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代统治者在重庆设置的邮驿，主观上是为了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对这一地区施行有效的统治，确保各种物质运输及巨额关税征收，但在客观上则大力开发了重庆（即今重庆市范围至湖北省宜昌市之间）水上交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兴盛和发展。

关键词：清代 , 重庆 , 邮驿

 

“邮驿”是我国“古代政府为传递文书、军报和接待公文人员和往来官员（使客）暂住、换马的场所，并负担有转运、护送官物之责而设立的通信、交通组织，但不传送商民的信件，是政府施行有效统治的工具之一。”其属性之一就是“以人力或物力（车、船、牲畜）相结合的方式，接力传递，逐渐更替”。驿站的出现和发展，在我国有着长远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通信合伙的，始见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到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兴办“大清邮政”，就已有三千余年历史。

西周时期，开始用烽火传递军事情报，春秋战国时期，通信发展有了专用的车和马，秦始皇统一中国，修驰道，车同轨，书同文，开河渠，兴漕运，给邮驿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并建立以咸阳为中心的驿站制度，制订了邮驿律令，为历代建立邮驿制度开创了先例。汉承秦制，邮驿制度进一步完善，隋代“驿传”隶属于兵部，沿用汉制。唐代邮驿空前发展，驿馆、驿路四通八达，全国有驿馆一千余处，分陆驿、水驿和水陆驿兼办三种。到了宋代，邮驿制度有利较大的发展和变革，实行邮驿军事化，以军卒代替民夫，强调邮驿为军事服务，元代版图地跨欧亚，因此大规模发展邮驿，蒙语邮驿亦称“站赤”，故元代邮驿有“站赤”和急递铺两种，全国有“站赤”近1500余处，急递铺上万处。明、清沿袭旧制。清代驿传分铺递和驿递两种，陆驿用马，水驿用船。邮驿有驿丞及州县官管辖，省以下由道员，全省由按察使主管，中央由兵部车驾司掌管，经费随地粮征收，支出统由兵部报销，各地驿站根据地理位置或承担任务的不同而设立。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这种传递公文要件和书信的方式，概称为“驿”或“邮”，合称为“邮驿”。明代的《宛署杂记》解释说：“古，步递曰邮，马递曰驿。”《大清会典》说：“凡置邮，曰驿，曰站，曰塘，曰台，曰所，曰铺。”驿的规模最大，站次之，往下类推，渐次简陋。

驿的长官称为驿丞、驿吏，官阶低卑，没有品级，属于“不入流”的吏员。那些骑马或步行的传递者，一般称为驿卒。因驿不仅有传书送信的职责，除安排驿卒的食宿外，还兼有迎送来往官员的任务，故设有提供吃住的地方，于是驿又谓之驿馆、传舍。驿站实际上是属于兵部领导下的国家通信部门。

清代重庆设置的邮驿主要有水驿、陆驿和铺递三类。中央政府和各地州县对邮驿的管理主要在驿站于铺递的设置、驿递里程的规定、司兵夫马的配备、驿站（以及铺递）经费的开支等方面。其管理特点：一是中央政府实行“邮”、“驿”合并；二是地方州县实行兵房管驿。清末由于邮驿开支巨大、朝官扰驿、开办邮政等因素影响，古代的邮驿制度宣告结束。

水驿清代重庆最重要的是长江水路交通，重庆（今重庆直辖市范围至湖北省宜昌市之间）的水驿始于唐代，明代在元代长江站赤的基础上，设立了更多的水驿，至明代重庆有水驿站点28处。清代初期，因战争连绵不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邮驿也面临驿差繁重、经费不足、官吏骚扰等严重困难。后经康熙朝定驿制和雍正帝治邮驿，形势迅速变化。对重庆的水驿由明代的28处裁并后置13处。分别是：朝天水驿、长寿水驿、东青水驿（今涪陵区）、万县水驿、云阳水驿、奉节水驿、巫山小桥水驿、火烽口水驿、巴东水驿、建平水驿、归州水驿、白沙水驿、东湖水驿。此外，据《重庆府武备志》驿传载，今重庆市内还设有在城水驿、铜罐水驿、鱼洞水驿、木洞水驿（均在今巴南区）、僰溪水驿、石羊水驿、石门水驿、汉东水驿（均在今江津市）、集贤水马驿、襄途水驿（均在今万州区）、五峰水马驿、巴阳水驿（均在今云阳县）、永宁水马驿、南沱水驿（均在今奉节县）等水驿站点。

清代当时长江水路称为东水路。长江水路沿汉东驿、石门驿、石羊驿、溪驿、铜罐驿、鱼洞驿、朝天驿、木洞驿、龙溪驿、蔺市水驿、涪陵水驿、周溪水驿、巴阳水驿、五峰水驿、南沱水驿、安坪驿、永宁驿、龙塘驿、马口驿、高唐驿等入湖广境内。

各水驿站的里程为：渝州（今重庆市）至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为1—2程，计340里；涪州至忠州（今重庆市忠县）为1—2程，计350里；忠州至万州（今重庆市万州区）为1—2程，计260里；万州至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为1—2程，计300里；夔州至归州（今湖北省秭归县）为3程，计330里；归州至峡州（今湖北省宜昌市）为3程，计190里；渝宜段共为12至14程左右，合计里程约1770里。水驿的程限清承唐制：“水驿：逆水行重舟时，河行每日30里，江行每日40里，其他45里；空舟行驶，则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他60里；顺水中，则不管轻重舟，一律规定江河一日100至150里。不按规定办事的要受到处分。”

陆驿明代成都经内江到重庆的成渝干递形成，经康熙年间裁并后，在今重庆市内计12处：峰高驿（荣昌县）、东皋驿（永川县）、来凤驿（壁山县）、白市驿（巴县，今九龙坡区）、朝天驿（巴县，今渝中区）、分水驿（长寿县）、巴中驿（又名垫江驿，今垫江县）、梁山驿（梁山县，今梁平县）、万县分水马驿（今万州区）、五峰水马驿（云阳县）、安平马驿（奉节县）、小桥驿（巫山县）。其驿和站的区别为：“大者为驿，小者为站”。此外，据《古今图书集成》载，今重庆市内还设有温汤驿（壁山县）、百节驿、铁山驿（又名土沱驿）、冷水驿（均在今巴南区）、白渡马驿（今江津市）、什邡驿、刘家场驿、合州驿（均在今合川县）、安稳驿、綦江驿、东溪驿、扶欢驿（均在今綦江县）、白羊驿、太平驿、沙河驿、袁坝驿（均在今梁平县）等陆驿站点。

在今重庆境内朝天驿、白市驿、来凤驿、东皋驿、峰高驿经隆昌、内江、资中、资阳、简阳到成都，乃称为东大路。东大路还可延伸东取分水驿、垫江驿、梁山驿、万县驿、云阳驿、奉节驿、巫山小桥驿入湖北。同时，从万县驿、分水驿、梁山驿、垫江驿经大竹、渠县、顺庆、蓬溪亦可到成都，共14站，称为小川北路。重庆府沿嘉陵江北上设有朝天驿、土沱驿、合阳驿、太平驿至顺庆府（今南充）。重庆府以南从朝天驿、百节驿、白渡驿、扶欢驿、东溪驿、安稳驿入今贵州境内。

    “驿递里程分为三等，最快者每日驰600里，次者为400里，一般为200里。前两者很少使用，凡用者‘皆有规定之事体，滥用者虽总督、将军，亦应得降二级处分’”。另据其它资料载：“陆驿若是马递，快马一天走6驿，即行180里，再快要求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

    铺递又名递铺、铺司。清代在交通方面还存在铺塘汛，分担了一些驿站的交通功能。四川铺递始于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当时清政府批准四川设立铺司，每年支给工食银36000余两。但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时发现“四川并未设立铺司，仍令塘兵传递文书，将铺司工食铺俱乾没入己”。于是，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复奉文“尽行裁革”。直至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才复准设立四川铺司。

    铺递设立的最大特点是因地制宜，量途设铺。清代时，今重庆市范围内有28个厅州县中，乾隆朝时未置铺的有铜梁县、涪州、大宁县、丰都县、南川县、大足县、壁山县、江北厅（今江北区）、酉阳州（今酉阳县）、秀山县、石砫厅（今石柱县）等11个厅州县；就是在设有铺递的州县中，也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定，不求一律平等，多则43铺（如巫山县），少则5铺（如忠州）。到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铺递设置又发生变化：在重庆所辖28个州厅县中，均社有铺递，只是多少不等，多则49铺（如巴县），少则1铺（如石砫厅）。

    设置铺递司兵的原则是：“冲途（即纵横交错的大道），每铺设司兵四名；次冲，每铺设三名；偏僻，每铺设二名。”各州厅县司兵实行“定编定员”，如涪州“共十四铺，每铺兵二名，总计二十八名”。司兵的主要工作是传递公文。“公文到铺后，不管件数多少，必须及时登记在册，步行接力，传往下站”。清代从巴县向西可经佛图铺、石桥铺、二郎铺、白市铺、凤山铺、走马铺、来凤铺、帽子铺、石梯铺、高吉铺、界牌铺、新桥铺、铁山铺、石佛铺、永川东皋驿、土朱铺、耗子铺、邮亭铺、石盘铺、倪家铺、峰高驿、梧桐铺、荣昌底塘铺、高池铺、磁窖铺、安富铺经隆昌、内江、资中、资阳、简阳到成都。按照规定，司兵每日限行100里或120里。

    邮驿管理在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政府方面的最大特点是“邮”、“驿”合并。秦汉以来至明朝，“邮”、“驿”虽常为合称，而实际上却是两种职能不同的组织机构。自秦朝始，“邮”一直是负责公文传递，并主要传递朝廷上的封事、奏疏，以及府、州、县等各级行政机构间的普通文书，它是一种通信组织，也称为“递”或“传”。 而“驿”实际上是一种传达信息的设施，它是只负责提供各种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并兼有招待所性质的组织。二者虽互为补充，但它们毕竟是两套组织系统。而清代邮驿制度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邮”和“驿”的合并，将两套组织系统融为一体。“邮”、“驿”合并的最大优点在于：“把驿站拥有的交通或通信工具（马、车、船等）与传递通信的人（马夫、马卒）紧密地结合起来，克服了旧时期二者相脱节造成的种种弊端，使通信的传递效率显著提高”。此外还能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

    清代邮驿的管理虽比宋元明三代更为有序，效率也略高。但是邮驿的走向衰亡却是社会发展大势所趋。其原因：一是邮驿系统庞大，开支银两惊人，人民负担沉重。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在今重庆市范围内的水驿、陆驿及铺递开支情况为：水驿12处，岁支银8979两；陆驿18处，岁支银10581两；铺递28个州厅县339铺司，岁支银5088两。开支之巨可见一斑？二是许多官吏乃至驿丞等“违反驿规，肆意搜刮，横征暴敛，侵蚀国家，残害人民”加之“驿传经费归入地方财政坐扣，遂成为地方官之利弊……州县分润驿利”。甚至“层层克扣草料……实行夫马摊派，另设文报局代疱”等等。三是清朝末期，帝国主义入侵，我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邮政废弛，驿递迟缓，“裁汰驿站，开办邮政”已成定局。因此，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清政府正式准许将海关邮政更名为“大清邮政”。大清邮政开办后，所有邮件逐步交由邮政寄递，古老的邮驿制度寿终正寝。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邮传部奏请将驿站一律裁撤，1912年5月，北洋政府宣布将驿站全部裁撤。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6月重庆的驿站全部撤完。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四川的文报局撤销，公私邮件悉交邮政局传递。新式邮局的开办，清朝政府的灭亡，是我国邮驿制度灭亡的最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  （清）《重庆府武备志》卷十七至卷二十六

［2］  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9.

［3］  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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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6］  (清)张晋生,等.四川通志(第56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    王纲.《清代四川史》.四川: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