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快乐集邮!" 2025-4-20 22: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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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H.B.Morse)是最早站在西方立场对近代中国通商口岸进行学术性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中朝制度》一书旨在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其中大量篇幅涉及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开放的口岸。他的研究提供了认知从传统的"十三行"操纵控制的广州口岸到近代"条约口岸"运作制度的粗略框架,只是因为他兼有历史当事人身份,难以免却价值判断,使这部书的学术性受到削弱(注:H.B.Mose,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Revised Edition,Kelly and Walsh,Limited,1913.马士在1910年至1918年间,还陆续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中译本),与马士这一套作差不多同时出版、讨论同一问题的著作还有Ensai Tai著Treaty Ports in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18.)。现代西方研究中国近代通商口岸最具"典范"(paradigm)效应的著作大概非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莫属。这部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着手研究、50年代初出版的著作,以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沿海通商口岸为考察对象,从商贸与近代外交的角度,揭示了"中华帝国"在与西方从事商业往来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近代性变化[3]。该书不仅从近乎一片混饨中将近代中国早期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的历史清理出一个大致清晰的轮廓,而且以隐含在表述中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观念,为后来学者提供了一种中国"近代化"变革的认知模式。费正清在西方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地位由此奠定,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中的"哈佛学派"(Harvard School)由此诞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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