的研究。”
       1955年11月，经地图出版社请示文化部，确定以后出版有关中国地图时均不再填年月，版权页载明“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绘制，国内行政区域按新资料订正”。对此，曾世英说：“这是主管部门所作的指示，估计是在分析对比各种当时流行的地图后，认为该图比较精细。”检视建国以后国内出版的地图，版权页的这句话后来略有调整，直到1963年前后“申报”的字眼才完全消失，说明改为“中国国界线画法按照本社出版的某某地图绘制”。
       1936年4月9日晚，张学良亲自驾机赴延安密会周恩来，到翌日凌晨4时会谈结束临行前，张学良赠送《申报》地图给周恩来，并相约“共同保卫中国”。2006年9月出版的《地图的发现》一书提到此事，不料这居然引出了这本《中华民国新地图》的下落：当年周总理将这本地图转给了负责后勤工作的杨立三，建国后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杨立三又转给了在其属下受命编制全国兵站和油料供给点的唐成仪并一直由唐家珍存至今。
       1987和2007年，同样得到幸运保存的全套《申报》两次影印出版，为这份名报留下了永久的纪念。作为报馆，出版地图多少有点剑走偏锋，该图成为“中国现代地图的里程碑”则更属意外收获。梳理新中国地图出版的历史，从机构、人事、图种等各方面我们都不难发现《申报》地图的影响，因此陈述彭盛赞《申报》地图“影响之久几及半个世纪”。直到今天我们翻阅《申报》地图时，熟悉感、亲切感会扑面而来，就是由于现在的地图从《申报》地图那里继承了太多太多。
       当年，《申报》地图在广受好评的同时，累计销售20余万册之多，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在今天的收藏市场上，《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地图》的价格已经分别达到数千元和数百元，比同期的书籍和地图高出不少。当然，《申报》地图绝非完美。由于民国期间没有全国统一的基本控制测量，实测地图各自为政、无法整合的问题十分突出，《申报》地图终究不能超越时代的限制。
       我们今天纪念《申报》地图，除了怀念先驱们的爱国、进取和严谨，他们把最新最好的测绘成果奉献给社会和民众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对那些值得永远珍藏、珍视的经典，我们常常会冠以“永远的”，比如，永远的邓丽君、永远的香格里拉等。今天，我要毫不犹豫地把这顶桂冠献给《申报》地图，它绝对当之无愧……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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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龙的龙 发表于 2019-4-2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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